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逝世後，我跟她的對話仍然繼續了一段時間。夜晚，我會躺在床上，告訴她我的生活裡發生了什麼——有時是這一天裡的趣事，有時是第二天早晨醒來前，我必須要做出的某個艱難決定。整整一年多，或許是遺傳自她的固執，讓我無法接受自己已經失去她的事實。
母親下葬後不久，父親的信託律師就約我見了面。他說，既然我母親都不在了，就更沒必要繼續租住公寓。他再次建議出手父親的物品，由此所得的收入就可用於他的各項開支。律師還說，迅速花光那筆錢後，父親就能滿足醫療補助制度的要求。到時候，我們或許便能為他找個“相當舒適的地方”，無論他再活多少年都能安度餘生。
“老兄，你也能替自己省下一大筆錢。”
他一邊觀察著我的反應，一邊仍如往常一樣，用那種貴族般頗有教養的口吻說道。這種口氣，總讓我想起大學裡碰到的那些來自格羅頓中學和聖保羅中學的貴族男孩。
我不認為他真的相信自己能說服我。我已經告訴過他，正是因為父親的反覆要求，我才把他帶回家。無論他是否還認得那是自己的家，我也已經下定決心，他將在那住到嚥下最後一口氣為止。
母親去世後的幾個月裡，父親的生理節奏和之前基本沒什麼兩樣。
西爾維婭說：“我7點進屋後，總會說，‘考澤爾醫生，早上好。’他則會抬起頭，一臉明媚，又帶點兒警惕地看向我。要是他正好面朝我的方向側躺在床上，他的目光還會一直追隨著我。
“我端來早餐時，他的眼睛要是閉著，我就會說，‘你得把眼睛睜開，要是還閉著，我可不給你早飯吃。’他會乖乖聽話，睜開眼睛！然後，要是看見我把勺子探入布丁或蘋果泥中，他還會張開嘴，看著我舉起勺子。把食物餵入他口中後，即便根本不用咀嚼，我也會看到他做出咀嚼的動作。對他來說，這已經是種下意識的反應……
“他喜歡布丁——所有甜的布丁。他最愛香蕉布丁、鮮桃汁布丁、芒果布丁和香草卡士達。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吃起那些布丁來，他總是咽得很快。我要是給他蔬菜泥，他雖然也會吃進口中，咀嚼時間卻長得多。”
他的腿雖然很虛弱，手臂卻依然有力。西爾維婭替他洗澡時，他依然會奮力反抗。
“他還是會用拳頭擋住私處。無論我把他的手挪開多少次，他都會又放回去。有一次，我真是生氣了，對他說，‘把那雙手拿開！’他把頭轉向一邊。我走到他身後，聽見他說，‘哦，天哪！’接著，我對他說，‘很好！我讓你說話了！’”
如今，我晚上吻他時，他已經沒有力氣回吻我。但他會把嘴唇貼在我臉頰上，有時還會抬起頭，似乎帶著極大的好奇心，仔細地端詳我的臉。他那雙澄澈的藍眼睛，總會突然透出我一向都很喜歡的燦爛笑容。
我有個年輕又聰明的研究助理，幾年前起就一直跟我共事至今。她很喜歡前來看望我父親，並總是帶來鮮花，為他的房間增添幾分朝氣。她注意到，公寓裡每天都會送來《波士頓環球報》，對此，她有些迷惑不解。因為她知道父親已經沒法讀報，即便西爾維婭把其中一些報道讀給他聽，他多半也聽不懂。
我向她解釋說，我正竭盡所能替父親維持一個文明、熟悉、盡可能與外部世界保持聯繫的環境。把每天送來的報紙放到他辦公桌或臥室的桌子上，只是我所做努力中的一小部分。（如今，朱莉婭和西爾維婭基本上已經會在這裡留宿。他睡著後，她們會在晚上讀那些報紙。）父親去世後，我最後做的事情之一才是取消訂閱那份報紙。
第二年，父親不得不再次入院。問題出現於2月初。當時，他那位老年病科醫生經過一系列檢查，在他直腸上方發現一處她稱之為“淺表潰瘍”的病灶，其實是嚴重褥瘡的傷口。但她既沒有給出任何治療方案，也沒有安排後續檢查，而只是讓訪視護士每週過來看父親一次，如果潰瘍沒有癒合，就及時告訴她。然而，潰瘍並沒有癒合，反而越變越大時，那名護士卻從未出現過。無論出於什麼原因，醫生的話都顯然沒有傳達到她那裡。
到3月16日，潰爛區域的面積已經翻倍，成了所謂的“壞死膿腫”。後來醫生說，“我印象中……護士和傷口護理專家應該密切關注過病人的情況……”但她似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確保上述做法。
3月17日，另一名護士出現在公寓。一檢查完父親的傷口，她就建議應該將他送進醫院。那天深夜，一名醫生告訴我，CAT掃瞄（也稱CT掃瞄，是一種計算機層析呈像技術）已經證實，“骨潰瘍壞死組織”或許已經大量湧入他的直腸。他們已經咨詢過一名外科醫生，並已通過靜脈注射，將開出的抗生素注入父親體內。
那天晚上和之後的三天裡，我跟一系列醫生談了話或見了面。第二名醫生告訴我，父親目前正在發高燒，他相信膿腫已經擴散到他的直腸。如果真是這樣，那將有兩個選擇：“極端做法是在全身麻醉的情況下做場大手術，但這會非常困難。他可能死在手術台上。”替代方案是：我父親接受的抗生素藥物或許能抑制感染，“也許能減輕症狀”。他要是能在家得到妥善照顧，膿腫或許也能開始癒合。
第二天，另一位醫生說，直腸內似乎並沒有像之前擔心的那樣出現感染跡象，而父親的燒也退了。但又過了一天後，另一名醫生告訴我，因為沒有及時治療，長時間的耽誤已經讓那處潰瘍面積大增，因此根本無法確定它是否能癒合。或者說，至少數月內，也許整整一年內，它都無法癒合。
面對這麼多不同意見，又沒有父親的常規醫生（即她所謂的“主治醫生”）整合意見來給我一個明確又容易理解的預測，我真是不知所措，拿不準該相信哪種意見了。最後，還是無比自信的西爾維婭認為，她可以如醫生所說（跟我談過話的4名醫生中，有一位消除了我的疑慮和猶疑，並勸說我盡快把父親帶回家），幫助父親更快地恢復過來。
父親一回到家，她就跟朱莉婭制訂了一套行動方案，以保護受創區域不再受到額外刺激。她們訂購了一床特殊的彈性軟床墊，讓父親睡覺時側躺在上面。如此一來，便不會給他的直腸和下半部身體造成壓力。這可不是件輕鬆的差事，兩人必須整夜看著他。不過，在她們精心又勤勉的照顧下，潰瘍真的開始癒合了。
然而，根據相關資料記載和朱莉婭直言不諱的記錄，父親的那名醫生“在我們需要她的時候依然失聯”。如今再來回顧當時的這種情況，朋友們都問我為何不放過自己、西爾維婭和朱莉婭，老為這件令人挫敗的事傷神。我認識波士頓地區的一名醫生。朋友們都建議我向他求助，替父親另外找一名醫生。事實上，我的確提過這些要求，對方的建議卻是：父親的生命已經走到這個階段，其他醫生不太可能願意接手照顧他；或者說，他們會認為此時插手並不明智。
總之，無論西爾維婭和朱莉婭在情感上付出多大代價，重新跟一名新醫生打交道，也會動搖她們現有的工作模式。正如她們所說，如今這位醫生辦公室裡的那些人，已經跟她們建立起工作關係，不僅時常都有回應，回復時間也不會長到令人擔憂。[1]但若換一名醫生，一切關係都得重建。而且，我每次想終止跟父親這名醫生的合作關係時，她都會在那些危機之後，就父親的情況非常體貼地給我發一份極其詳盡的事後總結。有時，字裡行間幾乎還帶著歉意。這至少會讓我暫時相信，她會更仔細地照料父親。
最後，就算我能找到一名好得多的醫生，我也決定維持現狀。相反，我要竭盡所能支持西爾維婭和朱莉婭勇敢對抗現有的醫療系統。即便面對目前這種令人不安的趨勢，我們也可以期望現在這個官僚化嚴重、讓人大失所望的醫療系統，有朝一日能變得更有效率，也更人性化一些。
在父親生命的最後12個月裡，我看著他逐漸陷入幾乎完全被動的局面，儘管還是經常微笑，卻完全變成了一個需要依賴別人的“孩子”。於是，我再次利用深夜時間，在他托付給我的那些箱子裡瀏覽各種材料，以此尋找安慰，分散注意力。其中的一個紙箱保留了他從醫多年來的信件副本和一些印刷品。我讀到了一篇十分大膽的、批評精神病學教育現狀的文章。父親在約翰斯·霍普金斯醫院跟隨阿道夫·邁耶學習期間，就自己的觀察寫下了這篇文章。
那些文件讓我大吃一驚。因為僅僅三年後，他評價邁耶本人教學的那封信[2]措辭就極為嚴厲。（更讓我驚訝的是，同一個文件袋裡，還有一張威風凜凜的邁耶肖像畫。畫上還有邁耶的親筆題字“致我的朋友兼學生——哈里·考澤爾醫生”。父親非常珍視這幅畫，不僅給它加了個漂亮的畫框，還將它掛在辦公室牆上，緊挨布洛伊勒醫生親筆簽名的肖像畫。）父親的這番批評是以信件的方式呈現出來的。收信人是位名叫約翰·懷特霍恩的醫生。1941年夏，約翰醫生獲選接任邁耶診所所長一職。如信中所示，此時邁耶正準備退休。
“親愛的約翰，”信件開頭這樣寫道，“我如約向您報告……您對醫學院學生所受教育情況的關注，之前我並沒有太多可以說的。現在，我將在不同的標題下，詳細探討這個問題。”
在第一個標題——“對邁耶醫生所授課程的批評”下，父親毫不客氣地寫道：“他過於強調自己的那套系統及其諸多細節。這就要求學生記憶大量他集成的各種概念和精神生物學方面的信息，從而失去對精神病學的總體把握……”早會上，無論提到任何同時代醫生的工作，他的評價都“有些貶損之意，稱其貢獻微乎其微”。對此，父親辯稱：後來，他的這種做法產生了一種“回飛鏢”效應，“很多學生對精神分析和其他探索性概念越來越著迷”，結果“倉促之下，紛紛走入極端”，完全拋棄了邁耶醫生的那些概念。
在“菲普斯診所與約翰斯·霍普金斯醫院其他部門關係”這一標題下，我父親寫道：“菲普斯診所簡直是心理學領域的西伯利亞，與精神病學部和醫療部幾乎都沒有交流。診所有自己的內科醫生，更加強了其孤立性，讓其完全獨立於醫院其他部門。這種情況不僅是對醫院的侮辱，對病人也是極不公平的。因為診所提供的醫療咨詢質量，遠遠比不上醫院常規醫療科系提供的咨詢。”
提到“普通病房”時，父親說，因為缺乏適當監管，“我認為，病人並未享受到應得的徹底治療”。
“事實上，沒有一個高級職員會坐下來陪陪病人，也沒有實習生花上一小時或半小時，耐心仔細地詢問病人的情況。關鍵在於，實習生應該得到一些醫生們親自傳授的臨床教學……而非在早會上基於二手資料展開的討論。他們自以為已從病人那兒獲取了信息，於是，早會上的那些二手資料，都是以他們的這些描述為基礎的。
“大多數訓練都圍繞早會展開。讓一名實習生讀完一份冗長的手寫病例後，邁耶醫生再給一些看似睿智的評論。有時，這些會議非常荒謬。眾人圍繞診斷結論爭論不休，卻隻字不提任何具體的治療方案……
“儘管支持舊體制的人會表示強烈的反對，”父親繼續寫道，“事實上，實習生們卻得不到任何處理諸如激烈譫妄或癲狂等重大問題的經驗。”
父親寫到，給實習生指派任務時的組織不力，也導致病人無法得到徹底護理。
“剛進入診所的一兩周裡，病人備受關注。接著，他引發的刺激便會逐漸消退，像塊薄煎餅般被拋棄，因為實習生要麼忙著應付其他新入院的病人，要麼就被其他浪費時間的人或事分散了精力。因此，進入診所後的第三周或第四周裡，病人往往都會大失所望。在那之後，他們不僅很少見到那些實習生，即便見面，相處時間往往也十分短暫。”
在“實驗室”這個標題下，父親寫道：“說實話，我對此沒有任何評論。我不知道建這麼多解剖實驗室的意義何在，因為解剖不過是邁耶醫生的個人嗜好而已。他雖強調解剖，卻幾乎不提生理學概念……”
在“精神神經機能病”這個標題下，父親寫道：“對精神神經機能病的治療和指導，是診所運作過程中最薄弱的環節之一。我曾建議邁耶醫生，應該建立一個長期研究精神神經機能病治療方法的專業科室，卻無濟於事。從這個方面來說，我認為，對美國精神病學應盡的職責，該診所並未做到。”
如果找到某個一直沉浸在歐洲精神分析學派的“高貴難民”，那些無法接觸到非邁耶指定崗位的實習生或許會在不久的將來，完全拒絕邁耶那些理念。
在最後一個名為“精神分析修訂補遺”的標題下，父親建議診所或許可以期望，並由此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
“在這兒（即波士頓），”他繼續寫道，“有個非常能幹的研究員[3]，渾身似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動力……”
他的經歷包括“在弗洛伊德的門診部擔任多年管理者職位”。父親極力推薦此人，說出他的名字後，又加上了這樣的描述：儘管他堅信“正統”，“卻並非如弗洛伊德醫生般老派……反而一直警醒且好思，他那敏捷的思維是極具促進作用的……見見他，親自評估一番，或許是個好主意”。
我想，收到父親建議的那位醫生，應該認真考慮過他說的這些話，因為他在回信中親切地表達了謝意，稱“您的信寫得非常周到，對我幫助很大”。我不知道這位新所長在制定新政策時，是否受到了父親這些建議的影響，但我知道，父親繼續跟診所的其他醫生密切合作了很多年。
在另一堆更大、標注年代更晚的材料裡（這堆材料上標注的日期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我又找到一個案例。在此期間，馬薩諸塞州設在此處的心理健康部門開始將一些刑事罪犯送到父親面前，請他評估。父親接下這類任務，就意味著他甘願承擔也許會引起同事或頂頭上司不悅的風險。這麼多年過去了，直到現在，我才想起回顧這段插曲，似乎顯得有些奇怪。因為這些文件即將展現的這個案例，不僅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社會反響，還在隨後的好幾年裡繼續分歧不斷、備受爭議。
這件案子始於1962年，經歷了整整一年後，一直持續到1964年。其間，13名婦女被勒死在自己家中。她們不是住在波士頓，就是離波士頓不遠。[4]其中幾人還上了年紀，年齡最大的一人已經85歲。據媒體報道，她們的屍體“都被擺成了怪異又色情的姿勢”[5]，“腫脹的脖子纏著又大又誇張的蝴蝶結”。警方相信，這一系列勒殺案都是一人所為，並立刻展開大規模搜捕。然而，直到1965年都沒有任何嫌犯落網。
同年，父親所在治療評估中心附屬的一家大型州立精神病院監獄分部裡，一個病人對另一個病人說，他就是殺掉那些女人的兇手。不久之後，他又先後向自己的律師和州檢察官供認不諱。然而，這個男人似乎有強烈的自誇傾向，即便知道坦白罪行的結果可能招致終身監禁或死刑（當時，馬薩諸塞州依然沒有廢除死刑），也想無限誇大其自身的重要性。因此，他供詞的可信度便蒙上了一層陰影。
和其他案件一樣，在對被告精神狀況有疑問的情況下，法庭便要求父親幫助確定此人在精神上的行為能力是否足以受審。[6]隨後，父親便約談了這名嫌疑犯。此人名叫艾伯特·H. 德·薩爾沃，當過電工，也做過建築工人。從他的檔案來看，雖然有性侵記錄，卻無謀殺行為。
兩人1965年3月14日、24日和29日的三次面談共留下145頁記錄。面談期間，還有一名精神病醫生也在場，但自始至終，他似乎都很少參與進來。父親在提交給國家精神衛生專員的一封信中稱：德·薩爾沃（他稱其為“病人”，而非“嫌疑犯”）雖然能“本能地回應”他的提問，卻表現出“一種膚淺的情緒反應”。
在這些面談中，父親要求德·薩爾沃描述行兇過程。他的講述雖充滿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細節，卻不帶任何情感。而且，從他的用詞似乎也可以看出：他認為勒頸致死不過是這些女人“遭遇”的不幸事件，而非他犯下的暴行。
比如，德·薩爾沃跟父親提起一名被他殺害的女人時，只說了句“她就是被枕套悶死的那個”。父親注意到，德·薩爾沃在這裡提到枕套時，所指並不明確，用的是“它就在那兒”。但它是怎麼跑那兒去的？
“‘就在那兒’是什麼意思？”父親問。
在這個問題的刺激下，德·薩爾沃才將自己加入敘述中去。“是我拿枕套悶死了她。”最後，他又加了一句：“還打了個結（即將枕套繞到她脖子上）。”
接著，提到另一名60多歲的被害女子時，他說：“她死了，頭骨破碎而死。是被刺死的。”
“誰讓她頭骨破碎？”父親問。
“我。”德·薩爾沃說。
提到一名死在床上的女人時，他的用詞依然如故。他稱自己“滑開鎖”，進入臥室，“她正從床上爬起來……”“很奇怪……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看到她時突然湧起的那種感覺……她轉過身，下了床。然後，我能記得的，就是她躺在地板上……長筒襪繞在她的脖子上。”
父親還是問，長筒襪是怎麼跑到那兒去的。對此，德·薩爾沃的答覆依然是：“我帶過去的。”
有時候，德·薩爾沃告訴父親，他不記得自己殺掉的那個人，也不記得自己是如何動的手，直到讀到報上的相關報道，才會察覺到（用父親的話來說）“他就是那個作案的人……”。正如父親注意到的那樣，他反覆引用報紙上的描述，或許提出了一種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在父親看來，如此敏銳、聰明，又富有創造力的德·薩爾沃，很可能根據報紙詳細描述的細節捏造出部分事實。不過，德·薩爾沃其他部分的陳述似乎又不會引起這種懷疑。
總之，德·薩爾沃若真是這一系列勒殺案的兇手，父親也從這個男人對作案過程的描述中，察覺到“一種明顯來自經驗的不真實感”。父親再次注意到，德·薩爾沃冷漠地提起受害者的同時，卻傳達出“一種非常高興自己如今已經成為眾人關注焦點的意味”。其他不合理的現象和“一種對至於自身的危險近乎麻木的反應”，更加重了父親的這種印象，讓他認為：這個男人不應該上庭受審。
“艾伯特·H. 德·薩爾沃，”父親寫下他的結論，“可能患有心理疾病。”
根據馬薩諸塞州的法律，此人“判斷力存在重大缺陷”，“無法理解自身所處的環境”，沒有能力“做出最有利於自己利益的決定……”。
然而，父親的意見卻被心理衛生院的其他人駁回。[7]他們雖然診斷德·薩爾沃為精神分裂症患者，卻告訴法庭他並沒瘋，完全有分辨對錯的能力。但父親認為，這點無論是從法律角度還是精神病學角度來看，都是站不住腳的。
與此同時，媒體已經認定德·薩爾沃有罪，要求讓其接受審判。最終，法庭決定德·薩爾沃可以受審[8]，但受審原因並非他犯下的13樁勒殺案，而是其之前所犯的那些罪行（我之前已經指出，這些罪行不足以判定其為殺人犯）。但父親認為，將其送審的決定“完全不合邏輯”，“從本質上來講就是自相矛盾的”，並且很可能受到政治考量的影響。[9]
然而，審判還是如期進行，結果也不難預測：暴露在媒體面前的法官不可能毫無偏頗。而且，不可思議的是，法官竟沒有要求隔離陪審團。結果，德·薩爾沃各項罪名成立，並判終身監禁，將由醫院轉到一家不再為其提供精神治療的州立監獄。
一年後，德·薩爾沃從監獄裡給父親寫了封信。父親從未公開過這封信，而是將其妥善保存在一個封好的信封裡。信是手寫在幾張藍條筆記本紙上的，落款日期為1968年1月1日。
“親愛的考澤爾醫生，”德·薩爾沃這樣寫道，“我努力想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卻徒勞無功。出於某種未知的理由，我發現自己依然在原地打轉。我多次想起您，並無法理解，為何再也無法見到您（他指的是離開醫院後的日子）。至少，您讓我覺得，您對我感興趣，是將我視為了一個人……對此，我想向您表達由衷的敬意。”
接著，他說他覺得我父親“理解”他的感受。
“我很想跟您單獨聊聊，”他說，“把心裡的話都說出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但我就是覺得，跟您在一起時我是那般自在……您不是醫務主任，真是太遺憾了。”
德·薩爾沃留院觀察期間，大部分時候跟他打交道的都是另一名醫生。我父親只是那名醫生的下屬。否則，“所有已經發生的事都有可能避免。如果您好好想想，就能明白我的意思”[10]。
再次說明這點後，他稱自己目前“內心無法得到釋放”。這個涉嫌勒死了13名婦女的男人非常禮貌地結束了這封信：“祝您健康。願您新年快樂！”
最後，他在信紙底部密密麻麻地寫了幾句附言，稱希望父親記得幾年前，他是自己“走進警察局”尋求醫療服務的。
“這點兒，”他說，“就是……我至今都無法理解的一點。”
5年後，德·薩爾沃在監獄裡被另一名囚犯謀殺。沒人再為那起勒殺案提出過審判要求。
存放德·薩爾沃信件的那個文件夾裡，我又找到一份父親寫的備忘錄。備忘錄中，他再次對那些確診德·薩爾沃患精神分裂症卻並不瘋狂、有能力分辨是非對錯的醫生提出異議。
“鑒於情感缺失，”父親寫道，“以及他在描述自己罪行時那種虛幻的感覺，再加上他身上明顯的女性意象[11]，完全可以用上‘精神分裂症’這個術語。但若從道德觀念上來分析——判定其是好是壞、是對是錯——具備此種特性的男人，是極難劃分，且很難讓人信服的一種人……
“德·薩爾沃沒有分辨是非對錯的能力。說到‘分辨能力’，應該是種比‘辨識能力’更具體的東西。這就好比通則——社會上總存在一套能為人們普遍接受的價值觀。因此，‘分辨能力’是一種深入人本質的東西。只有借助這種能力，一個人才能抑制住會對他人造成重大傷害的行為。除此之外的所有能力，都是遲緩、無效的抽像概念。要想具備‘分辨能力’，就得先學會感受，否則這種能力也會變得毫無價值和意義。”
父親無比自信地陳述這些理念，並越來越敏捷和精準地找到完全恰當的詞語來表達自己的意思。因此，他在此期間寫下的這些東西，無疑成了他職業生涯中最優秀的一批記錄。誠然，當他與其他醫生爭論，以一種近乎對抗的方式表達異議時，除了自信，他也依舊固執。母親過去常常擔心，與那麼多同事敵對會對他不利。
“然而，”她說，“這只是他個性的一部分。不用我說，與人為難的事，他母親也做得出來。儘管說起他母親的這種做法時他表示並不喜歡，但他其實比他以為的更像她。”
他偶爾會推翻某件他曾強烈支持的事，努力修正自己下過的定論。但對德·薩爾沃的法律裁決這個問題上，他的看法卻從未改變過。[12]德·薩爾沃死在監獄裡那會兒，父親說：“他雖然很可能就是犯下那13樁勒殺案的兇手，但法庭即便要定他有罪，也應該以正在討論的問題定罪——通過那些罪行為死者復仇。然而，他們卻選擇了如此迂迴的復仇方式……
“總之，這個男人就不該被送審。”
收到德·薩爾沃那封信時，父親61歲。之後，他為心理衛生院和國家司法機關工作到70歲，但他在精神病學領域的實踐工作卻持續到80多歲，並堅持記錄。無論他的記錄演變到多麼混亂的局面，直到被送入療養院之前，他都從未放棄過記錄。
12年過去了。如今已是2008年，父親也已102歲。純粹從壽命來看，他已經快趕上我的母親，但種種“跡象”已經清楚地顯示出他的虛弱。我知道，他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
[1] 父親出院回家後，每週都會有一名訪視護士來看他。每個月，放血師也會來兩次，通過靜脈切開的方式取走他的血樣。顯然，這一切都是父親那位醫生的辦公室安排的。用朱莉婭的話來說，在這點上，她和西爾維婭的確從那名醫生身上得到一些遲來的指導，幫助父親從潰瘍中恢復過來。
[2] 父親這封批評邁耶醫生臨床教學的信是1941年8月寫給約翰·懷特霍恩醫生的。後者於1941年接替邁耶醫生，成為菲普斯診所的所長。
[3] 父親在此推薦的這個人是愛德華·希奇曼醫生。他從1922年起，負責管理弗洛伊德那間免費（或僅收取低廉就診費）的精神分析診所。1938年，他為了躲避納粹迫害，先逃到倫敦，後於1940年前往波士頓。
[4] 起初，人們以為只有11名受害者，但據德·薩爾沃（犯罪嫌疑人）後來的招認，還有2名受害者。新聞記者格羅爾德·弗朗克在其《波士頓殺人王》（The Boston Strangler）（紐約：新美國文庫，1966年）一書中，列出了13名受害婦女的姓名和年齡。其中5名年齡為19—23歲，另外8名都是55歲或年紀更大。
[5] 媒體關於受害人屍體的描述，可參見洛蕾塔·麥克勞克林發表於1992年6月7日《波士頓環球報》的回憶文章。
[6] 父親在1965年4月6日寫給馬薩諸塞州精神衛生專員的信中稱：“依照最高法院尊敬的阿瑟·E. 惠特莫爾法官吩咐”，已完成對艾伯特·H. 德·薩爾沃精神狀況的檢查，隨後即可提供面談記錄。
[7] 父親並未像反對他的那些人一樣收到做證邀請。
[8] 做出認為其有能力接受審判的決定後，聽證會被安排在1966年6月，而法庭裁決則於7月宣佈。1967年1月10日，審前聽證會上，再次提出其是否有能力接受審判的問題。但是，審判還是於第二天正式開始。（《波士頓環球報》，2013年7月13日。）
[9] 據德·薩爾沃的律師李·貝利（後來，他也是帕特裡夏·赫斯特的辯護律師）稱，他與檢方談判後的結果也部分影響到了法庭的決定。後來，貝利對自己同意這個明顯妥協的決定進行了一番錯綜複雜的解釋。可參見李·貝利與哈維·阿倫森合著的《抗辯從未停止》（The Defense Never Rests）（紐約：斯坦戴出版社，1971年），也可參見《時代週刊》，1969年1月27日。
[10] 德·薩爾沃在給父親的信中稱，如果能由父親直接監管，“所有已經發生的事都有可能避免”。這句話著實令人費解。因為毫無疑問，他接受觀察之前，就已經犯下那一系列勒殺案。德·薩爾沃信中還有很多使人困惑的地方，但他對父親的感情卻似乎是真摯的。
[11] 精神分析學專有術語，指男性的女性意向。——譯者注
[12] 關於德·薩爾沃是否有罪這個問題，2013年，一項名為DNA（脫氧核糖核酸）“親緣排查”的方法表明，德·薩爾沃的DNA與留在一名19歲被害女子身上的DNA樣本相符。警方相信，這名女子是他最後的受害者。（《波士頓環球報》，2013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