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餘生，西爾維婭或朱莉婭幾乎每日每夜都陪著他們。她們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週末不在，平時若不得不離開一下，西爾維婭就會找一兩個別的幫手，來代替她們的位置。
這些別的幫手中，亞歷杭德羅的妻子算得上其中的佼佼者。和亞歷杭德羅一樣，她在古巴時也是學醫的（亞歷杭德羅是心臟病專家，他的妻子則專攻家庭醫學）。有時，亞歷杭德羅會跟她一起來，在這兒待上一個下午，在她需要的時候搭一把手。不過，更多時候，他都只是陪伴父親而已。此時，露辛達已成為執業護士，無法再經常到公寓來探望父親。因此，我非常感謝亞歷杭德羅想辦法維持與父親的聯繫，並努力保持他的機敏與靈活。
父親回家後的頭兩年裡，我每次進屋，只要趕在他犯困之前，他似乎都能認出我。我吻他時，他也會回吻我。要是他發現很難想起我的名字，我會傾身俯到他耳邊：“嗨，爸爸！是我，喬納森！”每當此時，他都會微笑著抓住我的手，深深地凝視著我。無論他的記憶受到了多大損害，那目光似乎都極具洞察力。
儘管至少一年前，無論多長的對話他都無法進行下去，但我有時提出的問題他卻能直言不諱地回答，這讓我大吃一驚。有一次，不得不二次入院後，他服用的一種藥物讓他不幸地拉了一周肚子。我問他感覺如何（這無疑是個十分愚蠢的問題）時，他給了我一個十分難看的表情，說了句：“糟糕透了。”
與朱莉婭和西爾維婭獨處時，他說的話往往都是對她們的友善行為做出的回應。有時候，如果是跟西爾維婭在一起，他說出的話也可能是針對她做的某件引他生氣的事。有一次，在幫他洗澡時，她說他非常反對讓她清洗自己的“私處”（說起那裡時，“私處”是她和朱莉婭經常會用的詞）。因為已經非常熟悉，她突然逼迫起他來，引得他大為光火地跟她開了戰。
“你不會得逞的！”他衝她吼道。
“我對他說，‘考澤爾醫生，我才不稀罕那玩意兒！我不需要，我有老公！’”
我問，他聽到這話後有沒有發笑。
“沒有，”她說，“他沒笑，那副樣子好像被我嚇壞了。我想，我說出那番話，他的確有些震驚。”
回家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西爾維婭和朱莉婭都發現，父親在性方面的自我意識依然非常明顯。訪視護士每月上門來替他更換新的導尿管時（後來，他已經尿失禁），他都會努力去擋她的手。
“他雙手交叉，放在膝上，”朱莉婭說，“只要她一靠近，試圖挪開他的遮擋，他用力地一收胳膊，就扣緊了雙手。”
接著，朱莉婭勸他放開手，別妨礙那位護士的工作。
“他轉過臉不去看她，而是無比尷尬地盯著我，彷彿在想‘有個陌生女人正拿手握著我的私處’。這就好比，‘這女人打算對我做什麼？’那名護士一離開，他立刻就鬆了口氣。”
如今，父親的睡眠時間更長。入睡時間比剛回家那會兒早了一個小時。但一天的大部分時候，朱莉婭和西爾維婭還是會努力讓他保持清醒。她們會把他從輪椅里拉起來，像對待我母親那樣，領著他在公寓或外面的走廊上來回走幾圈，以鍛煉他的雙腿，保持良好的身體循環。
朱莉婭說，坐到辦公桌前時，他還是會努力繼續“給自己寫東西”——信件、數字、隻言片語，有時也可能是個完整的詞，詞上或字母上標著箭頭，指向下一個詞或字母。
“很像塗鴉。”她說。
不過，和以前一樣，那些字母和數字都清晰可辨。她注意到，有時，他做這件事的時候會顯得有些急躁，甚至有些輕微的瘋狂，剛放下一張紙，就忙不迭地去抓另一張。
晚上，我經常看見散落在他辦公桌上的那些紙。上面連接各個詞語或數字的箭頭和線條往往貫穿整頁，指向兩個單獨的項目。從中，我完全能體會出朱莉婭說過的那種瘋狂緊迫之感。那感覺彷彿他正在跟時間賽跑，趁還有機會，趕緊把這些對他有用的信息、含義或暗示寫下來。朱莉婭說，他寫這些東西時，顯得“非常忙碌”。
深夜，母親睡著後，我常常坐在父親的辦公桌前，從其中的一個抽屜裡拿出幾個信封和文件夾，就像他還待在療養院時一樣。那些掩藏在其他東西（比如早已過時的法律文件、保險申請單、賀卡，以及他或許寄出，也可能沒寄出的信件草稿）下的文件夾，將為我開啟一段父親完整的人生經歷，一段我已經數年不曾思考過的經歷。我把這些文件夾連同跟奧尼爾有關的一些東西都搬回了自己家。然後，我熬了幾個夜晚，回顧了一些父親從醫生涯中最有趣的過渡時期。
他職業生涯中較晚的一段時期便很有意思。當時，他已經50多歲，雖依然堅持在神經病學和更感興趣的精神病學領域，他還是發現自己對一個交叉學科產生了興致。這是介於法律程序和他定義為“能對其他人構成威脅的病理學”之間的一個學科。馬薩諸塞州心理衛生院院長曾請他協助判斷：一個有多次人身攻擊（尤其是攻擊女性）記錄，卻因為未確定其精神狀態問題而無法做出法定裁決的人，是否危險；或者說得更確切些，其危險性是否持久。
此類案件中，倫理、醫學和公共安全等因素常常會產生衝突。法官往往會不知所措，一方面，他們無法確定精神紊亂的個體是否意識到應該對自己犯下的罪行負責；另一方面，是否應該將其視為不需要承擔責任的精神病人。如果是後一種情況，法官們或許會將其判入國家經營的安全機構——精神病院，但並不確定具體的刑期。
此類案件最重要的核心問題在於：當事人是否理解他犯下的“錯誤”。同樣重要的問題還有：犯下那樣的罪行，被告是出於自願，還是被某種他也無法支配的力量所迫。為了評估當事人的精神狀態，院長請求我父親擔任一個診斷中心的主任。當父親認為某個案件需要精神科服務時，相關的評估工作就會在這個中心進行。
和職業生涯中其他時候一樣，此時的父親開始從閱讀與目前面臨問題有關的研究開始，廣泛地做起了準備。
“美國缺乏這方面的知識，”他這樣寫道，“因此，首先得調查一下其他國家和社會是如何處理這類困境的。我走訪了英國、意大利、法國、荷蘭和丹麥的很多監獄和相關機構……與挪威和瑞典的專家們展開了討論”。
他說，在英國時，他堅持拜訪了“劍橋大學犯罪學研究所”，還在“英國首家收治精神病罪犯的‘專門機構’——布羅德穆爾醫院——待了一段時間”，並從那裡收穫了“寶貴的經驗和無數前車之鑒”。
承擔院長指派任務的過程中，他進行的研究和獲得的經驗都在一個極具爭議的案件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在那種情況下，父親發現招募自己成為該案鑒定人的並非馬薩諸塞州，而是聯邦政府。那是個報紙出版商威廉·倫道夫·赫斯特之女帕特裡夏·赫斯特被一個自稱“解放軍”的團伙（該團伙採用了幾乎難以理解的政治意圖為自己的行為辯護）綁架後，參與了一宗持槍銀行搶劫的案子。
1974年4月中旬，監控錄像拍到帕特裡夏手持武器，出現在這樁爆發於舊金山的銀行搶劫案中。一個月後，這個“解放軍”團伙在洛杉磯實施第二次搶劫時，她被拍到手持半自動手槍掩護其成員撤退。
該團伙的6名成員在與警方交火中被擊斃，帕特裡夏與另外2名成員轉入地下，並成功潛逃16個月，直到1975年9月才落入法網。被送入監獄之際，她將自己定義為一名“自由都市游擊隊員”。
隨後的審判中，帕特裡夏的父親聘請了一位名叫F. 李·貝利的著名律師。這位律師組建起一個包括一名精神病醫生在內的辯護團隊。那名精神病醫生曾研究過思想控制和洗腦術。提起訴訟的聯邦檢察官也帶了2名專家，其中之一便是我的父親。我記得，對此我真是百感交集。
當時，我告訴父親，這事之所以讓我不安，是因為聯邦執法人員（尤其是聯邦調查局）已經涉足這些非法秘密行動多年（此類行動一直試圖顛覆從20世紀60年代起便風靡全國的社會抗議運動）。聯邦調查局曾竊聽馬丁·路德·金博士的電話，錄下他的私人通話，以此來抹黑他。[1]無疑，他們想通過這種行為來騷擾和試圖控告其他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我自己也有一份冗長的卷宗，是我的律師從聯邦調查局幫我要回來的。那份卷宗不僅包括我參與的民權運動情況，甚至還有20世紀60年代，我在羅克斯伯裡擔任四年級教師時所授課程的詳細記錄。）但我知道，所有這一切都與帕特裡夏·赫斯特的案子以及她清白與否無關。父親扮演的角色讓我不安，也只是我的一種本能反應。要將此歸咎於他，當然是不公平的。
無論如何，父親依然同意擔任此案的證人。但他還是清楚地表明：他需要與被告進行幾次面談，無論最終給出怎樣的供詞，都將建立在面談結果上。而且，他也無法預測面談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不過，確定起訴委員會理解了他參與的條件後，他便放下波士頓的工作，飛往舊金山，並在隨後的兩個月裡，全身心地投入該案的準備工作中。
我在父親辦公桌旁的金屬檔案櫃裡，找到了他與帕特裡夏談話的書面記錄。此外，我還找到一份他提供的證詞和一份他接受盤問後留下的記錄，那份記錄出自貝利先生之手。就我看來，貝利先生的表現顯然與其資深律師的名聲不符。
父親花費16個小時，與帕特裡夏進行了5次面談後，得出如下結論：犯下被指控的罪行時，她是自願採取行動，並非被脅迫或出於某種精神上的原因。儘管他很同情她，但評估“責任問題”才是他要扮演的角色。
向法庭做證的過程中，父親基於帕特裡夏對其問題的答案[2]和法庭對其他面談做出的記錄，闡述了他的觀點。[3]父親認為，長大後的帕特裡夏，認為自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個被拋棄的孩子”——她說，自己被扔到一個“嚴厲專制的女家庭教師”手中，不僅挨打，還遭受了其他虐待。[4]（父親強調說，因為沒有數年前那些經歷的第一手資料，所以他並未將其作為證據。不過，帕特裡夏秉持的信仰或她想給人留下的印象，都源自那些經歷。）她也跟我父親提起父母之間的爭吵。她說，雖然他們只是在口頭上爭執，那些吵鬧卻依然令她萬分沮喪，只想逃離那個家，趕緊被送回之前她待的那所寄宿學校。“她說，”父親表明，她這麼做的“唯一原因”，就是“離開那所房子”。[5]
父親知道很多家庭都存在這種問題，也非常小心地不去醜化她的父母。但他依然相信：導致她一步步進入那種頑固、叛逆，與當局敵對的精神狀態，從而接納了那些綁匪價值觀的原因，不僅包括家庭和父母的因素，還跟她遭受到的精神痛苦有關。她計劃跟同居男友結婚，但那個男人性格傲慢，又大男子主義，還秉持以自我為中心的社會價值觀，讓她大為光火、萬分沮喪。
剛被綁架時，她的確“非常痛苦、憤怒、傷心……隨時準備奮起反抗”，正如父親在法庭上所說，她是個“尋求理由的叛逆者”，而“理由”最終找到了她。
父親最有趣的一段證詞中，提到他做的一次經典練習。當時，他讓帕特裡夏就綁匪關押她的那套公寓畫一幅畫。實際上，那應該是幅“平面圖”。貝利先生在他的陳述中提到，落入綁匪手中後，她被關在“一個壁櫥”裡。貝利先生認為，這一遭遇讓她陷入了被動局面。然而，她畫出的這幅畫中有窗子、廚房和浴室等，卻唯獨少了那個壁櫥。[6]因此，貝利先生認為，那裡不僅是她此段經歷中受創最重之地，也是她在綁匪的折磨下精神陷入絕望的關鍵點。正是這種絕望讓她在重獲自由後選擇了與暴力為伍。
畫中少了壁櫥這件事讓父親興趣大增，因為這似乎逐漸破壞了貝利賦予此案的主要意義。而且，事實證明，它似乎也對陪審團的決策產生了影響，並連同父親基於跟帕特裡夏談話結果提出的其他觀點也起到了強調作用。在這些強有力的結論下，父親成功抵擋住了貝利先生質疑其證言可信度的猛烈抨擊。
貝利先生跟父親糾纏了很久。比如，他一直不滿父親在與帕特裡夏的談話中那種記筆記的方式，非讓父親解釋為何不用錄音機錄音。父親說，他不習慣在詰問中使用錄音機。父親觀察到，在被告擁有“傑出法律人才”的優勢下，“這個人就極有可能提到談話記錄”，並利用“事先寫好的腳本”（他含蓄地暗示了這點）提前教她某套說辭。若有磁帶，便更能證明她很可能真與某個腳本脫不了關係，從而破壞“詰問的完整性”。
貝利先生問，如果沒用錄音機，我父親還採用了哪些別的記錄方式？
“醫生，您不會速記，對嗎？”
“不會。”父親說。
貝利先生立刻揪住這點不放。
“那請問，您都用了什麼方法？”
“我用了我的右手、一支鋼筆和一張擺在我面前的紙。”父親禮貌地回答道。
整個審判過程，我母親都一直在場。她說，這個回答似乎讓貝利先生非常不滿。
最終，對審判結果最具決定意義的因素或許是：貝利先生起身做總結陳詞時，並未集中闡述能讓其當事人無罪開釋的要點，反而喋喋不休地說些令人費解的話。後來，帕特裡夏說，她覺得他多半喝醉了。[7]這點無論用什麼標準來衡量，都是對她利益的背叛。法官裁定帕特裡夏有罪，並判處她長期監禁，後又改判為入獄7年。但她只服了不到2年刑便獲得吉米·卡特總統的減刑特赦。
一邊追蹤這件將近30年前的案子，一邊重讀這些資料，父親秉持公平原則，在反覆訊問中表現出的那種優雅和泰然自若再次觸動了我。不過，我依然記得，案子一結束，我就放下心來。參與此案讓他在媒體無情的關注下短暫地出現在公眾眼中，而且，在他的訃告中，該案更被作為他此生和職業生涯中的標誌性事件，與其臨床醫生的職業格格不入。[8]如此強調這事，真是令我萬分沮喪；他之前的一些病人也寫信給我，表達了同樣的感覺。
如今已是2005年春，父親已回家2年零6個月。我發現，儘管他的雙手依然靈活，和朱莉婭坐在辦公桌前時，還是會在那些藍紙上做簡短的筆記，但在入睡前，他卻常常握指成拳，把手緊緊地貼在胸口。
隨著時間的流逝，他越發執拗地非這麼做不可。西爾維婭和朱莉婭把柔軟的毛巾撕成碎片，塞入他指間，以免他弄傷手掌。我要是一邊跟他說話，一邊輕柔地撫摸他的手指，他就會充滿警惕地直視著我，但有時也會展開一隻手，由我握著。這個舉動或許看起來微不足道，我卻一直都將之視為一場小小的勝利。
4月末，父親的信託律師告訴我，我的父母已經花光了他們畢生的積蓄。從這一天起，他們唯一的收入，除了可以繼續領取的社會保障金，就只有馬薩諸塞州心理健康部門發給父親的那點微薄的退休金了。律師說，這兩筆收入只夠付房租和其他一些小額開支。只要他們還活著，剩下總共大約每月15000美元（即每年將近20萬美元）的開銷，便已無錢支付。這些開銷包括：商業保險和醫療保險報銷範圍外的醫療費、其他相關的醫療支出（如兩人都需要額外補充的專用營養劑），以及到目前為止最大的一筆開支——護工們的工資。
律師說，他發現我姐姐無法為他們提供支持。正如我所說的，她還有女兒要照顧。儘管她們長大結婚了，她還是竭盡全力幫助她們。除此之外，她也有其他需要負擔的家庭開支和債務，這些我都已經知道。所以，相對她而言，我的情況要簡單得多。
律師也說，他需要向我指出：如果我願意把父母經濟困難的情況上報，他們是符合公費醫療補助制度相關規定的。如此一來，把他們仍有經濟價值的那些物品出售後，政府會出資為我母親找一個療養院，也能幫助我父親重新回到療養院。不過，他也說，他覺得我肯定不會接受這個建議。終於把父親帶回家後，還有什麼念頭能比再把他送回一個機構更令我不安的呢？而且，這一次，還得把我母親也包括在內。
這些事情，我自然沒有告訴母親，但我知道，她一直對此心存懷疑。因為朱莉婭曾對我說過，她擔心我要是一直從自己的積蓄中拿錢出來，如果我也像她和父親一樣長壽，之後或許就會陷入困境。那年10月，我的一本書眨眼間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時，朱莉婭曾把它拿給母親看，以證明我並沒有處於貧困的邊緣。朱莉婭說，這雖然稍微緩解了母親的擔心，但也只是暫時的，“接著，她又會開始擔心……她總會不斷地向我提起這個問題”。
母親曾對朱莉婭說，她在“二戰”期間為某個軍事分支機構做過“調查員”（但她從未說過調查的內容是什麼）。她也說，她非常喜歡這份工作。
“她跟我說起這事時，我實在忍不住想笑，”朱莉婭說，“我告訴自己，‘你最好還是相信這事！我想，她一旦決定刨根究底地追蹤某樣東西，是任何人或任何事都無法阻止的。’”
最近，我問了朱莉婭一個問題。把父親帶回家前，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很久。這麼多年來，母親已經習慣了護工們專心致志、心無旁騖地照顧她一個人。父親回家後，會讓她產生一種有人在跟自己競爭的感覺嗎？
“起初，她是有些想爭上一爭的感覺。”朱莉婭說，“晚上，如果我正在臥室跟她聊天，我或許會抬頭看看表，告訴她我得送藥給你父親。這時候，她就會說，‘你非得現在去嗎？’我說非得現在去，因為這對你父親很重要後，她便說，‘那你趕緊！動作快點！然後立刻回來。’”
“但一段時間後，情況就變了。我們聊天時，那件事會突然成為重點。她會抬頭看看表，對我說，‘朱莉婭，我想你應該去給哈里送藥了。’”
“我會說，‘謝謝你的提醒。’等我回來後，她會想知道你父親是否又睡著了，或者是否感覺舒服。”
正如我所說的，父親剛回家那會兒，母親就開始叫他“寶貝”。但他在家中待了幾個月後，朱莉婭告訴我，母親有時談起他時，會更溫柔地喚他“哈里”。
“兩種稱呼她都會換著用。偶爾，她還會在入睡前決定起身去瞧瞧他，看他那兒的情況是否有什麼變化。她會說，‘朱莉婭，帶我去瞧瞧哈里。’於是，我便幫她下床，攙著她去他的臥室，然後放下他床邊的欄杆，讓她吻吻他的額頭。之後，她會站在那，盯著他看上好久……
“接著，彷彿突然觸動了她腦中某個類似開關的東西一般，她會說，‘沒錯，他還是個孩子。’”
朱莉婭說，她非常確定，母親並不認為隨著一夜又一夜過去，他真的會有什麼變化。
“我也說不清她到底在想什麼。總之，我們會走回她的臥室。她會說，‘沒什麼變化，還是老樣子……’然後，一切就那麼結束了。”
朱莉婭說，偶爾，認識我父親多年的一些人會打電話來，問是否可以跟他通話，如果知道他生病了，他們還會詢問他的近況。
“卓別林的一個女兒打過幾次電話，”她說，“是維多利亞。她最後一次打來電話，就是兩個星期前的事。
“她有事來波士頓，就想順道看看你父親。我告訴她或許不行時，她就說想見見你母親，並問是否可以帶她吃頓午飯。你母親接過電話，跟她聊了會兒，還問起她的姐妹們。你母親說自己沒精力打扮，也沒力氣出門去餐館，維多利亞問是否可以就過來看望一下。我很希望你母親答應，她卻說自己覺得不太舒服，不能見客。聽得出來，維多利亞非常失望。不過，她還是跟我說她完全理解。”
有一次，母親告訴朱莉婭，她和父親曾受邀前往瑞士，參加卓別林一個女兒的婚禮。母親把那場婚禮的細枝末節都描述得非常清楚。
“她說，婚禮是在家中，而非在飯店舉行。”朱莉婭說。
那是母親第一次見到卓別林的女兒們，但直到今天，她對她們的印象依然十分清晰。
“你母親說，其中一個女兒（她男朋友是名演員）17歲就離家出走了。她告訴我。那個女兒鬧出這事時，卓別林先生非常生氣，因為她還那麼年輕（儘管卓別林結婚時，他的妻子也很年輕）。你是知道你母親這人的。‘他活該！’我想，那個女兒應該就是維多利亞……[9]
“總之，你母親不讓她到公寓來讓我覺得非常遺憾。我覺得，這對她一定有好處。我知道那姑娘非常喜歡她。”
和我一樣，朱莉婭也相信，這都是我母親的虛榮心在作怪。她每次到療養院看望父親，都要讓朱莉婭陪她去科普利廣場的一家店做頭髮。有時，她也會去附近的一家商場替自己買一條漂亮的裙子，因為她要“出門了”。朱莉婭說母親一直都很擔心自己的樣貌，因為她說過她從來不覺得自己有魅力。
“你知道嗎，朱莉婭，”母親曾對她說，“作為一個女人，尤其是長大後覺得自己很醜的女人，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很久以前，她也跟我說過類似的話。可我表示反對時，她卻說我的意見不算數。
“你是我兒子。所有孩子都覺得他們的媽媽很漂亮。”
對此，她非常固執。
母親去世後，據朱莉婭描述，母親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曾就宗教這個話題跟她展開過幾次討論。母親問她關於信仰的問題，也會問她所去教堂的情況。朱莉婭跟我在她那個社區教書時遇到的很多母親和祖母一樣，是個虔誠的信徒；而我母親的信仰則要顯得猶疑和有限得多，她因此養成玩世不恭的性格，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發現，迄今為止，我幾乎還沒說過母親對宗教的感覺或信念。至於我父親，若直言不諱地說，他應該沒有信念。對於傳統宗教的種種教義，他向來反抗得十分激烈（回想一下，他哈佛的畢業論文題目正是《宗教與瘋狂》）。
和母親結婚（他們在新罕布什爾州一個小鎮上舉行了一場非宗教性的結婚典禮）後，兩人雖然加入了猶太會堂，卻只偶爾出席宗教儀式，有時是週五晚上，但大多還是在聖日。後來父親告訴我，他之所以繼續留在猶太會堂，主要還是出於社會原因——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屈從於禮貌”，不過，他應該也出於對他哥哥的尊重，因為他哥哥是該團體中的領軍人物。
因此，各種混亂局面和明顯矛盾當然是無法避免的。一連數年，父親不僅每週都將我和姐姐送去教會學校一次，還在我舉行受戒禮[10]前的一個夏天，僱人到家裡教了我大約6周的希伯來語。但我依然覺得，這是社會壓力迫使他做出的某種糾正性行為。我不知道他還有沒有其他目的，但我覺得，宗教並非他這麼做的動機。
我想，如果祖母的信仰沒有以那種深植於心的方式傳遞給他，他對宗教的態度或許會大不相同。祖母在將自己的信仰傳遞給我的時候，至少是富於感情的；而據父親描述，她傳遞給他的，卻“是對其毫無意義的大量規則和可怕威脅”。進入大學後，他便徹底拒絕了母親灌輸的那套思想。然而，我讀大學時，經常在祖母（我叫她“布比”）家消磨掉的那些晚上，祖母卻是以一種少了訓誡意味、多了幾分個人感悟的方式向我傳遞她的宗教信仰。可以說，這跟她傳遞給父親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我知道他很愛自己的母親——在療養院時，他說起祖母的樣子，彷彿祖母依然在世一般——但他也很怕她。他叫她“總司令”，並說若是有猶太人違反她遵循的那些生活準則，她就會變成一個“無比可怕的人”。（父親告訴我，有一天晚上，祖母走進一家中餐館，發現跟她同一教會的某個人正在吃排骨、大蝦和米飯，她立刻端起那人的盤子，把“所有食物都倒在了他身上”。）
歲月讓祖母採用了一種與對待其同輩人或自己子女不同的方式，來更成熟而寬容地對待我這個不嚴守教規的孫子。對我來說，這真是一樁幸事。在她生命中的這個時刻，她對萬事萬物的態度都已溫柔寬容了起來。
父親對宗教的抗拒心理，從未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緩和半分；而我母親獨立而尖銳的個性卻讓她對宗教有了獨到的見解。她常常對我說，她信仰的上帝，並非某個讓摩西站在山頂傳下一套戒律、可以想像出的實體（她認為，這是“不可能的”），而是一種超驗之力，某種道德上的，或許十分模糊的抽像實體。她還說，她也相信人類的存在是有道德因素的。她欽佩所有相信這點，並用自己的生活證明該信念的人。
年近98歲的她開始不斷地追問我在紐約的一個密友兼同事，或許這也是原因之一。我那位朋友名叫瑪莎·歐弗羅爾，是個聖公會牧師，服務於同樣窮困的紐約布朗克斯區，我也跟該區的孩子們待過一段時間。後來，我在一本名為《天賜恩寵》（Amazing Grace）的書中，詳細描述過瑪莎·歐弗羅爾。朱莉婭曾給母親讀過這本書。瑪莎對那裡孩子的無私奉獻讓我母親肅然起敬。她還問過我，有朝一日，是否能讓她見見這位牧師。如今，瑪莎已經來到馬薩諸塞州。然後，在那次著名的“回歸田園”運動中，她找機會來到公寓結識了我母親。
就這樣，兩人見了面。瑪莎是個特立獨行，且有很多獨立價值觀的人，所以精力充沛、思想活躍的母親對她很有吸引力。她說她很喜歡我母親的幽默感。瑪莎逐漸瞭解母親期間，即便說起那些非常不成體統的事，母親的顧忌也是越來越少。
瑪莎雖然沒有勸母親改變宗教信仰（這麼做有違她的性格），但她很快發現，儘管母親依然對永生持懷疑態度（我想，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母親是很想接受這種信仰的，即便不是以牧師堅信的那種方式接受，也會以某種她或許覺得合適的方式接受），卻已經把她視為良師。但此事的重點在於：瑪莎無懈可擊的道德感已經徹底征服了我的母親。結果，母親終於問瑪莎是否可以在她去世後為她主持葬禮。
瑪莎似乎對母親和其他人的脆弱充滿了無限的同情；或者說得更確切些，她對母親的處境充滿同情。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她的到訪為母親帶來了一種安寧感。不過，大多數時候，兩人相處的時光都是十分愉快的。朱莉婭說，即便在生命的最後幾年，母親拒絕讓維多利亞或其他老朋友登門拜訪時，“她也總是問我，瑪莎什麼時候來看她”。
瑪莎當然未曾領教過母親的反覆無常和頤指氣使。她的那些小脾氣，主要還是留給了我和照顧她的護工們。那些耐心的女士在照顧她的同時，也竭盡所能滿足我父親的需要，為他的餘生帶去些許歡愉。
[1] 聯邦調查局試圖破壞馬丁·路德·金博士名譽的實例比比皆是，例如，可參見戴維·加羅於2002年7月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的《聯邦調查局與馬丁·路德·金》（The F.B.I. and Martin Luther King）和威廉·薩菲爾於1975年11月20日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文章。
[2] 父親把與特裡夏·赫斯特面談的對話都記錄了下來。他在面談中和面談後都做了筆記。每次對話，都寫下了密密麻麻的手稿。後來，一份63頁的打印文檔將他的這些評論和想法都收錄了進去。
[3] 父親在帕特裡夏·赫斯特一案中做出的警戒性聲明內容如下：“未深入研究案件之前，我從不做出任何承諾。而我有可能提出的任何意見，也跟我的聘請方無關。在我看來，一個人發下說出真相，且只說真相的誓言時，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回溯性行為，並包括了對該事件的臨床研究。”（摘自父親1975年10月14日給聯邦檢察官詹姆斯·勃朗寧及其同事戴維·班克羅夫特的信。）
[4] 對帕特裡夏聲稱從小受到虐待一事，我父親稱：“因為當時我並不在場，所以此刻無法說事實就是如此。那只是她自己對早年生活的印象……”隨後，父親又補充道：“她對童年的回憶是非常複雜的。她有寵物；從很多方面來說，她也備受寵愛，並享有充分的自由。”
[5] 我父親的證詞。美國聯邦政府對帕特裡夏·坎貝爾·赫斯特一案訴訟過程的官方記錄被《帕特裡夏·赫斯特案》（The Trial of Patricia Hearst）（舊金山：領英出版社，1976年）全文轉載。
[6] 關於帕特裡夏的畫中沒有壁櫥這件事，被告方卻只強調那幾周她受到的傷害（帕特裡夏稱，她被綁匪關在那個小壁櫥裡的幾周）。我父親聲明，她在畫中指出了廚房、浴室、臥室和客廳的位置，她畫了“兩條線，兩條對角線……表示那裡有兩扇前窗”。她說房間裡有個大壁櫥。打開壁櫥的雙開門，就可以拉出一張活動折疊床。“因此，她劃出了那個存放折疊床的雙開門壁櫥。她告訴我，後來，綁匪大部分武器也存放在那裡。”他說，她的畫中沒再出現其他更小的壁櫥（可參見之前腳注提到的《帕特裡夏·赫斯特案》，也可參見1976年3月16日的《舊金山紀事報》）。父親與帕特裡夏的五場面談總共耗時約16個小時，在1976年1月22日的那次面談記錄中，我找到了一份帕特裡夏所畫房間平面圖的複印件。那是幅非常簡單的素描：她用大圓圈代表房間，用平行線代表窗戶和那個存放武器的大壁櫥。
[7] 帕特裡夏在與阿爾文·莫斯科合著的《帕蒂·赫斯特：她自己的故事》（Patty Hearst: Her Own Story）（紐約：雅芳圖書，1988年）一書中寫道：“他從被告席上站起來，抓起一堆凌亂的筆記，我看見他的手在顫抖……並且滿臉潮紅。我想，他是不是在午飯時喝了酒……他的發言不到45分鐘，但我驚恐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努力跟上他顛三倒四、支離破碎的發言時，那感覺真像過了一輩子似的。”也可參見1978年8月3日的《波士頓環球晚報》。
[8] 關於強調父親在赫斯特一案中扮演角色的報道，從另一方面來說，《紐約時代雜誌》（2008年12月28日刊）在對當年去世的24人做的年終總結中，簡短卻充滿溫情地描述了病人們給予父親的信任，還提到了他與尤金·奧尼爾的親密友情。
[9] 維多利亞·卓別林：她與之“私奔”（用我母親的話來說），並最終嫁給他的那個男人就是讓–巴蒂斯特·提瑞。兩人組建了一個馬戲團，起初取名為“幻想馬戲團”，後更名為“隱形馬戲團”。
[10] 13歲猶太男孩在完成猶太教的研讀課程後所受的成人禮，通常於週六早上在猶太教堂內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