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虹飛：中國有許多的鄉土文學，比如沈從文的《邊城》；後來如《紅旗譜》、《暴風驟雨》；再後來如《白鹿原》。你覺得你寫的是真正的鄉土中國嗎？
李洱：我也不能說我寫的就是真正的鄉土中國，只能說我寫出了我的鄉土經驗。什麼是經驗？經驗就是活潑的印象。如果現在還有人去寫沈從文式的鄉土小說，他要麼是傻瓜，要麼是裝傻。再說了，你都「無論魏晉」了，幹嗎還要寫小說？應該學習的是沈從文處理經驗的方法，而不是照搬他的方式。只有跟沈從文不一樣，你才是對沈從文的尊重。在問題的另一面，我也不喜歡通過寫作來訴苦，訴自己的苦。有些作家，不把人寫哭絕不罷休，然後到處簽名售書，胳膊肘都磨破了，都影響他打高爾夫球了。他的苦，其實是高爾夫球沒有打好的那種苦，不是球不進洞，而是找不到球了。那種苦當然也很真實，很活潑，但如果非要通過寫農民來表達自己的這種苦，我就得把書放下了。當然，我知道很多人喜歡這種寫法，莫非他們平時也打高爾夫？
吳虹飛：《石榴樹上結櫻桃》在德國出版後，書店為作者舉辦作品朗誦會，這樣的形式在中國可以實現嗎？
李洱：中國已經有了——巴金百歲誕辰的時候，《收穫》就舉辦過朗誦會，請一些作者朗誦自己的作品。我覺得這種形式很好，跟買花籃買蛋糕一樣好。當時我朗誦的是《瘖啞的聲音》，一篇寫通姦的小說，別人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妥。開個玩笑，作者朗誦還有可能對播音美學產生影響。你想想賈平凹去朗誦《秦腔》，肯定有意思。在德國我朗誦過幾次，有個女演員，在法斯賓德的電影裡演女主角的，她朗誦德文，我朗誦中文。她聽不懂中文，但她說聽了我的朗誦，有助於她理解作品。其實我也能從她的朗誦中聽出一些感覺，好像小說是她寫的。我們到酒吧裡喝了一杯。我借花獻佛，向她敬酒，為了文學帶給我們的那種奇妙的感覺。它本來就不僅僅是你寫的，不僅僅是寫給自己的，它還是別人寫的，寫給別人的。
吳虹飛：你的書的德文版在德國引起很大反響，法文呢？
李洱：法文版的翻譯和出版，很有意思。一個譯者快翻譯完了，最後又決定不翻譯了。不翻譯的原因是，他無法接受我的小說。他是在「文革」時候學的漢語，是在復旦大學。他無法忍受小說中對「文革」的議論和描寫。可是出版合同已經簽了，眼看合同就到期了，怎麼辦？只好徵求我的意見。問我如果願意打官司，他們也沒辦法，如果不打官司，就多賠付一點違約金。還是這個好，因為我也沒有時間打什麼官司。當然最主要的是，我對那個譯者突然尊重起來了。他有自己的文化立場，為了他的立場，他可以放棄自己的經濟利益。這樣的人，難道不值得我尊重嗎？太值得了。我就跟法國的出版社講，我倒很想認識這個翻譯家，想請他吃頓飯，跟他交流交流。我還引用了我的朋友李佩甫的一句話：「你給我一個蘋果，我給你一個蘋果，每個人手裡還是只有一個蘋果；你給我一個思想，我給你一個思想，我們每個人就有了兩個思想。」我告訴他們我不是開玩笑，真的不是，可他們卻不信。
吳虹飛：《花腔》體現了對結構和語言的追求，你使用了大量引文。
李洱：《花腔》接近了我的小說理想。總有一天我們會發現，我們留在世界上的東西是一些混亂的、錯亂的、矛盾百出的文字，各種看上去跟你距離甚遠的引文構成了你的生活。一個人通常是在別人的記憶中存活的。除非你寫自傳，但可能會引來殺身之禍；沒有時間寫自傳或者只願意寫詩的人只能把他的生活讓給別人來寫。比如《花腔》的主人公，他不願意去寫散文，他只願意寫詩。
準確是作家的唯一美德
吳虹飛：你小說中的人物跟你是什麼關係？
李洱：我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很壞，所以我這個人也不是很壞；他們分裂得也都不是很厲害，所以我分裂得也不是很厲害。所有寫醜惡的作家，思想都有醜惡的部分。因為人寫黑暗的時候，是以自己內心的黑暗為依據的，自己黑暗不到那一步，你就寫不到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