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的父親考上了新鄉師專，此後在濟源當地中學教書，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就把《百年孤獨》看得津津有味。有很多年，李洱目睹父親一直在寫小說。其中一篇寫的是農民買化肥的故事。那時，八九歲的李洱看完父親的小說《化肥》，碰巧手裡有幾分零錢，他就瞞著父親把《化肥》寄了出去，信封上寫著：《光明日報》收。這有些類似於契訶夫筆下的那個小男孩寄信的故事。但他忘記在信封上留下家裡的地址了。後來父親翻箱倒櫃找他的小說，李洱每次都嚇得要死。直到最近，他才向父親坦白：稿子是被他偷偷寄走了。
他的父親當然沒能收到《光明日報》的回信。幾年之後，李洱才意識到，幸虧當初沒有寫下自己的地址，實在是萬幸。如果有了落款，說不定會遭到滅頂之災。
過了許多年，他終於見到身居高位權傾一時的二爺爺，二爺爺既沒有提到那封信，也沒有問到他弟弟的死。他只是反覆教育李洱，一定要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又過了幾年，李洱突然接到他的電話。他問李洱是不是他的孫子，然後問他是不是寫過一部小說《花腔》，他說想看看，能不能給他寄來一本。李洱立即想起了祖父寄信的往事。他沒有當面回絕一個九十歲的老人，他說好吧，回去就寄。後來，他沒有寄。
一字之師
1983年，李洱考入華東師範大學。那裡不但「風景優美」，也曾經有「全國最好的中文系」。
「八十年代前期，華東師大中文系人人都是詩人和小說家，甚至想規劃未來的文學藍圖。當時的文史樓有個通宵教室，105教室，一到晚上就坐滿了人，寫小說呢，為賦新辭強說愁。在這種氣氛下，就是傻瓜也會寫。」
對「對我來說，八十年代是文化的童年；對文學來說，那是文學的青春期；對時代來說，那彷彿是新婚之後最忙亂的時期。」
他最初的小說創作跟博爾赫斯有關，此後，這個師承的名單不斷拉長：馬爾克斯、昆德拉、卡夫卡、哈維爾、索爾·貝婁……
「博爾赫斯，當時大家都叫他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全稱，以示尊重。當時華東師大就生活著一個博爾赫斯——格非嘛。當然，格非的視力是一點五。」
那時李洱跟格非來往很多，格非比他高兩屆，也是他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格非當指導老師的時候，還是助教，還沒資格指導論文，是李洱逼著他當指導老師的。「我的論文寫的是電影，安東尼奧尼啊，費裡尼啊，伯格曼埃啊，教電影的老師不願意帶我玩，說你寫的都是什麼亂七八糟的。」
畢業論文寫完，李洱的論文被評了個「優」。結果那一次，得「優」的學生太多了。教導處說，要去掉一個。格非只好來找李洱，說：「我只是個助教，就把你的『優』去掉吧。」李洱一聽就急了，你不給我「優」就罷了，哪有得了「優」又去掉的道理？
李洱早期的小說，亦師亦友的格非大都看過。「他提意見的時候很委婉，不直接說（我的）作品，說的都是大師的作品。霍桑有一個細節是這麼寫的，海明威有一句話是那麼寫的，托爾斯泰寫到『腎走游』的時候，是這麼寫的。格非好像摸了一下自己的腎。我有個中篇，所謂的成名作，叫《導師死了》。寫好了給他看，其中有一句詩，用了一個詞叫『亮堂』。格非說，但是，要是換成『敞亮』可能更好一點。」
早年的時光，確實令人難忘。正是格非陪著李洱把他的第一篇小說送到了《收穫》雜誌。「格非自降身份，說自己只是一字之師。」
當時大眾傳媒、各路書商尚未風起雲湧，文學雜誌成為成名的唯一道路。《十月》、《收穫》、《當代》、《花城》等，發行量均達到上百萬份，《當代》甚至有過超一百五十萬份的紀錄。「那是一個文學的年代，明顯感受到文學是一種思想資源。但奇怪的是，當時的小說其實是沒人看的，包括後來的先鋒小說。它們要很多年之後，通過商業炒作才被接受。」李洱記得一次王蒙的新書征訂，共訂了三十七本。當時余華的小說一本也不過賣一千冊，直到張藝謀拍了《活著》。大眾傳媒使純文學書銷量大幅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