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勇
今年年初的一次學術會議上，作家李洱在發言時突然把矛頭對準了德國漢學家顧彬先生。他說：「顧彬最近幾年猛批中國當代文學，但顧彬基本上沒讀過當代小說。有一次開會我與顧彬在一起住了十天左右，顧彬說：他現在很忙，一天只睡四個小時，如果再讀當代那些爛小說的話，一天就只能睡一個小時了。我問：你說當代小說很差，那你認為莫言的哪些小說是很差的，哪些小說比較差，哪些小說不太差？顧彬回答說：都很差。」以上引號中的文字是我當時的現場記錄，不一定十分準確，但大意不差。也需要說明的是，當時顧彬並未參加這次會議，他其實是缺席受審。
李洱的這番話當時讓我心中一震。我在想，究竟是顧彬直接告訴他不讀中國當代小說呢，還是他通過那番「機智」的問答推斷出了顧彬不讀中國當代小說。我琢磨的結果應該是後者。於是我又想到，李洱的這一招其實是比較「狠毒」的：你顧彬不是成天嚷嚷著中國當代文學是「二鍋頭」嗎？那我現在要把你不讀當代小說的「劣跡」公之於眾，此謂釜底抽薪。記得李洱發言的時候已是下午，雖然人已走了不少，但能放四百人的英東學術會堂演講廳至少還有兩百人吧。聞聽此言，我不知道當時在座的專家學者與研究生同學作何感想，但據我估計，它的傳播力與影響力肯定不小。
果然我見到了它的影響力。就在我快要淡忘這件事情的時候，忽然發現一位評論家所寫的文章。此文談到當代文學的評價問題時說：「一個典型的事例是，並不閱讀中國當代小說的德國漢學家顧彬在2006年對中國當代文學發表的『垃圾』說。」這句話後又跟一說明性尾注，我順籐摸瓜，發現了註釋中的如下文字：「2010年1月14日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的『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學術研討會上，作家李洱說，在顧彬和他的交談中顧彬說，他『從來不看中國當代小說』。一個不讀中國當代小說的漢學家說『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可見其不負責任到了什麼程度。」看到這個說法時我吃驚不小，因為我意識到，李洱那天的發言已成了他人論文寫作的重要論據。而一旦訴諸文字，其傳播力度必然會變得更加強悍。
既然前有李洱的說法開路，後有評論家的論文跟進，且後者比前者更加言之鑿鑿，事情也就變得嚴重起來。顧彬果然說過李洱所講述的那番話嗎？他真的不讀當代小說就信口開河嗎？諸如此類的問題讓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我請我的同事方維規教授與顧彬聯繫，求證李洱的說法是否屬實。方教授轉譯我的郵件後，顧彬在兩天之內斷斷續續發來五封郵件。方教授擇其要者，翻譯如下（他們之間用德語交流）。
顧彬說：「那次會議好像是在Villigst。李洱和我在一塊兒吃午飯，我們海闊天空地隨便聊天。我覺得很有趣。但不能靠這推演出什麼說法。」「我當時的意思大概是：我在近三年主要在寫中國戲劇史，因此當代文學念得較少，儘管如此我還是念了，或者念了關於當代文學的東西，亦即在我主編的兩本雜誌中發表了關於當代中國文學的東西。」「另外，我這些天正在香港教當代文學——中國的和德國的。我當然要念許多作品。說我不念當代文學，是胡扯。我有時念得多，有時念得少，就像喝二鍋頭一樣，有時多，有時少。」顧彬在郵件中還談到他對當代作家的一些評價，這裡不再一一摘錄。
還原顧彬與李洱說話的語境，那應該是一個吃飯喝酒聊天的場所。一般來說，飯桌上說的話、酒後之言是不能太當回事的。或者也可以說，那種私下場合的聊大天或許不宜變成公共場合的話語。大概顧彬也意識到了這種「公私」之別，他才有了如下怨言：「近來，中國人跟我一起吃飯時會打開他們的機子，可是我是在隨便說，而不是正式講話。這便能變成信息了嗎？」當然，即使除去這番怨言，他也沒有承認他不讀當代文學。同時，我也注意到他在郵件的回復中總是在說「當代文學」而並非直面「當代小說」，莫非這是他的一種話語策略？
儘管顧彬在回復是否閱讀當代小說的問題時稍嫌含糊，但我還是在其他地方找到了他更直接的說法。在回答邱華棟關於1978—2008年之間哪些小說家值得重視的問題時，顧彬說：「我閱讀了當代很多中國小說家的作品，我熟悉他們的短篇小說、中篇和長篇小說，但是，我的問題在於我對一個作家的評價在不斷地變化。」然後他談到格非的《迷舟》不錯，但《人面桃花》就不很喜歡；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故事不好，但裡面體現出來的人道主義他很欣賞；賈平凹的《廢都》很糟糕；莫言早期的小說與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距離太近；王安憶、蘇童、阿來的小說依然停留在講故事的階段。這些即興評點的文字表明，顧彬還是讀過不少當代小說的。說他不讀當代小說就胡亂放炮，顯然不符合基本事實。
其實，即便按照常理推斷，也是無法得出顧彬不讀當代小說的結論的。因為只要對顧彬稍有瞭解，我們便知道他近年寫過一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德國人做事本來就嚴謹，顧彬又是一位很較真的倔巴老頭兒，不讀作品他敢從二十世紀初寫到二十世紀末嗎？由此我便想到，或許李洱和一些評論家並非不知道這些情況，知道了這些卻又把顧彬的酒後之言（或許還是義憤、反諷、誇張之辭）拿出來示眾，大概這就叫別有用心吧。
2010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