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小寧：《花腔》是你重要的一部長篇，也是中國作家知識分子題材中的佼佼者。我看重的是它傳達出的知識分子在歷中選擇當中難言的那部分。主人公葛任選擇了隱居，各種政治勢力帶著不同的使命而來，想要把他放在他們想要擺的位置上。通篇都是不同人圍繞著葛任的「有甚說甚」，但這到底通往歷史的真相，還是不同人的「花腔」？小說留給我們許多疑惑。重讀《花腔》，我在想，李洱不是在探求真相，而是在表達對歷史真相的疑惑。
李洱：寫《花腔》的時候我很猶豫，就像走鋼絲。這有點像書中的人物。他們在講述葛任的故事的時候，也是東躲西閃的，不敢一錘子定音。敢於一錘子定音的，肯定是句廢話。事隔多年，我幾乎還能想起書中某一句話是怎麼說的，前面一句是什麼，後面那一句是什麼。因為那種猶豫的寫作加深了我的記憶。可是奇怪得很，如果你叫我把整部小說要表達的意思完全說出來，我又不知道該從何談起。對「歷史的真實」的困惑，顯然是小說要探究的主題之一。可是，經過那麼多人的講述，我們最後看到的真相，可能就是那些材料，那些眉飛色舞的講述，那些腔調。要說什麼是真實，什麼是真相，那麼此時此刻我們正在經歷的事情，就是真實。一分鐘之後，它就成了回憶。當我們拿起筆去記錄的時候，就已經免不了要丟三落四了，要添油加醋了。如果考慮到，小說的那三個人，差不多是槍逼著，或者是在利益和美女的誘惑下，去講述故事的，那麼他們所講的故事與當初的那個真相，距離就更遠了。我比較滿意的是，主人公葛任的命運，通過那些講述還是比較清楚地呈現了出來，絕大部分讀者還是能夠感覺到葛任的基本性格，感覺到他的悲劇性，感覺到他作為一個人在面對歷史，面對現實的時候，要做出一種選擇是多麼困難。我想，這部書的很多讀者，其實都能從葛任身上看到自己的命運。
孫小寧：葛任與瞿秋白，令我想到基耶洛夫斯基的電影《維洛尼卡的雙重生命》，我特別喜歡劉小楓對它的詮釋，一個是另一個的影子。一個痛哭，另一個會有感應。在你創作的時候，葛任與瞿秋白的雙設，是不是你最得意之筆，你是怎麼想的？
李洱：很感謝你的這個理解。那也是我喜歡的一部電影，你的這個比喻很貼切。我承認，葛任身上確實有很多瞿秋白的影子。我多次想過，如果瞿秋白沒有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死去，而是經歷了長征，到達了延安，他的命運會是什麼樣子？死當然肯定要死的，即便沒有肺病，他也會死去的。如果他僥倖沒死，而是通過隱居活到了「文革」，他也會死的，即便他沒有病，小酒喝著，愛情美滿，兒孫滿堂，他也會死的。不過，要把這兩個人做比較的話，我想說，就命運的複雜性而言，瞿秋白好像還比不上葛任。葛任思考的問題，面對的困境，只能比瞿秋白更多，而不可能更少。因為我們的現代史和當代史，越到後來越複雜，有些事情是瞿秋白沒有經歷過的。
孫小寧：我把《花腔》形容成流動的花腔，因為你嘗試了一種正文與解釋性附本互文穿插的結構。韓國評論說：線索很多，但李洱頭腦並沒亂。我的驚歎也在這裡，我理解，這都是你的謀篇，一切都統在你要完成的對中國一段歷史的看法上。這可能才是韓國知識界的共鳴點吧？
李洱：很早就想寫一部書，由正文和附本構成，有無數的解釋，有無數的引文，解釋中又有解釋，引文中又有引文。就像從樹上摘一片葉子，砍下一截樹枝，它順水漂流，然後又落地生根，長出新的葉子，新的樹枝。或許人的命運就存在於引文之中，就存在於括弧內外，也許那就是他命運的疆土？寫《花腔》，正好用上這種敘事方式，我認為它最適合表達我對歷史和現實的一些看法。
韓國作協秘書長金在湧說這部書至少可以在韓國賣二十年。不止一個韓國作家和批評家在和我交流時告訴我，小說的主人公很像韓國的知識分子。後來我才知道，韓國很多學者，以前都住過監獄。韓國有一個學科，就叫「魯迅學」，研究魯迅的那些人很多都是在坐牢期間愛上魯迅的，這使得他們對歷史的體認比我們這邊的學者要深切。所以，他們是帶著這種體驗切入文本，與小說中的人物進行交流和對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