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時候起，父親的身體每況愈下，越來越多地陷入一種越來越柔順、通常昏昏欲睡的狀態，看上去就像個困惑的小男孩；而我母親則變得思想越來越豐滿和複雜。
每天晚上，朱莉婭陪母親的時間常常要多過西爾維婭。通常，朱莉婭一大早就會來到公寓，然後幾乎一整天都在照顧我父親。直到父親6點上床，母親才有機會讓她喜愛的朱莉婭陪自己說說話。她與朱莉婭共處了這麼長時間，我想，一些關於她如何對待朱莉婭的話，如今也該毫無避諱地說出來了。
從朱莉婭答應做我母親的護工時起，我腦中就一直都有個問題。我母親會如何對待她呢？在我成長的20世紀40年代，富人區的白人女性大多還是將有色人種婦女視為僕人。通常來說，我大多數朋友的家裡都有個替他們打掃屋子、照料孩子的“有色女僕”或“有色丫頭”。而且，無論她們多麼親密（我那些朋友的媽媽們似乎總在不停地說她們有多愛家裡的女僕，以及多麼感謝她們），她們之間的關係顯然都是不平等的。
我母親與朱莉婭之間的關係也是不平等的。母親一直是家裡的老闆，朱莉婭只是個受雇前來照看她的人而已。但經過這些年，母親的態度和想法還是發生了一些改變。例如，我發現，她會慈祥地關愛我在教書期間帶去看望她的那些孩子們。民權時代潛移默化地改變了我的父母，我在波士頓直接參與種族對抗的行為，也贏得了母親的強力支持。當然，父親也及時表達了支持之意。
不過，朱莉婭並非在我過去教的那些小孩中。對於處在我母親這個種族和階級的女人來說，對孩子投入感情當然會容易一些。因此，我對朱莉婭說，無論是遇到母親習慣性的偏執，還是那些我童年起便存在的種族暗示，她都可以直言不諱地告訴我。
“別擔心，”朱莉婭對我說，“我受得了。我也是從那時候過來的。如果真感覺到什麼，我一定知道是因為什麼。”
但我並不想讓她有種被迫“接受”的感覺。因此，朱莉婭跟我說起母親最後幾年，她們之間的深情厚誼，以及母親在朱莉婭特別需要關愛時給予她的安慰和支持，我真有種如釋重負之感。
“相對她那個年齡的人來說，你母親有種十分罕見的能力。發現我正經歷痛苦時，她都會先拋開自己的事。我丈夫去世時，她特別努力地安慰我，就‘為愛付出的代價’這個話題（這是她反覆提及的觀點之一）跟我談了好幾個小時。只要需要，我就可以在她面前哭，她則會說，‘把椅子拉過來，坐到我身邊。’我要是一直哭個不停，她還會把我摟進懷裡。在精神上，她依然那麼強大。只要跟她說話，我就會感覺更堅強……
“她要是偶爾傷害了我的感情，也會立刻意識到。她會說，‘對不起，朱莉婭。’我要是去了客廳，她還會叫我，‘朱莉婭，你能回臥室來嗎？我需要向你道歉。’”
在這些年裡，朱莉婭的一個孫子因心理疾病而突然自殺，或許這是最讓她傷心的事。她一直未能從中恢復過來。她說，每次需要釋放情緒和心中的那種內疚感時，我母親就會講起她認識的某些人，那些人也有摯愛之人選擇了自殺。而且，他們也會責備自己沒能阻止悲劇發生。
“我無法形容這對我的幫助有多大，”朱莉婭說，“當然，我知道他病了。陷入抑鬱後，他就離開了大學。他沒法再繼續學業，只能退學。我讓他回家跟我一起住。
“之後一段時間，我以為他有所好轉。他服了藥，看起來也穩定多了。出於某種我也無法理解的原因，他突然決定停藥。停藥後不久，他就自殺了。儘管根本不知道原因，我還是相當自責。把這件事告訴你母親後，她雖然無法讓我不再痛苦，卻幫助我放下了已成執念的內疚感。
“‘朱莉婭，’她說，‘我很理解抑鬱。所以，我不能讓你認為這是你的錯誤或責任。’對此，她的態度非常堅定……”
我母親去世前兩年，朱莉婭的母親就去世了。對她來說，那又是一次痛苦的經歷。母親又一次把自己的事放到一邊。
“她向我伸出雙手，讓我坐得近一些。‘朱莉婭，’她說，‘我知道你很孤獨，之後很長很長一段時間，你都會非常想念母親。但我一直在這，隨時都能聽你訴說。現在，就把我當成你的母親吧，我會幫你渡過這次難關的。’”
聽到朱莉婭提起這些往事，我心裡充滿了感激。我想，毫不誇張地說，她或許是迄今為止，我母親最親密的朋友，也肯定是她最信任的閨蜜。她們之間的忠誠感堅不可摧。
朱莉婭的母親去世時，我母親已經100歲了。那年和第二年年初，母親還是會每天下床到客廳用午餐，有時候也會去那喝茶。通常，她會在餐桌上吃晚飯，然後去我父親的臥室（有時，她也會隔天晚上去一次），站在旁邊靜靜地看著他，最後俯身給他一個吻。跟西爾維婭和朱莉婭交談時，她大多數時候頭腦都很清醒。我要是在她脾氣暴躁時來訪，她就會像往常一樣，有些專橫而獨斷地待我。
有一天晚上，她研究了半天我的細條紋襯衫和深藍色領帶後，伸手摸摸布料，說：“我喜歡這件襯衫……希望你再買幾件類似的回來。”
另一天晚上，她問我：“你剪頭髮了嗎？”但是，我正在趕截稿日期，直到來見她的頭一天，才把已經一個多月沒理過的頭髮剪了。
“別再把頭髮留得太長，”她對我說，“你留短髮看起來更年輕，就保持這個髮型吧！”
朱莉婭當時也跟我們在一起，她忍不住笑著說：“考澤爾太太，你真是一直都在給我驚喜呀！”後來，朱莉婭在客廳裡說，“你母親也對我說過類似的話。我要是穿了新衣服，她不僅會對此表達喜愛之情，甚至還會問我在哪兒買的，或者花了多少錢！”
那一年，在我的催促下，母親跟我長談了很多次，生動而細緻地講述了她的童年、大學時代和與父親幾十年間那些歐洲之旅中的所見所聞。她告訴我，他們剛剛開始橫渡大西洋的旅程時，根本沒有飛機坐，只能把兩人的衣服都打包放進輪船衣箱（這種箱子像衣櫃般，裝有一格格的抽屜），乘老式汽船出行。她的一個壁櫥裡至今仍放著一個那樣的箱子，上面的標籤還有他們所乘船隻的名字。
隨後的幾年中，航空旅行漸漸變成前往歐洲的常規出行方式後，他們還是更願意選擇當時最著名的那幾艘客輪出行：“自由”號、“法蘭西島”號、“瑪麗王后”號，或一艘名叫“米開朗基羅”號的漂亮意大利客輪。母親告訴我，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父親的醫生職業讓他們負擔得起比過去更昂貴優雅的酒店後，他們也住過羅馬的西班牙階梯酒店、哈斯勒酒店或巴黎的雅典娜廣場酒店。
一天晚上，她跟我講起一個夢。夢中，她坐在雅典娜廣場酒店門廳的一張桌子前。
“那裡只有我一個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想，我正在等你父親。”
她在夢中不停地考慮各種問題，比如他們應該選哪個房間入住，她把自己的護照放哪兒了，以及父親被什麼事耽擱了。她說，她坐在門廳，整整等了三天。
第三天晚上，父親到了，她終於可以起身前往他們的房間。父親已經為晚餐換上“一身正裝”，母親說，“他還請我幫他調整領帶。”接著，兩人便下了樓。酒店外，一名法國醫生及其妻子正在“一輛看起來有些滑稽的小車”裡等著他們。
“那個夢簡直太真實了！”她說。在夢中，她還對自己說，“這個夢我以前應該做過……”她問我是否也有相同的經歷。
“有過好多次！”我對她說，“我知道自己在做夢，卻忍不住老是想‘這地方我以前肯定來過’。”
“對，正是如此！”她說。那個夢中唯一讓她不安的部分，就是在門廳等待父親的那段奇怪經歷。
另一個晚上，她跟我說起在多切斯特區的成長經歷。那裡雖然基本上是個猶太人社區，卻離一個住著很多愛爾蘭富人的區域很近。
“肯尼迪總統的母親羅絲·菲茨傑拉德就住在離我們社區僅一英里遠的阿什蒙特山。冬天，她會帶著她的父親坐在一輛兩匹馬拉的四輪馬車裡從我們面前經過……
“我剛出生那會兒，家裡用的還是煤氣燈，我們那條街上裝的也是煤氣燈。晚上，一個騎自行車的男人會帶著一根長竿，把街上的燈一一點亮。”
她說，她還記得裝上電燈那會兒，自己有多麼激動。
母親的父親是名牙醫，在她出生那會兒非常忙。從俄國來到美國僅僅兩年後，他就於1898年進入了塔夫茨大學。母親大約從10歲開始便在週六跟著他到學校，幫他打掃辦公室。他要是週六也有約診，她就站在牙科治療椅旁，替他遞需要的工具。
“我們乘電車出行。他的辦公室在特裡蒙特街，離著名的約旦馬什百貨商店不遠。”
那家商店現在已經關門了，當時卻是該城市中心商業區一個多世紀以來人們最熟悉的一處地標。
我的外祖父享年92歲，干牙醫一直幹到80多歲。據我所知，外祖父是個一腔熱忱的社會主義者，但他從沒跟我提過他的政治信仰。他喜歡聊他看過的書——大多是英美19世紀的小說。他的書房裡有一套皮面的查爾斯·狄更斯小說。我十一二歲時，在他的介紹下，閱讀了《皮克威克外傳》《霧都孤兒》《大衛·科波菲爾》《艱難時世》和《遠大前程》。他允許我把書帶回家，利用夏天的夜晚閱讀，後來還把整套書都送給了我。
我的外祖母是個十分美麗的女人。她在布達佩斯長大，深受19世紀末奧地利和匈牙利的音樂傳統熏陶。我記得五六歲時，曾聽過奶奶（我叫她“奶奶”）在客廳用鋼琴彈奏愉悅的華爾茲和輕快的歌劇舞曲。就是她，決定讓我母親學習小提琴。後來，母親逐漸愛上了小提琴，還為上大學後放棄學琴的事遺憾不已。
不過，母親早年浸淫音樂，尤其是室內音樂的經歷，為她的婚後生活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記得我剛上小學那會兒，家裡有台“維克楚拉”留聲機，母親會用這台留聲機播放她小時候的音樂。她最愛的一首曲子是羅伯特·舒曼的44號作品——一首浪漫的鋼琴五重奏。有時，我跟她坐在廚房時，她便會從頭哼起那首曲子。
從拉丁學校畢業後，母親前往惠頓市，進了一所小型女子學院。那所學院離南波士頓大約一小時車程。她在惠頓市讀大一那年，她的父母從多切斯特區搬到時尚郊區布魯克萊恩。兩年後，她弟弟進入哈佛大學。故事就這樣發生了。她弟弟不僅跟我父親成了同班同學，還非常適時地請我父親到布魯克萊恩的家中吃了頓週日晚餐。於是，我的父親就這樣邂逅了我的母親。
兩人在父親就讀法學院期間結了婚。起初，他們並沒有公開婚訊，因為外祖母瞧不起父親的家庭。用她上流社會的視角來看，父親家不僅比他們家窮困得多，也“粗鄙沒教養”得多。因此，這也成了外祖母反對他們結婚的唯一原因。
有一次，父親告訴我，祖母對這樁婚姻也有所保留。“她擔心，我選擇如此窮困的時候結婚是否能養活自己。但我告訴她木已成舟，我們已經在新罕布什爾州結了婚。”為了安撫祖母的情緒，大家同意在拉比家中再舉行一次儀式時，“她便接受了這一切……”
為了讓父親實現與歐金·布洛伊勒的會面[1]，最後，他們的蜜月旅行去了瑞士。那時候，豪華酒店完全在他們的預算之外。
“我們住最便宜的旅館，花每一分錢都精打細算。”母親說，“但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開心的時候。我真為你父親驕傲！而且，他又是那般英俊！”
她告訴我，在日內瓦，他們會沿著湖邊散步很久。
“過去，他經常戴一頂你在老電影中會看見的那種帽子。遇到陌生人從旁經過，他還會掀掀帽簷，向他們致意。”
他們抵達布洛伊勒醫生在蘇黎世的博格黑茲比療養院後，“醫生把我們帶到他家（他家在城外一個美麗的小鎮上），堅持留我們跟他及其家人共進晚餐”。
母親說，因為布洛伊勒醫生對父親的慷慨親切，比起原計劃，他們在蘇黎世多待了幾天。
“檢查病人時，他邀請你父親跟其他醫生一起參與討論。”
有一次，父親的心思全放到了那些醫學觀察上，“布洛伊勒醫生就帶我到處遊玩蘇黎世各個社區”。
她說，長日將盡時，“他把我帶進一家冰激凌店，給我買了個巧克力冰激凌。那時候，他已經是個德高望重的老人，卻還是對我那麼好！手帕掉到地上，我都還沒來得及去撿，他就已經俯身拾起它，遞向我手邊了”。
得知他們正在度蜜月，布洛伊勒醫生還建議了幾處他認為瑞士值得一去之地。
“我們去了因特拉肯，乘坐那些小船橫渡湖面，還坐了一輛直接開上山的小火車。我們在洛桑待了幾天，然後前往巴黎，見到了皮埃爾·雅內！你能想像，這一切讓我多麼興奮嗎？！”
不過，據我所知，他們的婚姻並非一直這般悠閒安然。或者，換一種說法，儘管成長過程中，我也像很多孩子一樣很想相信自己父母的婚姻是完美的，可事實卻並非如此。母親如此懷舊地談起在瑞士的那幾周生活，但僅僅幾個月後，她就用一個從未與人分享過的秘密讓我大吃一驚。她說，婚後她曾兩次愛上別的男人，第一次是在她30出頭、兩人結婚僅8年之時，第二次是她40多歲時。
第一個男人名叫貝內迪克特·阿爾珀，是父親大學時最好的朋友。本[2]是個迷人又帥氣的男人，不僅瀟灑浪漫，殷實的家境也讓他擁有了一輛屬於自己的車。母親說，那是輛敞篷車。他開始追求她後，有時會把車讓給父親開。父親在波士頓精神病醫院當住院醫生期間，每次一離家就長達6周。於是，母親就在那段倍感孤寂的日子裡與本越走越近。
她坦言，因為知道父親被共事的“一群漂亮護士”（這是母親的原話）吸引，所以對她來說，這一切更難接受。母親懷疑，父親不僅僅只跟她們調調情而已；後來，母親也獲悉，事實的確不只是調情。
雖然她想讓我明白，她和本從未發展到肉體關係，但她留給我的印象卻是：即便真發展到那步也沒關係。她說，她覺得本估計從來都不知道，自己對他的吸引力有多大。
第二次，她確確實實地“背叛”（這是母親自己的用詞）了父親，事態比之前嚴重得多。
“我出軌了。”
說這句話時，她非但沒有一點後悔之意，聲音中反而有種吐露隱秘的興奮感。她沒有告訴我那個男人的名字，卻特意強調說：儘管有這段風流史和父親給她帶來的苦痛（父親的風流情事比她頻繁得多），她依然一直深愛著父親，並為他的職業感到無比驕傲。總而言之，她很高興自己嫁給了他。
這讓我忍不住問她，面對自己的背叛，是否會感到內疚？
“一點兒也不！”她說，“他也出軌了，所以我才如法炮製。”
接著，她又習慣性地突然結束了這個話題：“去另一個房間，看看寶貝怎麼樣了……”
母親這種直言不諱和尖酸刻薄讓我大吃一驚，但那並不是最後一次。12月初的一個晚上，朱莉婭不在，我和西爾維婭坐在母親床邊聊天。母親看樣子又在出神，似乎正在享受她越來越喜歡的某種幻境或白日夢。西爾維婭善於交際，好奇心又強，我的私生活和工作她都知道得不少，而且，她還總是有興趣再瞭解一些。
她說，從我的那些書可以看出，我訪問各個學校、與孩子們待在一起的時候很快樂。
“你曾嚮往過擁有屬於自己的孩子嗎？”她問。
母親儘管看起來一副神遊太虛的模樣，卻並未如我想像的那般完全陷入自己的世界裡。西爾維婭剛提出這個跟孩子有關的問題，她就猛地睜大了眼睛。
我猶豫片刻，接著對西爾維婭說：“沒有孩子的確是真正令我感到遺憾的事情之一。”
但我也說，處於現在這年紀，我也不大可能再有孩子了。我想，估計就是這句話一下子刺激到了母親。
“你還是可以有孩子啊！你又不是太老。”
“首先，我們得替他找個妻子。”西爾維婭說。
母親憤怒地盯著她，沒好氣地問：“為什麼？”
“考澤爾太太！”西爾維婭說，“一個男人要是不想費工夫找個願意娶的女人，就不能隨隨便便有孩子。”
“真荒謬！”母親說，“為什麼不能？”
西爾維婭是那種最保守的女人，向來嚴格要求自己的女兒和孫女。母親這番話簡直把她嚇壞了。
“考澤爾太太！”她重申道，“您都跟您兒子說了些什麼啊？”
“那真是我聽過的最瘋狂的事。”母親說。
我並不認為母親真的相信自己跟西爾維婭爭辯的那些話，但她為了駁西爾維婭的面子脫口而出的那些話，以及雖然姍姍來遲，卻終究透露出的風流韻事，也讓我見到了母親在道德獨立方面頗為粗俗的一面。
不過，除了像激怒西爾維婭這般意外又有趣的時候，冬末時，母親發現，自己曾引以為傲的清晰頭腦和能精確回憶起往事的能力都急劇衰退了。
“我開始忘事了，”一天晚上，她對我說，“有時，我能想起某個地方，我甚至能‘看見’它，但就是想不起它的名字。”
“人人都會碰到這種情況。”我試圖安慰她。
接著，心血來潮之下，我問她是否還記得高中時學過的那些拉丁詞。她立刻把剛剛才為記憶衰退而沮喪不已的心情忘了個一乾二淨，抑揚頓挫地念起第一個拉丁語動詞的各種動詞變位（這也是在拉丁語學校就讀的孩子們學習的第一個動詞變位）。
“Amo, Amas, Amat, Amamus, Amatis, Amant…”（該詞意為“愛”）
“太棒了！”我說。彷彿我們又回到了學校，而我就是老師。我問她是否還記得任何名詞，她馬上說出了“puella”（女孩）的單複數形式。或許跟很多學生一樣，最初那幾周令人膽寒的拉丁語課，給母親留下了至今都難以消解的恐懼感。
但事實上，母親對自己能力衰退的評價的確日益明顯。到第二年春天，她的胃口也越來越差，連朱莉婭堅持端進她臥室的飯也不吃了。
“考澤爾太太，”朱莉婭會說，“您需要吃點兒東西。”
母親卻對朱莉婭說，“我沒必要吃，你不能強迫我，把托盤端走！”
但一小時後，她又可能把她叫進臥室，責備地看著她：“朱莉婭，你沒給我晚飯！”
然而，到了5月，即便這種短暫的唱反調行為也越來越少。朱莉婭注意到，她也不再問很多關於父親的問題。
“有時候，”朱莉婭說，“她似乎忘了他依然在隔壁房間……”
6月的一天晚上，母親低聲跟我說了些什麼，但她聲音太輕，我一句也聽不懂。於是，我湊得更近了些。她說有些事要跟我說，但“不能讓別人聽到”，我得先去把門關上。
關上門回到她身邊坐下後，她說：“我這兒有個錢包，裡面有很多錢。”
過去的一年多裡，她一直都隨身帶著個小錢包，通常都藏在毯子下面。她拿出錢包，給我看裝在裡面的200美元。
“衣櫃裡還有，就藏在底層抽屜我那些毛衣下面。”
她聲音一直很輕。
“你要是有什麼需要，我希望能把這筆錢留給你，這也是我為你妥善保管它的原因。”
我發現，她以為200美元是很大一筆錢。當然，她還是個孩子時，這的確不是筆小數目。我沒說任何或許會破壞這種印象的話。
“媽，我現在很好，”我對她說，“但有朝一日我若真的需要，我會記得它放在哪兒的。”
“這是我的錢。我是你媽，我有權利決定把它給誰。”
“我知道，我不會忘的。”我向她保證道。
“過來。”她說。
她吻了我，我也回吻了她後，她說我可以去把門打開了，並說她想“喝點兒茶……或許也可以來點兒乾酪”。
我走進另一個房間，和朱莉婭一起，把東西一一擺上托盤：三個杯子（一人一個），外加母親最愛的卡門貝乾酪和愛蒙塔爾乾酪。她也很愛喝茶，還總是對朱莉婭說“別太濃”。不過，乾酪她幾乎一口都不吃。
隨著夏季的來臨，母親越來越頻繁地支開西爾維婭和朱莉婭。要是只有我在房間裡陪她，有時她會努力打起精神來跟我說話，但也沒了往日宣佈決定和要求時那種頤指氣使的派頭，而是換了種輕柔得多，也消極得多的口吻。通常，母親一次也說不了幾句話，沒過多久，她就開始逐漸跟我道別了。
“我不想嚇你，”一天晚上，她緊緊地握著我的手說，“但我並不害怕死亡。我離開的時候，希望你能堅強……”
這句話，她並沒有說完。
隨著夏季一天天過去，母親越來越僵硬的姿勢和日益頻繁的緊閉雙眸都清楚地表示：儘管似乎依然在努力抗拒，但她已經逐漸失去了求生的意志。她也握緊了拳頭，卻並非父親那種毫無意識的反射性握法，而是一種準備戰鬥的態勢，就像某個已經做好最後一擊準備的人。
她知道，自己不會多麼努力地去爭取勝利。
即便到了現在，她幼兒時期一些最溫馨甜蜜的回憶還是會顯現出來。她開始背誦或許是嬰兒時期從母親那學來的一首童謠。
一二
三四
五六七
所有乖孩子
都要到天堂上去
……
起初，她只會念上一兩遍；但很快，她就會一口氣把這首童謠念上六七遍。漸漸地，它聽起來並不像能給她帶來撫慰的樣子，反而更像一種無意識的自發行為。
到了9月，我發現我每次走進房間，她幾乎都偏著頭，下巴繃得緊緊的，張著嘴，手指雖仍捏成拳頭，卻不再像準備戰鬥或抵禦什麼的樣子。如今，她已經很少直接看著我，只有在我探過她的身子時，那雙凝望著天花板的眼睛才會撞上我的目光。
到了10月末，她跟我說過的最後時刻終於來臨。我知道，我得聽她的，不能違逆她的意願。
吞嚥困難和胃分泌物或未消化的食物殘渣衝入喉管，以及肺部引起的呼吸困難，致使母親因嚴重的機能性充血和低燒入院。然而，接受檢查後，她的情況又惡化了幾分。於是，院方將其送入菲利普病區。住院醫生告訴我，抗生素或許能退燒，但呼吸問題就只能靠插管解決，即往胃裡插食管和往喉嚨裡插呼吸管。
“都到這時候了，你應該不想這麼對待你母親吧。”他說。
看著母親仰面朝天的臉、緊閉的眼睛、張開的嘴和線條堅硬的下巴，我站在她床邊，簡略地掃了眼一個護士帶來讓我簽字的《放棄搶救書》。簽完之後，我留在原地，看著醫生完成嗎啡注射[3]，朱莉婭也陪我站在床邊。
母親又堅持了幾個小時。當第一縷陽光從百葉窗後透進來，我聽到她呻吟了一聲。我問醫生是否需要加大嗎啡劑量。一個小時後，他又進來注射了一次。到了最後時刻，一直待在病房裡的那名護士離開了。沒等我開口要求，朱莉婭也走了出去。我想一個人待在那，給母親一個最後的擁抱和親吻。
母親曾說過，相比葬禮，她更喜歡在墓旁舉行一場儀式。最後，聚集到奧本山公墓母親墓地旁的有：露辛達、朱莉婭和其他幫忙照顧過她的人、我姐姐和她的女兒們、幾個親戚，以及母親的幾位密友。瑪莎用一種輕柔而沉思的語調（我想，母親應該會喜歡這種腔調的）讀了《路得記》裡的一段話，並說起母親的性格和她漫長而有趣的一生。在我讓一個朋友帶來的CD機（激光唱機）上，我們播放了舒曼的鋼琴五重奏。這是首令人難以忘懷的大小提琴合奏曲。我知道，如此浪漫的旋律，母親一定會喜歡。
儀式後，我回到公寓。為了讓朱莉婭能出席儀式，西爾維婭留了下來。父親睜著眼睛躺在床上，臉上還掛著微笑。就算他真的有點兒意識知道母親再也不在隔壁房間裡，他也搞不懂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我走進母親的房間，看著衣櫃上的照片。紅襪隊的運動衫還疊好放在床邊的桌上。她一直帶在身邊的那個錢包仍在原處，有一半還藏在毯子下面。去醫院時，她忘了將它帶上。
[1] 布洛伊勒醫生在父親去拜訪他前兩年（即1927年），從博格黑茲比療養院院長的職位上退休，但依然在那接待外國訪問者。兩人見面後，他把父親帶到附近的屈斯納赫特小鎮。布洛伊勒醫生依然在屈斯納赫特鎮接待私家病人，父親也是在那裡觀診，並在醫生們替病人做檢查時參與相關討論。根據父親的筆記和母親的回憶，布洛伊勒醫生的家位於一個名叫措利孔的小鎮。
[2] 貝內迪克特的暱稱。——譯者注
[3] 此時，午夜應該已過去好幾個小時。從我的記錄來看，“母親於早上8點12分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