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記者打來電話，詢問我對趙勇教授最近公開發表的《顧彬不讀中國當代小說嗎？》一文的看法。我上網查閱了這篇文章，才知道記者為什麼會找到我。趙勇教授開篇即寫道：「今年年初的一次學術會議上，作家李洱在發言時突然把矛頭對準了德國漢學家顧彬先生。他說：『顧彬最近幾年猛批中國當代文學，但顧彬基本上沒讀過當代小說。有一次開會我與顧彬在一起住了十天左右，顧彬說：他現在很忙，一天只睡四個小時，如果再讀當代那些爛小說的話，一天就只能睡一個小時了。我問：你說當代小說很差，那你認為莫言的哪些小說是很差的，哪些小說比較差，哪些小說不太差？顧彬回答說：都很差。』以上引號中的文字是我當時的現場記錄，不一定十分準確，但大意不差。也需要說明的是，當時顧彬並未參加這次會議，他其實是缺席受審。」既然趙勇教授自己都說了，他的引述「不一定十分準確」，所以我也不必計較到底什麼地方不準確。因為趙勇教授的文章更近於雜文，所以我或許應該考慮到他所使用的這種文體的特性。接下來，趙勇教授又寫道：「李洱的這番話當時讓我心中一震。我在想，究竟是顧彬直接告訴他不讀中國當代小說呢還是他通過那番『機智』的問答推斷出了顧彬不讀中國當代小說。我琢磨的結果應該是後者。於是我又想到，李洱的這一招其實是比較『狠毒』的：你顧彬不是成天嚷嚷著中國當代文學是『二鍋頭』嗎？那我現在要把你不讀當代小說的『劣跡』公之於眾，此謂釜底抽薪。記得李洱發言的時候已是下午，雖然人已走了不少，但能放四百人的英東學術會堂演講廳至少還有兩百人吧。聞聽此言，我不知道當時在座的專家學者與研究生同學作何感想，但據我估計，它的傳播力與影響力肯定不小。」然後，趙勇教授就提到了那番話的「影響力」：就在趙勇教授「快要淡忘這件事情的時候，忽然發現一位評論家所寫的文章」，那篇文章談到了顧彬著名的「垃圾」說。趙勇教授「順籐摸瓜」（趙勇教授原話），找到了那篇文章的「說明性尾注」，原來「說明性尾注」提到了我在那天會上的發言。趙勇教授以此判斷出了我的那番話的「影響力」。趙勇教授是這麼寫的：「李洱那天的發言已成了他人論文寫作的重要論據。而一旦訴諸文字，其傳播力度必然會變得更加強悍。」趙勇教授的文章，我就先引述到這裡。我理解趙勇教授的雜文筆法所帶來的某種強烈修辭效果。在作出正式回應之前，我先強調一下我對自己的要求：不要寫成雜文——不要讓它成為「投槍」和「匕首」；不追求「文章」的好看和引人注目，不追求修辭效果——我甚至不願意把它寫成「文章」；不猜測、不探究人物的動機——就事論事，只說自己知道的，不說自己不知道的。然後在這個前提下，對趙勇教授涉及我的那部分文字以及相關的背景作出自己的回應和說明。
任何一句話，都必須放到具體的語境中考察，才能知道那句話的真正所指。好了，我現在就回到當時的語境，看看能不能把問題說清楚。說不清楚不要緊，因為正如趙勇教授所說，當時在場的至少「還有兩百人」，而且都是「專家學者與研究生同學」，他們也可以回憶一下當時的語境，回憶一下我當時到底說了些什麼。如果他們記不清楚也不要緊，因為當時還有錄像和錄音。那次會議是趙勇教授任教的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主辦的一個會議，時間是2010年1月14日，地點是北京師範大學的英東學術會議中心，會議的主題是「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會議持續了一天時間。在上午和下午的討論發言中，顧彬先生關於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的說法，不斷被與會者提起。有人贊同，將之作為論點反駁別人的論據；有人反對，將之作為論據反駁別人的論點。此種情形在最近幾年已經頻繁出現：幾乎在所有跟中國當代文學有關的會議上，顧彬先生的這個觀點總是會成為熱門話題，圍繞著這個話題的討論每次都會佔用大量的時間。我不知道這跟顧彬先生的「德國漢學家」身份是否有關——如果顧彬先生不是一個「德國漢學家」，我相信絕大多數人不會對這個言論感興趣。越南或者南非或者斐濟的某個漢學家，即便他對中國當代文學作出更加負面的評價，大概也不會有人感興趣。與此相關，我們也很難想像美國的批評家、德國的批評家會坐在一起討論類似的問題。我們或許有必要知道顧彬先生對美國當代小說的評價也非常低，絕對不會比對中國當代小說的評價高到哪裡去。他對曾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作家伯爾和君特·格拉斯的評價也非常低，他的說法是，伯爾和格拉斯的小說「很差」，語言「很差」，讓他為自己跟那兩個人同屬於德國人而臉紅。請相信我，說這話的時候，顧彬先生是非常真誠的，他還要用手拍拍自己的臉的。可是，我們什麼時候聽說過，顧彬先生的這些言論對美國的批評家和作家以及德國的批評家和作家構成了影響，而且有些人還要為此奔走相告，歡呼雀躍？我說過了，我在這篇短文中不猜測人的心理，所以有些話題我就此打住。還是回到當時的會場。那天在我前面發言的人當中，也有幾個人又提到了顧彬先生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否定性評價，「垃圾」這個詞成為出現頻率很高的詞之一。輪到我發言的時候，我提出，希望能夠停止這種圍繞著顧彬先生的觀點而產生的爭論，因為這種爭論幾乎是無效的，這種爭論與本次會議的主題的關係不大，至少不屬於最重要的議題。我提到，顧彬先生已經基本上不讀中國當代小說，他對中國當代小說所發表的言論，基本上都是大而化之的。我提到了我跟他一起開會的時候，我們所進行的一些交流。趙勇教授現在說，顧彬先生「其實是缺席受審」，我不知道趙勇教授是在何種意義上使用「缺席受審」這個詞的。至少在我自己，我不認為那是對顧彬先生的「缺席審判」。當然，如果趙勇教授認為，在某個作者沒有到場的情況下，只要你提到那個作者本人，並且表示你不認同那個人的觀點，你就是在對其進行「缺席審判」的話，那麼我可以接受趙勇教授的這個用法。問題的另一面也不妨順便提出來：在一個人不在場的情況下，如果你對他的觀點表示認同，對他而言，他算不算「缺席受審」？
需要插一句，出於澄清事實的必要，我已經與趙勇教授進行了電話溝通——趙勇教授在電話中表示，你可以寫文章作出說明。在電話中，趙勇教授也順便對文章中的一些字眼作出了解釋，說那僅僅是一種修辭，他提醒我有些話是帶有雙引號的，比如「狠毒」。修辭與否，是否就取決於雙引號的使用，我對此缺乏研究，這裡姑且認為趙勇教授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在電話中，趙勇教授表示，他完全同意我的這樣一種說法：根據當時的具體語境，我所說的「中國當代小說」，其實是指最近二十年的中國小說，而不是指1949年至今的中國文學。我在發言中說，在德國還有別的漢學家，而且有些年輕的漢學家非常優秀，在世界各地還有許多重要的漢學家，今天在座的就有很多優秀的漢學家，我們為什麼不去聽聽別的漢學家的意見呢？我們的視野應該更廣闊一點，就是聽不同意見，也應該聽聽更多的不同意見，而不僅僅是顧彬先生一個人的意見。我不知道這段話是否被趙勇教授記錄在案了。如果趙勇教授沒有記錄在案，那也不要緊，因為有錄像、錄音可以證明我是不是這樣說的。
趙勇教授接下來寫道：「顧彬果然說過李洱所講述的那番話嗎？他真的不讀當代小說就信口開河嗎？諸如此類的問題讓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我請我的同事方維規教授與顧彬聯繫，求證李洱的說法是否屬實。方教授轉譯我的郵件後，顧彬在兩天之內斷斷續續發來五封郵件。方教授擇其要者，翻譯如下（他們之間用德語交流）。」接下來，是方維規教授翻譯出來的經過趙勇教授摘錄的話：「顧彬說：『那次會議好像在Villigst。李洱和我在一塊兒吃午飯，我們海闊天空地隨便聊天。我覺得很有趣。但不能靠這推演出什麼說法。』『我當時的意思大概是：我在近三年主要在寫中國戲劇史，因此當代文學念得較少，儘管如此我還是念了，或者念了關於當代文學的東西，亦即在我主編的兩本雜誌中發表了關於當代中國文學的東西。』『另外，我這些天正在香港教當代文學——中國的和德國的。我當然要念許多作品。說我不念當代文學，是胡扯。我有時念得多，有時念得少，就像喝二鍋頭一樣，有時多，有時少。』」感謝趙勇教授和他的同事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方維規教授提供的這個帶有綜述性質的郵件。遺憾的是，在他們提供的顧彬先生的郵件中，顧彬先生沒有說明，他是怎麼「念」的，「念」這個詞是指在朗誦會上進行朗誦，在課堂上朗誦，還是指廣泛的研究和閱讀？另外一個遺憾是，顧彬先生的郵件是用德語寫成的所以需要經過翻譯，如果是用中文寫成的，那我就可以連猜帶蒙地懂得顧彬先生的意思了——所有收到過顧彬先生的中文信件的人，應該都會瞭解我這句話的意思。我在電話中還向趙勇教授表達了我如下的遺憾：趙勇教授很注意向顧彬先生求證，卻沒有想起來向我求證，雖然這個事情同時涉及了我與顧彬先生兩個人，雖然向我求證比向顧彬先生求證更為方便，比如，我和趙勇教授現在都在中國國內，甚至都住在北京，雙方還有許多共同的朋友，甚至是非常好的朋友，彼此的交流不需要通過翻譯就可以進行，不需要通過電子郵件就能溝通，更不需要通過多達五封郵件才能溝通完畢。關於為什麼是「五封郵件」，趙勇教授在電話中特意解釋說，這是因為顧彬先生喝酒了，顧彬先生需要在不喝酒的時候對酒後說過的話進行補充、糾正和說明。不過，儘管進行了多次補充、糾正和說明，顧彬先生的回憶跟我的記憶還是有很大出入。我對此當然能夠理解。但是，現在請允許我說出自己的記憶。
我與顧彬先生一同參加的那個會議，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推廣亞非拉文學的一個活動的一部分。會議的主題是「想像中的中國，文學中的中國」。主辦方邀請了兩位中國作家與會，另有一位生活在德國，用德語寫作的中國人，是一位女作家。邀請的兩位中國作家中，一位是香港著名詩人和小說家梁秉鈞先生。梁秉鈞先生，筆名也斯，美國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任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主任，現為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主任。我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通過《台港文學選刊》拜讀過梁秉鈞先生的詩歌與小說，而且非常喜歡，所以我對他非常尊重。梁秉鈞先生當時是從加拿大飛赴德國的。另一位就是我。我之所以受到邀請，是因為我的小說《石榴樹上結櫻桃》被譯成了德文，另一部長篇小說《花腔》的德文版也即將出版。會議的地點是在德國北部城市杜塞爾多夫郊外的某個地方。那裡原是基督教會所在地，戰後成為一個學術團體管理的會議中心，像個小小的度假村，非常安靜，坐在房間裡就可以聽到布谷鳥的鳴叫和湍急的流水聲。「度假村」裡有一座教堂，一座非常別緻的教堂，因為它看上去就像一艘紅色的遠洋巨輪——這裡因為暫時不涉及具體的人和事，我忍不住用了一個比喻。來這裡參加這個會議的，還有二三十位漢學家，他們主要來自德國和瑞士，也有人來自意大利。我於2009年5月7日從北京飛抵法蘭克福。次日在法蘭克福我遇到了顧彬先生，他是從台灣飛過來的，他是梁秉鈞先生的詩集的譯者。當時主辦方安排我們住的那個賓館，離法蘭克福火車站不遠，剛好是在紅燈區，鴿子可以從妓院的窗口散步到我們的陽台上避雨。顧彬先生見到我和梁秉鈞先生，立即聲明，他不喜歡紅燈區。在從賓館徒步走向孔子學院的途中，顧彬先生把這樣的話又重複了三次，每次都要間隔一段時間，當然每次都有變化，比如：我不喜歡紅燈區，你們怎麼住在這兒；我很不喜歡紅燈區，我不願來這裡找你們；我從來不來紅燈區，可你們怎麼能住在紅燈區。說到第三遍的時候，我笑著對顧彬先生說：顧彬先生，不是我們要住在紅燈區，而是主辦方安排我們住在這個地方，我們事先也不知道這是你們德國的一個紅燈區。我還說：你反覆說你不喜歡紅燈區，我聽上去，好像我們喜歡住在紅燈區似的。宅心仁厚的梁秉鈞先生聽了也大笑不止。顧彬先生走路很快，他事先聲明：走過去只需要三十分鐘，但你們走過去需要五十分鐘。當然，我們後來也在三十分鐘之內走到了孔子學院。在孔子學院，當著眾多詩歌愛好者，我見識了顧彬先生的另外一種風度：在朗誦詩歌之前，他從隨身攜帶的巨大的行囊中取出一個酒壺，兩個酒杯。他問聽眾有沒有人知道這裡面裝的是什麼酒。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那裡面裝的應該是五糧液。因為他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有一個著名的比喻：中國現代文學是「五糧液」，中國當代文學是「二鍋頭」。隨後，他公佈了標準答案，裡面裝的果然是五糧液。他告訴聽眾，這五糧液是中國一個著名詩人×（註：我在此小心地只用了一個「×」號，以免引起詩人朋友的猜測和誤解，下同）送給他的，這酒壺是中國另一個著名詩人×送給他的。然後他開始朗誦。在朗誦的過程中，他也會以酒助興。我對他的這種風度非常欣賞——那是詩人的古風，中外皆然。朗誦會結束以後，我們在孔子學院院長畢安妮女士的陪同下，到一家中國餐館吃飯，顧彬先生點了水煮魚，並且另外要了一份辣椒面，其辣無比，與中國的朝天椒相近，或者乾脆就是中國的朝天椒。飯後，顧彬先生連夜趕回了柏林，第二天他再從柏林趕到會議的地點，我與梁秉鈞先生則是第二天早上坐汽車從法蘭克福趕去杜塞爾多夫。
我盡量說得詳細一點吧。第二天早上發生的一件小事，使我深深感到，顧彬先生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評價，在德國的知識界已經廣為人知，甚至連送我們的司機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在一個路口，一輛專門運送垃圾的車輛擋住了我們的去路，而且堵了很長時間。德國朋友試圖向我們解釋前面發生了什麼事。我說，我已經知道了，「就是顧彬先生……」。我說的是中文，那三個德國朋友完全聽不懂中文，但他們一聽到了「顧彬」這兩個字的發音，還沒等到我把話說完，就大笑起來。當梁秉鈞先生把我的話譯成他們能夠聽懂的英文的時候，他們表示不需要翻譯他們就已經聽懂了。毫無疑問，經過顧彬先生多年持續不斷的有效傳播，「顧彬」與「中國（當代文學）」與「垃圾」這三個詞已經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已經成為一個固定的聯合詞組了，以至於你只要提到「顧彬」這個詞，提到這個詞的發音，人們馬上就會聯想到另外兩個詞，反之亦然，中德皆然。隨後的一些交談因為屬於私人性質的，恕我不再提及。但其中的一些無傷大雅的玩笑，我可以略為透露。車上的那兩個德國朋友問我，顧彬在中國真的很有名嗎？我開玩笑說，在中國，最有名的德國人有三個，他們是馬克思、希特勒和顧彬。和上次一樣，沒等梁秉鈞先生把我的話翻譯過去，他們就已經大笑起來，因為他們能夠聽懂「馬克思」和「希特勒」這兩個名字的漢語發音。他們問第四個人是誰。我問他們打不打乒乓球，他們說打啊。我就開玩笑說，那第四個人就是波爾，乒乓球世界冠軍。他們又是大笑。
當我在杜塞爾多夫再次見到顧彬的時候，我非常吃驚。他來得很早。我推斷他從柏林出發的時候應該是在半夜——這種推斷顯然不屬於對於人物動機的推斷。如果考慮到他是從法蘭克福趕到柏林，然後又從柏林趕到杜塞爾多夫的，你就可以知道他幾乎一夜沒睡。顧彬先生見到我，首先問我知不知道教堂裡面的那個人是誰。我告訴他，我是知道的，那個人是耶穌。按照會議的安排，上午發言的人是來自瑞士和德國的漢學家，由他們對1985年以後的中國文學進行總體性的描述。他們描繪了一個中國的文學地形圖——不是比喻，而是一幅真正的地圖，通過投影可以顯示到牆上的地圖：北京有哪些作家，西藏有哪些作家，新疆有哪些作家，等等，極為詳盡。我吃驚於他們對中國文學的瞭解，雖然其中也不乏誤解，甚至會出現一些知識性錯誤。有偏差不要緊，有錯誤也不要緊，誰都可能會有偏差和錯誤，我們之所以坐在一起，就是為了減少偏見，就是為了糾正錯誤。只要我們能夠出於公心，能夠公平地討論問題，錯誤和偏見都是可以得到修正的，友誼並不會受到影響。會議安排了提問環節，顧彬先生頻頻舉手，要求提問和發言，以致主持人不得不提醒他注意發言的時間和發言的次數。所有提問的人，都會站在原地發言，但顧彬先生會主動走上前台，拿起麥克風發言。有一個細節我不妨隨便提一下，那就是顧彬先生的第一句話，就把所有的人都嚇了一跳，會議室裡的桌椅板凳一陣亂響。顧彬先生拿起麥克風，大聲地說了一句：討論文學應該低調。這句話顧彬先生幾乎是喊出來的。請想像一下顧彬先生這種關於「低調」的「高調」通過麥克風傳送出來之後所造成的那種驚人效果。他照例又發表了中國當代文學完全不值得一提的觀點，很差；他照例又說出了莫言的小說、王安憶的小說、閻連科的小說、阿來的小說完全不值得一看的觀點，很差；王蒙最好的小說是《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後來的小說很差；他照例又說出了中國最好的小說家是錢鍾書和張愛玲的觀點，中國當代小說沒有一部能夠跟錢鍾書和張愛玲的小說相比，很差；他照例又說出了中國當代詩歌的成就很高，寫出來就是世界文學，已經看不出來是由中國人所寫的觀點；他照例又說出了洪子誠先生所著的《當代文學史》和陳思和先生所著的《當代文學史》只是半部文學史，完全不能跟他自己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相比的觀點；中國作家都是生活在體制內，完全不敢發表自己的真實看法——如今顧彬先生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享受一級教授的待遇，並擔任國內多所大學的客座教授，我不知道顧彬先生是生活在「體制內」還是「體制外」？顧彬先生極為頻繁地在中德兩國之間進行穿梭，而且大都由中國高校或研究機構埋單，那些高校和高校的學生以及研究機構，是在「體制內」還是「體制外」？隨後，世界上最意想不到的一個觀點終於通過顧彬先生之口說了出來，這是他的總結：中國當代作家寫不出好的小說，是因為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出了問題，中國人的性格中有一種天生的奴性。他最後的一句話，讓在場的所有人目瞪口呆。其餘音繞樑，多日不絕。我還有必要指出，在說出這句話之前，他在前面先做了一個鋪墊：反正今天不是在中國，所以我可以大聲地說出這句話。顧彬先生立論之大膽，邏輯之混亂，結論之果斷，確實讓人目瞪口呆。坦率地說，我當時疑心他是不是喝醉了。但他對在不同的場所（在中國國內還是在中國之外）如何作出不同的發言的清醒判斷，又提醒我他其實沒有喝醉。我確實很難相信，這些話是從一個著名的漢學家嘴裡說出來的，是從趙勇教授所說的這一個（我說的是「這一個」）「做事本來就嚴謹」的「德國漢學家」嘴裡說出來的。剛才不是還在說錢鍾書和張愛玲寫得很好嗎，難道錢鍾書先生和張愛玲女士不是中國人，他們身上流淌的是另外一種文化基因？難道莫言先生和王安憶女士的文化基因完全一樣，以致只能得出「很差」這樣一個完全相同的結論？難道顧彬先生對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史的瞭解比洪子誠先生和陳思和先生還要深入體貼和全面，以致只有他能夠寫出一部完整的文學史？洪子誠先生和陳思和先生的文化基因是不是也出了問題，以致只能寫出半部文學史？對於後面這個問題，顧彬先生倒也作了解釋。顧彬先生說，之所以說他們的文學史只是半部文學史，是因為他們的文學史沒有包括港澳台文學。我不知道洪子誠先生、陳思和先生是否在他們的文學史著作中對這個問題作了說明，但從正常的眼光看，這很可能更加說明了文學史家的嚴謹——對於自己不瞭解或者不是非常深入瞭解的文學現實，寧願暫時保持沉默。這種沉默與其說是忽視，不如說是尊重。這裡或許需要加個說明：我與洪子誠先生並不認識，我雖然認識陳思和先生，但我們之間並無任何私誼。因為梁秉鈞先生是香港著名作家，所以我當場就向梁秉鈞先生說明了我的這個看法。當時我與梁秉鈞先生坐在後排，在顧彬先生發言的時候，前面的人紛紛回頭觀察我們的反應。我當然也在觀察顧彬先生。我注意到，在說完這番話之後，顧彬先生的輕鬆和快樂是顯而易見的，但伴隨著他的輕鬆和快樂的，是下面的陣陣喧嘩，來自別的漢學家們的喧嘩，沒有喧嘩的人也都紛紛搖頭，那些人當中包括顧彬先生的學生和他的同事。不止一個漢學家走過來對我說：你千萬不要把顧彬先生的發言當真，你怎麼能當真呢？我在顧彬先生發言之後，立即提出質疑了嗎？沒有。因為還沒有輪到我說話，就已經有人站起來了。有一個女漢學家當場就站起來對顧彬先生說：顧彬先生，你的話講得太絕對了，我們都是從各個不同的地方，有的是從很遠的地方來到這裡開會的，因為我們覺得中國當代文學自有其意義和價值。有什麼問題都可以討論，你不能用簡單的幾句話就把中國當代文學給全盤否定了。在此，我可以毫不掩飾地說，這句話所激起的陣陣掌聲，在我聽來是悅耳的。在隨後的議程中，絕大多數漢學家的發言，都是建立在文本閱讀之上的。一些年輕的漢學家對中國當代文學非常瞭解，他們甚至能對王安憶的最新小說《啟蒙時代》、格非的《山河入夢》、王剛的《英格力士》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他們對閻連科、余華、何立偉、朱文、楊顯惠的小說也進行了很有說服力的評價。你當然能夠感覺到他們的言辭當中也有很尖銳的批評，但他們在表達這些尖銳的批評的同時，也敞開了足夠的討論空間。舉例來說，翻譯過阿來、蘇童、畢飛字、徐則臣小說的年輕漢學家馬海默，其對中國當代小說的理解，至少在我看來就已經達到了讓人驚訝的程度，雖然其中也不乏尖銳的批評，但他的批評確實能夠發人深省。現在，讀者已經大致可以理解我當時在北京師範大學英東學術會議中心講出那番話的用意了。我之所以呼籲人們注意傾聽年輕的漢學家的意見，道理就在於此。其實哪裡是聽不得不同的批評意見啊，我反而是在呼籲，人們應該注意傾聽更多的漢學家的意見，更多的不同的批評意見。
趙勇教授在文章中寫到了他的「推斷」：「顧彬與李洱說話的語境，那應該是一個吃飯喝酒聊天的場所。一般來說，飯桌上說的話、酒後之言是不能太當回事的。或者也可以說，那種私下場合的聊大天或許不宜變成公共場合的話語。大概顧彬也意識到了這種『公私』之別，他才有了如下怨言：『近來，中國人跟我一起吃飯時會打開他們的機子，可是我是在隨便說，而不是正式講話。這便能變成信息了嗎？』」顧彬先生在這裡所說的「中國人」——對於這種全稱判斷，顧彬先生用起來得心應手——具體指的是誰，我不知道，我可以肯定的是，我不會身在其中。現在我需要說明的是，趙勇教授在文章中提到的那天的情況，其實際情形與趙勇教授的「推斷」是不同的。那並不是喝酒聊天的場所。參加過在歐洲舉行的國際性學術會議的人或許會有一個印象——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我們從戴維·洛奇的學院派小說中，會看到一些有趣的描述——會議的日程往往會安排得相當緊密，所謂的吃飯喝酒，也都是在會場或者會場附近的咖啡館裡進行，大致相當於中國學術會議上的茶歇，那其實是會議的延續。前面說了，那是一個度假村似的地方，它只有一個院子，開會、吃飯、喝咖啡、小組討論都在同一個院子裡舉行。在白天的整個會議期間，那裡不分「私下場合」和「公眾場合」，沒有人「聊大天」，會議的組織者也鼓勵人們在吃飯的時候進行更深入的交流。至少在那個會議上，不存在著「那種私下場合的聊大天或許不宜變成公共場合的話語」的問題，所以在趙勇先生現在公佈的顧彬先生的郵件中，顧彬先生並沒有這麼說。需要說明的是，當時在場的還有很多漢學家、同聲翻譯人員、工作人員。也就是說，我跟顧彬先生的討論，完全是在一個公共空間裡進行的。好了，現在請中國的學者和專家們告訴我，我當時作為一個中國作家，又跟顧彬先生坐在一起，而當時討論的就是會議的議題，那麼是否有必要對顧彬先生的發言作出回應？我對顧彬先生提出了我的看法，而且我告訴顧彬先生，在我接下來的發言中，我還會對他的話作出回應。顧彬先生歡迎我的回應。當時我以他已經提到的莫言小說和王安憶小說為例，向顧彬先生提出質疑：你說莫言的小說和王安憶的小說寫得很差，我想他們本人可能也會承認，他們曾經寫過很差的小說，因為任何一個作家都有「悔其少作」的情形，但是你作為一個批評家，你能不能告訴我，莫言和王安憶的小說，哪一部寫得很差，哪一部寫得不太差，哪一部寫得不差？我只有瞭解了這些，才能夠知道你的評判標準。顧彬先生的回答是：都很差。只要不討論中國當代文學，顧彬先生的聲調就是正常的，但只要一談到中國當代文學，他的聲調就會迅速出現變化，變得非常激昂，這種變化在說到「都很差」或者「很差」的時候會達到高潮。舉例來說，他會提到他認識王安憶，提到與王安憶的交往，這些都是用正常的語速和語調來說的，但說到「很差」的時候，他的語調會突然變成重音，有一種勢如破竹的效果。我非常認真地告訴顧彬先生，雖然我與王安憶女士沒有交往，更談不上任何私誼，但我很難同意你對王安憶小說的評價。我對他說，認真閱讀王安憶的小說，你可能會感到，王安憶比張愛玲還要優秀，至少要比張愛玲深廣。即便你不認為王安憶比張愛玲優秀，那麼有一個基本事實似乎不能夠忽略：王安憶的小說與張愛玲的小說之間，是存在著某種親緣關係的，既然張愛玲的小說如此傑出，是中國最好的小說，那麼王安憶的小說即便寫得不好，又能差到哪裡去呢？顧彬先生的回答依然是：都很差。我問顧彬先生都看了王安憶的哪些小說，顧彬先生明白無誤地說，他已經不看中國小說了，因為他很忙，每天只能睡四個小時，如果再看中國當代小說的話，他就別睡覺了。當他提到「別睡覺了」的時候，他的孤憤是溢於言表的。我相信這樣的話，顧彬先生講了不止一次，至少在後來的幾天裡，我又多次聽他談過這個話題，在公開的或者私下的場合，而且不需要你挑起話頭他就會自動說起。趙勇教授倘若不信，不妨去問一下跟顧彬先生有過接觸的別的中國學者和作家，這是不是顧彬先生經常談到的話題之一。如果有些人不願意說，其中的原因請你自己去分析。不過，現在再次提到此事，我仍然要對顧彬先生表示理解：為什麼不允許顧彬先生不讀當代小說呢？為什麼要逼著他閱讀當代小說呢？他讀不讀，都是他自己的權利。不讀中國當代小說不要緊，我主要想知道顧彬先生判斷作品寫得好與寫得不好的標準到底是什麼，你總不能只用「很差」兩個字就把問題打發了。考慮到顧彬先生對中國當代小說的態度，所以我的問題是從顧彬先生欣賞的兩個現代作家問起的：你覺得錢鍾書和張愛玲是中國最好的小說家，你的理由是什麼？顧彬先生回答任何問題都十分乾脆，從不拖泥帶水，從不猶豫，即便他談到的某個作家其實是以猶豫著稱的，即便對於某些文學作品的評價我們其實需要猶豫著表達才可能抵達問題的核心。當時顧彬先生毫不猶豫地說，因為錢鍾書和張愛玲的小說充滿著政治上的反抗性。依我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理解，依我對錢鍾書小說和張愛玲小說的理解——這些理解如果錯了，還請方家教我——我非常直接地說出了我的看法：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錢鍾書的小說《圍城》和張愛玲的重要小說，應該不是以政治上的反抗性取勝的，這兩個人最重要的小說都寫於1949年以前，你能不能告訴我，他們小說政治上的反抗性表現在什麼地方？他們到底反抗了什麼？如果拿他們的作品與同時期的作家的作品相比，你真的覺得政治上的反抗性是他們最重要的特點，並且就因為這種特點而使得他們的作品變得非常優秀嗎？顧彬先生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是的。接下來，顧彬先生主動提到了中國詩歌，談到他對中國當代詩人的欣賞。當他提到中國當代詩人的時候，他對我說，你大概會有些不高興。我沒有不高興，我沒有任何理由不高興。但我還是表達了我的異議：你說北島、多多、翟永明、歐陽江河、王家新的詩寫得很好，我雖然不是詩人，但我也閱讀他們的詩歌，我讀北島的詩歌也讀了二十多年了，我讀多多的詩歌也有很多年了，我也認為他們寫得很好，但當你說他們的詩寫得很好，是因為他們寫的已經不是中國詩歌了，我就不能理解了。我想北島、多多、翟永明、歐陽江河、王家新對你的這個說法也不會認同，因為沒有一個中國詩人會承認他的詩寫得好是因為他的詩歌已經不是中國詩歌了，沒有一個中國詩人會剝離他與中國的關係。顧彬先生的回答是：那是你的看法。這只是我的看法嗎？這不是一個最基本的文學常識嗎？嗚呼，難道中國的那些優秀的詩人對此還有另外的看法？
我在那個會議上朗誦了自己的作品，在隨後的演講和回答提問的環節，我提到了我對中國當代文學的一些看法，提到了在中國寫作要面臨著怎樣複雜的語境，以及中國當代小說的複雜性，提到中國小說的敘事傳統與西方小說的敘事傳統有著怎樣的不同，中國小說的敘事資源與西方小說的敘事資源有著怎樣的差異，這些問題又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當代小說的寫作，用討論的語氣回答了為什麼托馬斯·曼這位在一些德國人看來已經過時的作家在中國卻並沒有過時，等等。當然，我也提到了我對顧彬先生的很多觀點難以認同，我坦率地指出，顧彬先生只有在充分閱讀中國當代小說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對中國當代小說作出判斷，現在的判斷是不能讓人信服的。我對他的「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導致中國當代作家無法寫出優秀小說的提法，表示不敢苟同。我聲明，對顧彬先生的某些觀點，誰願意接受誰接受去！我自己是無法接受，而且我自認為有不接受的權利。我還要說明的是，在我發言的時候，顧彬先生就坐在現場。當然有一句話我沒說，是我當時想說，但現在寫這篇短文的時候才說出來的，那就是顧彬先生的很多看法，我寧願從最美好最寬容的意義上去理解，比如，我寧願認為，這是顧彬先生又喝多了。我說這話倒是有根據的：即使在主席台上發表演講的時候，他也是頻頻舉杯，而且還會再次聲明他喝的是五糧液。我後來對朋友開玩笑，也對顧彬先生開玩笑，五糧液酒廠應該給顧彬先生頒發國際勳章。我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儘管我與顧彬先生發生了很多爭執，但我與顧彬先生正常的交流並沒有受到影響。有一個事例可以說明我們仍然可以正常交流：在去年的法蘭克福書展期間，我跟顧彬先生偶然相遇了，當時我們還有過簡短的友好的交談，因為文學雖然是我們生活中的重要主題，但它並不是唯一主題。我對顧彬先生沒有偏見。以前沒有，以後也不會有。他有他批評的權利，即便他的邏輯時常混亂，難以理順，但他也有他混亂的權利，你沒有理順可能是你的能力問題。其實，靜下心來想一想，對顧彬先生的某些看法，我也是認同的，比如，他對當代一些小說中存在的商業化傾向的批評，我就認為是對的，以前認為是對的，以後也會認為是對的，當然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商業化傾向對文學構成了負面影響，而且它不僅會對中國小說家構成負面影響，對德國的小說家也會構成負面影響；比如作家寫作一定要注意語言，我就認為他的這句話是對的，以前認為是對的，以後也會認為是對的，我只是對他所說的伯爾和君特·格拉斯的小說「語言很差」表示懷疑，但因為我不懂德語，我的這種懷疑又是沒有說服力的，可能真的很差，也可能很好；我對他所說的小說不是故事的說法，也是認同的，但對他所說的現代小說不應該講故事的說法，又是有懷疑的，因為你首先得告訴我什麼是故事；我對他所說的小說不能夠寫得太厚的說法，在某種程度上是認同的，但寫得太厚的小說就不是好小說，而且還要有具體的頁數的限制，超過多少頁就不是好小說了，我對這種說法又是不能認同的。我的這些想法，屬於偏見嗎？是對顧彬先生的偏見嗎？如果有人認為是，請說服我。
現在，為了說明我對顧彬先生沒有偏見，我不妨提到一個事實。作家邱華棟曾經對顧彬先生做過一個訪談《我內心裡有一個呼救聲》，顧彬先生是要借這個訪談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他沒有說過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他只說過某些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他要辯解，要說明，要補充，要呼救。但是有好長一段時間，這篇訪談不能完整地見諸報刊，因為中國很多媒體只對顧彬先生的那個「垃圾說」感興趣，而對他的別的話不感興趣，所以他們不願意給顧彬先生提供版面。邱華棟先生問我能不能找個地方發表那篇訪談。邱華棟先生找到我，是想讓我拿到我就職的刊物發表。我後來看了那篇訪談，建議邱華棟先生把文章發給著名的編輯家林建法先生。後來也是我打電話給林建法先生的。那篇訪談後來發表於林建法先生當時參與主編的《西部·華語文學》。據我所知，那是顧彬先生比較早地能夠在中國國內發表的完整的訪談。奇怪得很，後來我與顧彬先生提到此事時，顧彬先生否認他接受過作家邱華棟的訪談，並且表示他根本不知道有一個人名叫邱華棟。邱華棟先生跟他做訪談時還是《青年文學》的主編，為了能夠引起顧彬先生的記憶，我提到了這一點。但顧彬先生還是想不起來，也想不起來中國有一份刊物叫《青年文學》。好了，既然說開了，我就不妨順便再提一件小事。去德國的杜塞爾多夫參加那個會議之前，我剛去了一次韓國，在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系的一位教授（恕我在此不提及這位韓國教授的名字）的辦公室，那位研究中國文學，也研究魯迅的著名教授對我說，顧彬先生前段時間來這裡的時候，他跟顧彬先生就如何評價中國當代文學發生過爭執，因為他實在無法認同顧彬先生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全盤否定。後來，我與顧彬先生見面的時候，順便問他在韓國講學的情況，我完全沒有想到，他會說他從來沒有去過韓國。於是我提到了那位教授跟他見面的事，意在提醒他是不是忘了自己的韓國之行。顧彬先生非常認真地說，他根本不認識這個人。當時在場的梁秉鈞先生只好提醒他，某年某月某日某地，他們三個人還在一起喝酒，聊得很好。但顧彬先生還是認定，他不認識那位教授。如果你知道顧彬先生是韓國外國語大學的兼職教授，而且顧彬先生到韓國外國語大學任教與那位教授有某種關係，你就知道顧彬先生的記憶確實出現了一些差錯。就在三個月前，韓國的那位教授作為博士生論文答辯委員會的重要成員，應邀來北京大學參加一個學生的博士論文答辯。當時我跟那位教授見了一面，那位教授告訴我，顧彬先生最近又去了一次韓國，他跟顧彬先生又爭論起來了，但爭論歸爭論，他跟顧彬先生的友誼並沒有受到影響。
如何評價中國當代文學的成就，如何分析中國當代文學的不足，中國的批評家、文學史家、讀者和作家，以及海外的漢學家、海外的讀者和海外的作家，自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於顧彬先生的學術成就，我想中國的批評家和文學史家，以及德國的漢學家、德國的學者，也會有自己的看法。遺憾的是，很多參與了對顧彬先生的言論的討論的中國批評家——哦，這個句子真是拗口，但為了準確，我還是這麼說吧——好像還很少提到過德國的學術界對顧彬先生的成就的評價。顧彬先生翻譯了很多中國小說，對他的翻譯水平和成就，我們其實也不妨聽聽德國讀者和德國批評家和德國作家的看法。我認為，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會知道目前圍繞著某些問題的討論，是在怎樣的一個層次上進行的。我想，有些爭論是有意義的，有些爭論是無意義的，至少是意義不大的，至少是不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人力、精力、版面和網絡空間去爭論的。我本人無意於攪入這些爭論。我當時在會場上說出那番話，也只是想善意地提醒朋友們，對一些沒有多大意義的問題，不妨少去爭論。現在我寫出這篇短文，當然更不是為了爭論。這裡不涉及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整體性評價問題，不涉及對於個人動機的「推斷」和「猜測」。我依然對顧彬先生表示尊重，他把魯迅先生和老捨先生的小說翻譯成德文，在我看來是功德無量。我還需要說明，因為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一些更尖銳的事實我沒有說出來。我之所以沒說，是因為我不想對人造成傷害：一個人，不管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無論是說者還是被說者，他的言論都有必要保持在一個限度之內，都有必要恪守話語的邊界。對此，我與趙勇教授在電話裡已經進行了私下的溝通和說明，對涉及限度和邊界的內容我在此不願提及。再重複一遍，在這裡我只是想對趙勇教授在文章中涉及我的一些情況進行一些有限制的回應和說明。趙勇教授在文章的最後提到：「德國人做事本來就嚴謹，顧彬又是一位很較真的倔巴老頭兒，不讀作品他敢從二十世紀初寫到二十世紀末嗎？由此我便想到，或許李洱和一些評論家並非不知道這些情況，知道了這些卻又把顧彬的酒後之言（或許還是義憤、反諷、誇張之辭）拿出來示眾，大概這就叫別有用心吧。」顧彬先生作為一個「德國人」，他肯定有他的「嚴謹」之處。我當然知道，很多德國人都非常嚴謹，我接觸到的絕大多數德國人都非常嚴謹。不過，其他國家的人，包括中國人，也可能是一個嚴謹的人。至於我是不是像趙勇教授所懷疑的那樣「別有用心」，我想看過了這篇短文，人們或許已有自己的判斷。我最後要說的是，為了說明問題，我不得不提到了一些人和事，如果有些朋友因為我的這篇短文，心情受到了干擾，我在此深表歉意，並恭請諒解。
2010年4月7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