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虹飛：有沒有覺得西方人看中國的小說，像看某類社會文獻？
李洱：比如說我在德國接受採訪的時候，記者經常問我衛慧、棉棉的問題。我坦率地告訴他們，如果她們是作家，我就不是作家；如果我是作家，她們就不是作家。我們的差別就有這麼大。
棉棉其實寫得不錯，是自動寫作，但問題就在這裡，當一個人以作家要求自己的時候，他必須有一定的技巧，必須有文學史的判斷，知道自己的東西跟別人哪點不一樣，否則寫作是無法繼續下去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棉棉就是高玉寶。
衛慧則非常極端，但是假極端，虛構的極端。那種生活不是她的生活，不是中國的生活，是她從亨利·米勒的作品裡讀來的生活。這就變成一個基本的問題：絕對虛假的寫作和最本真的寫作，都有可能導致寫作無法持續。她們兩個正好代表這兩種狀態。
吳虹飛：現在文學有很多問題。比如，主流系統推崇的那些作家，並不夠好，而且許多人根本不是作家，卻也打扮成作家。我感到最要命的是一種精神上的萎縮，缺乏精神上真正的力量。
李洱：我常常有一種感覺，可能有些很棒的作家，我們並不知道。他們寫作，然後拉開抽屜鎖了起來，又加了密碼。有各種可能性，一種是他們不願意發表作品，不願意加入合唱，不願被納入秩序。你可以說，他是自私的人，自戀的人，也可以說他是高貴的人。還有一種可能，是他們雖然發表了作品，但被我們忽略了，因為他們表達的經驗與我們有背離，但那種背離又沒有誇張到炫目的地步，所以我們遠視也好，近視也好，都沒能看見。跟他們相比我已經很幸運了。文學體制，文學史體制，是一個有趣的東西，它會過濾掉一些非常豐富的內容。篩子的網眼很大，篩出來的都是大塊文章、所謂的成功人物。但什麼是成功？在平庸的年代裡，成功是一個很可疑的概念，它往往是商業包裝和自我吹噓的混合物。它唯一的必要性就是帶來銷量，但是在五年之後，兩三年之後，甚至兩三個月之後，有沒有人會想起來你這本書？都是白忙。精神上的力量？失敗算不算一種力量？我們現在所謂的精神上的力量，往往是指成功者的憤世嫉俗，有一種外在的衝勁，用高射炮打蚊子，用掃帚打死老虎。真正的力量，是雪被下面的草尖，是小鳥的紅喙，看上去很微弱的，只是我們往往不知道愛惜。
吳虹飛：在這種狀況下，你作為一個當代作家如何自處？
李洱：當代作家每個人都被失敗感籠罩著。我們最早接受的文學教育使我們想表達某種思想、經驗、觀念，並使之成為某種思想資源。但現在這種可能性已經消失了。作家不得不接受這個失敗的命運。很多作品踮著腳去迎合，而不是腳踏實地地去表達，很糟糕，我感覺。
這是一個不重視內心生活的時代，價值觀分崩離析。但也許通過財富的積累，人們會重新認識到文學藝術的美和意義。很多貪官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去學文學，是吧？很有可能。我還是比較樂觀的。
吳虹飛：你認為幸福是什麼？
李洱：幸福成了時間概念，成了一種嗅覺，瞬間的，細微的，具體的。聞著嬰兒身上的氣息，肯定是幸福的，可你也不能一直抱著他——他也要尋找幸福，你不是他的幸福，他的幸福是吃奶。寫出滿意的小說，當然也是幸福，類似於嬰兒吃奶。
吳虹飛：你認為自己是否忠於自己的內心？如何才是誠懇的寫作？
李洱：在寫作的時候，我無限忠於自己的內心。糟糕的是，這個時代的內心生活更多的時候是一種不良反應，是一種創傷性經驗。寫作就是對這種不良反應的表達和反省。你剛才說到幸福，我還想補充一句，最正確的答案好像就應該是，內心平安就是幸福。可是，至少在現在，絕大多數時候，內心平安其實是一種罪，因為它表明了你的犬儒，你對秩序的認同，你的放棄。所以，在寫作上你既要表達，又要對自己的表達做出必要的反省。寫作類似於你眼睜睜地看著某種體外手術，做的是自己，被做的也是自己，最擔心做壞的當然還是自己。
（張瑩瑩對本文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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