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虹飛：你怎麼體驗生活的？
李洱：今天下午有人給我打電話，說某個出版公司跟電視台合作，邀請一批作家跟普通人一起生活，然後寫出這個普通人的傳記，電視台再拍成電視片。他問我有沒有興趣，我說沒興趣。我每天跟自己、跟朋友在一起，過普通人的生活。有人老覺得自己過的生活不是生活，非要「體驗生活」，那是他忽略內心生活，忽略真正的生活。
吳虹飛：你平時的寫作是什麼樣子的？語言的密度、細緻，是怎麼達到的？
李洱：我是一天寫七八個小時，最後能留下一千字就謝天謝地了。各有各的習慣，所謂貓鑽貓洞，狗走狗道。有的人，比如我的朋友閻連科，一天只寫兩個小時，而且一寫就是幾千字，大寫意，潑墨。我不行，一天到晚磨磨蹭蹭，就像在磨洋工。一個句子，放在這裡好，還是放在那裡好，諸如此類。有點把小說當成女人了。同樣是一團脂肪，長在乳房上是一種豐滿，長到腰上就是贅肉了。但這還不是最要命的。寫小說，尤其是寫長篇，最要命的是你的想法一直在變。我常常感到這個時代不適合寫長篇，因為你的經驗總是會被新的現實擊中，被它衝垮。你的想法，你的觀念，也就一直在變化。曹雪芹那個時代最適合寫長篇，賈寶玉是什麼人，有什麼想法，曹雪芹事先都知道，按部就班寫出來就行。雖然那個時代也在發生著變化，可那個時代的價值觀念卻穩定得就像門前的石獅子。可是現在，賈寶玉接一下電話，是林黛玉的，林黛玉說她在什麼地方按摩，今天回不了賈府了，賈寶玉立即覺得這個女孩不能要了。現代小說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大概是「突然」，突然怎麼樣，突然不怎麼樣。現在你睡個午覺起來，你的想法可能就變了。這種情況很不適合寫長篇，至少不適合再寫原來意義上的那種長篇。
吳虹飛：你可有尊崇的作家？
李洱：兩個，一個是加繆，一個是哈維爾。哈維爾的作品，譯成中文的我全都看過。他不是一流作家，但他是一流的文人。當了總統之後，他的秉性也沒改。他踩著滑板接見貴賓，抽空就寫荒誕派戲劇。
吳虹飛：你如何看待作家的道德感？
李洱：還是談美德吧。從專業角度講，準確是作家的唯一美德。
吳虹飛：寫作給你帶來了什麼？一點名？一點錢？你最開始寫作的時候有什麼目的或者動力？
李洱：不是一點名，一點錢，而是一點點名，一點點錢。寫了這麼多年，我的目的已經變得很簡單了，就是寫出自己心目中的小說。
當代作家都被失敗感籠罩著
吳虹飛：現在讀書界、媒體圈子比較認可的卡佛、厄普代克，你怎麼看？你在《閱讀與寫作》一文中提到的馬爾克斯等外國作家，好像對今天的都市人群來講都太陌生了，太嚴肅了。
李洱：我讀卡佛應該是在（19）89年前後。卡佛是個好作家，好的短篇小說作家。那時候我還在學校教書，我給學生們講過卡佛，講他的名篇《大教堂》。有個女生突然淚流滿面。我也沒有勸她，因為卡佛的小說不會讓人號啕大哭、影響課堂秩序的。後來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卡佛的玫瑰和香檳》。卡佛死前曾經站在床前凝望玫瑰，卡佛最後一篇小說寫的是他的導師契訶夫的死，寫契訶夫死前喝香檳酒，香檳酒的瓶蓋自己蹦了出來。這兩個細節的意義非常接近。卡佛是以此向前輩作家致敬，為今生的告別，也為來世的相聚。寫作就是這樣，一代一代傳承下來，從契訶夫到卡佛，再到後來的作家。一個作家，往往是在他走向生命終點的時候，他才能夠最終懂得什麼叫死，什麼叫生，什麼叫幸福。困惑和疑難在那一刻悄然遁形，然後它們又再次現身，要求後世作家做出解答。
你說讀書界和媒體現在終於認可了卡佛，我不敢相信。這個月他們認可的是卡佛，下個月是誰？
吳虹飛：你對顧彬的一系列言論怎麼看？他畢竟是一個頗可掂量的漢學家。
李洱：顧彬在德國有個綽號，叫「痛苦的耶穌」，可見他在談論德國文學的時候，也很痛苦。顧彬的「垃圾論」出來之後，他在漢語文學界很痛苦，說他沒說過這話，他只是說某某作家的作品是垃圾。邱華棟就跟他做了訪談，可是那個訪談卻沒有地方發表，因為中國的很多媒體只願意聽他罵中國作家，對他別的話不感興趣。哈，最早的媒體只是在借顧彬之口罵人，人家要是不罵，我們的媒體能活活急死。注意了，請他罵的是作家，而不是別的什麼家。如果他罵了別的什麼家，我們的媒體要麼不感興趣，要麼不敢刊登。這是不是很有趣？媒體先塑造出一個自己需要的顧彬，然後別的媒體一哄而上，去討論同行們精心創作的那個作品，而作品主人公的真實想法，別人卻很難知道，也沒興趣知道。耶穌若真的復活了，這會不會是他在傳媒時代的真實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