孫小寧：不知為什麼，雖然表面看，《花腔》作為小說的難度係數高，但贏得知識分子共鳴並不難。難的反倒是《石榴樹上結櫻桃》這樣的現實題材。因為有人在糾結那裡面的細節像不像的問題。我在這裡理解為，對於一些歷史處境，大家其實已經有了可以意會的共識，而對現實情境，這種共識很難達成。所以寫作現實題材，對當代作家來說，反而更難。你有沒有感到這種把握之難。是什麼自信支撐著你要完成這麼一個現實表達？
李洱：幾乎在所有的文學研討會上，你總能聽到一個說法：生活太豐富多彩了，超出了作家的想像力。在生活面前，尤其是在當代生活面前，作家們顯得如此無能。其實這個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為什麼？因為作家寫到小說當中的故事，只能是成千上萬上億的故事中的一個。換句話說，它是所有想像中的一種想像，是所有現實中的一種現實。很多現實肯定要大於一種現實，就像二大於一。
以前的作家，在處理這個矛盾的時候，找到的一個基本辦法，就是所謂的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把山西的礦難、河南的艾滋病、火車站的乞丐、洗浴中心的小姐想辦法糅到一起，把人物的命運弄得越來越乖舛，敘事的線索擰得越來越緊，擰斷拉倒，不擰斷絕不罷休。在這個過程中，讀者受到感動，受到刺激，鼻涕一把淚一把的，敘事的目的也就達到了。但是，稍微想一下，這裡面有很多不真實的成分，有很多矯飾的成分，有逗孩子的成分。我更願意把一個故事，幾個故事，老老實實地寫下來，和讀者對話。它很真實，你不能說這不是生活中發生的故事。那麼好吧，咱們就坐下來聊，一頁一頁地聊，誰也別端架子，有那股聰明勁你也別顯擺，至少要先掖著。說說看，你是怎麼理解的，我是怎麼理解的，怎麼會這樣，為什麼就不能這樣，反正是平等對話。在這個過程中，完成對現實的表達。我知道有人說，你寫的不像農村。可當代的鄉村生活，是只能夠用一種模式去套的嗎？要是套不住該怎麼辦？套不住，那可就是石榴樹上結櫻桃了。
孫小寧：從德國總理送中國總理你的小說這一點上看，這部小說確實引起了西方興趣，至少他們願意以此來瞭解中國的現實農村。就我個人猜度，他們是不是對你筆下「計劃生育」與選舉更感興趣呢？
李洱：在沒有跟西方的讀者接觸之前，我的想法跟你一樣，但當我用中文朗誦小說的時候，當德國朋友用德文朗誦小說的時候，我突然發現，中國讀者和西方讀者感興趣的地方，幾乎是一致的，笑，不笑，皺眉，展眉，茫然，釋然，那種情緒的曲線沒有大的差別。
如果有差別，我想，一些我們習以為常的處理問題的方式，他們會感到奇怪，他們會把它看成是中國哲學的一部分。而我們經常會把它看成是世故。其實世故不就是哲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