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已到我不得不學會放棄抵抗、接受結局的時刻了。
8月的一天，父親又病倒了，當時我正在芝加哥。朱莉婭告訴他的醫生，父親再次出現尿路感染症狀時，醫生說她會打電話給公寓對面的藥房，開一張新的處方單。後來，朱莉婭告訴我，拿到藥並按藥瓶上的用量給父親服下後，奇怪的是，她“突然覺得有些猶豫”。
“起初，我並不確定自己是在猶豫。後來，跟西爾維婭說起這事，並告訴了她藥名後，她說大約一年前，醫生給你父親開過這種藥，結果造成了嚴重的抗藥反應。”
西爾維婭確信，他對那種藥過敏。當時，西爾維婭把這件事告訴那名醫生後，醫生便已經指示她，以後不要再用那種藥。
“我潛意識中一定對這件事還有些印象，但那時候，一切還是太晚了，我已經讓他服了藥。”
茱莉婭說，那天傍晚時，他覺得噁心，繼而就開始嘔吐。
“我沒等醫生回電話，立刻將他送去了醫院。”
午夜後，我乘坐的航班才抵達波士頓。因為忘了在飛機著陸後打開手機，所以直到走進家門（我家在波士頓以北大約一小時車程的地方），我才在答錄機上聽到朱莉婭的留言。她在留言中留下了醫院裡一名醫生的名字和呼機號碼。
那名醫生很快便有了回復。他再三向我保證，儘管父親剛剛入院時脈搏“很弱”，但現在已經“非常規律”，體溫也很正常。醫生說，雖然他的血壓還很高，但也已穩定下來。
“我確信，他今晚就會沒事的。我要是你，就先睡上一覺。明天下午，我們會告訴你一些檢查結果的。”
朱莉婭一直在醫院陪著父親。我給她打電話時，她的口氣聽起來也比之前留言時放鬆了很多。
“都這麼晚了，我覺得你還是別再開車趕回波士頓。先睡一會兒吧。他的情況要是有任何變化，我會叫醒你的。”
朱莉婭言語中的寬慰之意讓我暫時放下心來。但與此同時，我又有種預感：第二天得到的消息不會太樂觀。
早上，父親的情況還很穩定。但剛到下午，我便得知他的情況在迅速惡化。此刻，醫生們才確定，救護車將他送往醫院前，他曾經出現過心搏停止現象。
“心搏停止曾導致血液和氧氣供應驟停，”一名高級住院醫生對我說，“這引起了神經損傷。有些損傷立刻就表現了出來，有些則延遲了。”
他用了一個父親談起腦損傷時經常用的術語，“我們知道，他的大腦已經因為阿爾茨海默病嚴重受損。此刻，他又遭到一次傷害。他要是今天不再出現心搏停止現象，神經科團隊明天就替他做一次評估腦幹功能的檢查。”
他說：“最壞的情況，就是大腦負責呼吸的區域失去作用。這是大腦最後放棄的一項功能。但願我能告訴你……”
但我打斷了他，轉而詢問父親還能活多久，我應該在當天晚上還是第二天早晨撤掉他的人工呼吸機。
“等我們開始嗎啡注射之後吧。鑒於他的情況，應該就是幾個小時後的事。”
我告訴他，我會在傍晚之前趕到醫院。
效率是一劑方便有效的麻醉劑。花了些時間，我整理出一份需要通知的名單。我把名單交給助手，然後告訴她可以開始著手“安排”了。其實，這件事根本不必由我吩咐，因為她早已準備好一切，但我還是自己又整理了一遍。我嘗試著聯繫姐姐，給她打了幾個電話，又在她的手機上留了一條言。她經常出門，所以我想她估計是又不在家。我把幾個侄女的電話號碼也給了助手，沒準兒她們能在傍晚前聯繫到我姐姐。但事實上，直到那天深夜或第二天清晨，姐姐才得到消息。
接著，我又做了一份清單：父親出版過的文章；他從醫生涯中值得紀念的日子和里程碑事件；他開始在麻省總醫院和波士頓精神病醫院學習，接著開始在神經病學領域實習的年份……我著魔般地整理著這份清單。如今，我才開始納悶兒，當時為什麼要在這種事上浪費時間，而非立刻跳上車直奔醫院？儘管我已經非常確定父親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但保持那般忙碌，或許依然能給我一種一切如故的假象。
也許，我害怕如果整個下午都坐在他床邊，想像（我肯定會忍不住這麼做）他還會給我回應或我還能期待一些其他跡象，表明他依然還有活力和恢復的可能，我一定會動搖已經下定的決心。因此，在準備好接受父親的死亡之前，我不想踏進醫院。
我走進病房時，西爾維婭正坐在父親床邊。前一晚睡眠不足的朱莉婭，終於在西爾維婭到來後回家休息了。在捍衛父親生命這方面，只要還能在他身上感受到下列任何令她滿意的跡象，西爾維婭就始終都是最驍勇而堅定的戰士：好胃口、一星半點幽默的火花、非常精神地反抗她下達的命令，或只是露出一個討人歡喜的笑容（有時，我甚至覺得，她如此忠誠地照顧他，想要的回報不過是這樣一個笑容而已）。然而，此時此刻，只要看一眼西爾維婭的眼睛，一切便已明瞭。
她眼中寫著：接受現實。
醫生告訴我，父親的腎臟已經罷工。
“身體其他大部分器官也已罷工；凝血功能失效。”
醫生還說，他的大腦目前已處於“昏迷”狀態。
我簽署了遞到我手中的放棄搶救書。此刻，它已經毫無意義。靜脈注射管插上了父親的手腕。他的臉一片蒼白，雙目緊閉。我彎腰吻他的臉頰時，他也一動未動。
7點後不久，醫生開始給他注射嗎啡，並在接下來的一個半小時裡逐漸加大了劑量。我沒叫西爾維婭離開。8點45分左右，醫生返回病房，又增加了一點兒嗎啡劑量。西爾維婭離開床邊，站到窗下。
從那一刻起直到父親去世，我都一直把耳朵貼在他胸膛上，傾聽他節奏和間隔時間都越來越長的呼吸聲。差4分鐘到9點時，他的呼吸停止了。醫生再次進入病房，拿出聽診器，聽了聽父親的心跳。等他抬頭看向我時，已經什麼都不需要說了。
我離開病房後不久，父親的那名醫生出現在走廊裡。她與我和西爾維婭一起進入走廊盡頭一個類似客廳的房間。雖然西爾維婭和我都沒提她開的藥讓父親經受了那番不良反應的事，她卻自己說起了這個話題。
“我完全不記得你父親對那種藥過敏……”她說。
我記得，當時自己想的是：難道醫生在開處方單前不先看看病人的病歷嗎？但我壓根兒沒心情追究此事。
片刻後，我踏出房間，來到走廊。一名護士站在那兒，等著跟我確認該如何處置父親的遺體。父親大約三年前入院治療時，在他病床前跟我建立起深厚友誼的那名年輕醫生從門口衝了過來。她二話沒說，就先伸出雙臂，緊緊地摟住了我。她說她正在另一層樓值班，但聽說了我父親剛剛去世的消息——我並未問她是如何得知的。這位善良、美好，其母親和祖母也都從醫的醫生握著我的手，陪我走到電梯間。電梯上來後，她緊緊地捏著我的手指，保證第二天早上會給我打電話。
我下電梯到大廳，穿過車庫，我似乎找不到自己把車停在哪兒了。接著，我繞過其中一根水泥柱，轉到上一層，終於找到車。可以說，那是我找車找得最久的一次。我鑽進車裡坐了一會兒，才發動引擎。我不知道自己為何哭不出來。
父親去世前大約10年，即他還在療養院時，曾寫下這樣一張備忘錄：“除了對穿透性研究的普遍嘲笑，我們還期待更多其他描述。建議：有一部分未來藏在我們的記憶中。我們雖然好奇，但我們的病人或許能在回顧中受益……等我再次回顧這個半球的信息時，我希望能瞭解你更多。”
在第二張備忘錄裡，他這樣寫道：“最近，我遇到一個口碑很好的醫生。這些材料應該對學生們的幫助很大——統計和確定最有用的評論，會對他們幫助很大。我估計很快就會開始研究這些最重要的記憶存儲區。”
自從父親去世後，我找機會想了很多關於記憶真實性的問題。近年來獲得了重大突破的神經科學告訴我們：我們有理由懷疑某樣曾經認為自己一定記得的東西。顯然，這已經不是一個全新的概念。20世紀早期精神分析學派的眾多學者中，弗洛伊德就已經發現：潛意識的力量能扭曲記憶。這種扭曲或許能幫助我們壓制過去事件帶來的痛苦，並為之後會經歷的苦難創造出某種令人信服、實則虛假的解釋。然而，近代神經科學明顯通過質疑“記憶是與很多固定實體一樣的存在”，大大推進了弗洛伊德的這些理念。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記憶”顯然“存貯”在大腦的某些區域。我們回憶某事時，需要面對的唯一挑戰就是如從銀行賬戶中取款一般，從大腦的那些區域中將記憶提取出來。
今天的神經科學家們卻認為，我們的記憶中沒有這樣一個類似銀行賬戶或儲物箱的東西等著我們從中提取記憶（或者，也可以將這個動作形容為“伸手將記憶從中拉出來”）。相反，“記憶”本身這個行為，卻是存在的。在這種行為中，神經元之間的電化學活性能實現“大腦重建部分記憶”這一目的。被重建的這部分記憶雖然並不能時常起效，但偶爾還是可能精確反映以往的某段經歷。
“記憶並非對過去經歷的簡單複製。”哈佛大學心理學系系主任、在記憶學研究領域備受尊敬的學者丹尼爾·沙克特這樣寫道，“相反，記憶是來自各種信息來源的零碎信息重新組合、形成某種新實體的結果。”
據他觀察，這種重建行為[1]或許會受到諸多扭曲因素的影響。例如，對如今的我們來說，某段本應手到擒來的回憶，卻可能一時半會兒怎麼也想不起來；或者某段我們認為自己一定記得的對話，卻突然忘得一乾二淨。用沙克特的話來說，這樣的結果和記憶犯下的其他罪行，也許會扭曲我們“對某個具體事件的看法”，或從實際上延伸我們對那段經歷的記憶。
大多數人在回憶我們所愛之人時，往往都會很自然地對那段記憶確信不疑。然而，在回憶過程中，我們的重構行為顯然已經部分改變了那段記憶。儘管如此，這一令人讚賞的論證或許依然會讓我更加勤奮地重新審視我對父親一生的某些記憶，尤其是那些基於他的傳達和母親回顧的記憶。
幸運的是，我和他們擁有的很多記憶都有大量文件可以印證。除了父親送到我家中保存的那些文件，我也在他們的公寓裡發現了很多他還沒時間加以整理的文件。
最近，我在最令人愉快的那些文件中，發現了一封維多利亞·卓別林之女、尤金·奧尼爾曾孫女——奧雷利婭·蒂埃雷——寫來的信。當時，她住在紐約，即將迎來一段輝煌的舞台生涯。據信中所寫，她即將與電影導演米洛斯·福曼合作。但與此同時，她也在哈萊姆附近的一個社區，以志願者的身份照顧孩子們。她談起教導孩子們給她帶來的快樂，但也提到了因自己幾乎無力改變他們的生活條件而產生的“無用感”和“挫敗感”。
如今我才發現，奧雷利婭與我的父母並非點頭之交。父母在波士頓招待維多利亞那段時間裡，她便常常陪伴母親前來。
她這樣寫道：“曾經共進晚餐那些時光[2]，是我最快樂而有趣的記憶。從您那兒得到的關於我曾祖父的消息，對我來說真是意義非凡的無價之寶。真是非常感謝您！”
有時，我曾懷疑父母與卓別林一家及其子女的親密友誼，是否只是我母親對其回憶的一種誇張說法。如今，奧雷利婭這封漂亮的手寫信讓我愉快地發現：儘管多年前，母親就開始用幻想自娛自樂，但她告訴朱莉婭的很多關於她跟奧雷利婭家如何親密的故事，卻並非某種摻雜了幻想因素的甜蜜混合物。
烏納寄來的信我也讀過幾封。丈夫去世後，衝動之下，她曾飽含深情地寫過很多信。不過，那些信通常都是快樂的，寫滿了跟她孩子有關的事。要是我還對母親的記憶有所懷疑，這些信也能起到同樣的反駁效果。（“傑拉爾丁剛剛生了個男孩，”她在1974年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正歡喜得彷彿站在世界之巔……家裡的其他人都遠離牢獄，所以生活真是非常美妙……”）
父親診治過的一些病人家屬也會寫信來，那些信也是另一種形式的肯定，或者強調。例如，我還記得他檢查病人和處理複雜家庭關係的方法；而且，我偶爾也會碰到一兩個曾接受過父親治療的人。
父親去世後兩個月，我到賓夕法尼亞一所大學給本科生做演講。發言接近尾聲時，一名50出頭（也有可能年紀更大些）的女士完成了自我介紹後，告訴我她的工作就是幫助問題兒童和殘疾兒童。
她說：“我認識您父親，我在少女時代曾接受過他的治療。希望有朝一日能跟您談談。我很願意與您分享我的那段回憶。”
我們很快便開始通信。父親替她治療的事，讓我想起了父親處理過的其他幾樁病例。在那些病例裡，她並非其家中唯一一個接受過父親治療的人。
“你瞧，”她說，“認識你父親之前，他已經幫助我父親挺過了嚴重的抑鬱症。而且，當時他還要開導我那因父親生病而壓力倍增的母親。因此，他會同時約見他們兩個人，一邊幫助父親從抑鬱症中走出來，一邊給予母親情感支持，讓她在應付父親的過程中保持平穩的心態。”
她說，她父親曾是個很有活力的人，卻在將近50歲時，因為某個骨科上的問題暫時失去了行走能力。一位骨科專家把這件事處理得極其糟糕。他告訴我父親，情況很可能無法逆轉，他估計很快就離不開輪椅了。
“他就是在那時候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無法繼續工作後不久，他也幾乎拒絕了一切戶外活動，直到他（或母親）想到聯繫你父親為止。你父親是他大學時的一個朋友……
“我不知道你父親具體做了什麼，但我母親說，那位骨科專家的行為讓他非常氣憤。我想，他帶著我父親去見了另一名醫生，另一名他信任的專家。但他給予我父親的治療都是精神病學領域的治療。最後，他十分成功地幫助他擺脫了抑鬱症。第二年，我父親就又能正常行走了。謝天謝地，壓根兒沒有離不開輪椅那回事兒！”
她說，大約10年後，她遇到了自己的人生危機。
“當時，18歲的我很想離開大學。雖然這種想法在那時候並不罕見，但在我的成長經歷中，‘乖乖女’是不會那麼做的。而我向來都是個‘乖乖女’，一直努力滿足父母的所有期望。可突然之間，我意識到自己並沒有準備好上大學。我不想進入那個環境，我驚慌失措，無比焦慮，擔心父母對此會有何反應……
“告訴校方我想休學一年後，他們說如果我還想回來，就得開具一張病假條。他們先讓我去看學校裡的精神病醫生。我想，學校留著這麼一個醫生，就是為了處理像我這樣的問題學生吧。我討厭那個醫生，完全拒絕跟他說話。
“最終，我只得給父母打電話。父親說，‘我有個朋友在波士頓……’於是，他把我帶到了你父親跟前。我非常肯定，我父親是希望他能讓我冷靜下來，幫助我重建信心，並把我送回大學的。我之所以喜歡你父親就是因為：他說，我想休學一年是完全有道理的，因為我壓根兒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去那兒！他說我的選擇並沒有錯，我根本不必害怕會由此引發什麼可怕的後果。他說，我一旦有機會多積累一些生活經歷，比如找一份有趣的工作、到國外或國內其他地方開闊一下眼界，或輕鬆愉快地‘四處轉轉’，別老覺得頭頂懸著一把劍，等我真的準備好返回學校時就一定能知道。他還說，他完全可以預料，不管學校放出多少嚇人的言論，他們多半也會非常樂意接受我的回歸。
“事實就是，他一直都在給予我力量。嚴重警告和發號施令對我都毫無意義，他從未讓我覺得自己只能無助地依賴他人，反而讓我更充分地認識自己，以便長成一個強大的、有判斷力的年輕女性。他給我講述每件事時，自始至終都帶著一種朋友般的親切。而我終於下定決心時，他也非常努力地為我爭取……
“與此同時，他也理解我有多愛我父親，知道我並不想傷害他。這件事他處理得非常謹慎！我的意思是說，他能充分理解我經歷的痛苦、做出的決定，以及這一切暴露在我父親面前後或許會引起怎樣的非難。他制訂的最終方案，對我和我父親來說都是最佳選擇。我覺得自己真是非常幸運。自那以後，我跟父親的關係甚至變得更加親密了。”
最後，她告訴我：“我覺得終於準備好後才回到學校。”
她繼續學習法律，接著逐漸對青少年和兒童面臨的問題產生興趣。擁有了一段幸福的婚姻和幾個屬於自己的孩子後，她轉而發展起一項新的事業，成為一名特殊教育[3]倡導者。她說，她在這份工作中獲得了巨大的成就感。
“你父親身上那種十分罕見的能力，讓我印象最為深刻。這種能力讓他超越了與我家人的友誼，堅定不移地支持我徹底認清自我，找到能帶給我安全感和完整感的一切。一方面，作為我的精神病醫生，他能與病人保持必要的專業距離；另一方面，他又是個值得信賴的朋友。一個人能同時扮演好這兩種角色，真是非常難得。在工作中，我與孩子及其父母打交道時，一直都努力將你父親的做法作為範本，牢記在心。直到今天，我都非常感謝他給予我的這份珍貴禮物。”
和這位女士通了一段時間信後，我對她的瞭解更加深了幾分。感恩節時，她帶著她母親來到波士頓，邀請我跟她們共度佳節。她母親已經85歲，卻仍清楚地記得那個斷言她丈夫再也無法行走的骨科醫生，讓我父親多麼生氣；她也記得幾年後，她陪丈夫和我父親在他家附近釣魚，我父親拉起一條小狗魚時的那股興奮勁兒。這又讓我想起那個釣具箱和那兩根帶卷軸的魚竿，至今仍放在我的車庫裡……
我們應該明智地認識到：儘管記憶可能經常誤導我們，但那些留存在那麼多不同的人，以及父親眾多筆記和文件中的記憶，卻是相輔相成、彼此促進的。不管怎樣，父親留下了如此多的資料——即便現在，我瀏覽完的包裹和文件盒也沒到一半；而仔細研究過的文件，更是只有一小部分而已。我還有機會將剩下的那些東西看完嗎？我懷疑，他要是還活著，說不定會建議我將它們留給年青一代中的某個人。也許可以給一位醫學歷史學家，或者一名現代神經科學領域的檔案保管員。說不定，這個人正在研究該學科在我父親那個時代的發展情況，沒準兒能從他留下的那些資料中發現什麼有價值的東西。
我想，父親極有可能對我說：這些舊物大部分記錄的都是過去那個世紀中某人的生活，我不應該再抱著它們不放。
“現在，繼續你自己的工作吧。相比瞭解另一個人的人生，你有更好的事情可做。”
這才像他可能對我說的話。或者，他也可能對某個病人說出這番話。這個病人或許正無比沮喪，卻仍費盡心力，想要回憶起所愛之人早已逝去的點點滴滴。
每次走上閣樓看到存放在那兒的資料，我都依然有種強烈的衝動，想再打開一堆文件夾，看看裡面或許會有什麼。不久前，我翻出一張父親在哈佛大學讀大一時的成績單。他英語和哲學分數很高，歷史卻只得了個C。但讓我吃驚的是，他第一學期的心理學成績竟然只有D；不過，第二學期，他就想方設法地將這門成績提高到了A。這是張1924年春的成績單。我不知道自己為何對這些無關緊要的細節如此感興趣，或許是因為，我還沒做好就此結束的準備吧。
[1] 對於記憶的這種重建行為，沙克特給出了以下描述：“人們都往往認為，記憶就如家庭相冊裡的快照，如果保存得當，就可以完全按被存儲時的樣子重新檢索。但如今我們已經知曉，我們並不能像相機一般保存過往的經歷。我們的記憶，是以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起效的——我們會提取出那些經歷中的關鍵要素加以保存，然後對其進行再創造，或重建，而非簡單複製。有時，我們會在重建過程中加入感情、信念，甚至在那之後得到的某些認知。換句話說，我們會用那段經歷發生之後才獲取的情感或認知，使其發生一定的偏差。”參見《記憶的七宗罪：大腦如何遺忘與回憶》（The Seven Sins of Memory: How the Mind Forgets and Remembers），丹尼爾·沙克特（紐約：霍頓米夫林哈考特出版社，2001年）和丹尼爾·沙克特與唐娜·羅絲·阿迪斯合著的《建構記憶的認知神經科學》（The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Constructive Memory）一文，該文發表在《皇家學會哲學彙刊：生物科學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iological Sciences）2007年5月期上。
[2] 維多利亞之女——奧雷利婭——對陪伴其母、跟我父母共進晚餐的這段回憶，我父親也在1990年6月21日的一則備忘錄中做了相關記錄。他說，那天晚上，他見到了維多利亞。“隨後，他又在幻想馬戲團的美國劇目劇團中，見到了她的丈夫、女兒和兒子。跟烏納進行了一番長談後……”那時候，奧雷利婭早已憑借自己的本事成為一位卓越的明星，經常到全球各地巡演。由奧雷利婭和維多利亞基於視覺幻象創作、充滿原始美感的獨角戲，顯然充滿令人驚歎的視覺享受。也可參見第九章相關註釋。
[3] 為有身體障礙或學習障礙的兒童而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