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2008年9月（即父親去世後一個月）開始撰寫這部回憶錄，整整寫了兩個季度，直到2009年夏天才正式完稿。
那時候，我把稿子放到一邊，開始繼續我大部分職業生涯中所做的那些事：拜訪公立學校、採訪教師、在大學做演講和寫關於城市貧民區孩子們的作品。我用這種忙碌的生活慢慢消除內心的悲傷。很久之後，我才做好準備，再次翻開這部手稿。
如今，再讀這個關於我父母的故事，並在他們去世後以我的這種方式緬懷他們，我並沒有太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但過了這麼長一段時間，我還是可以再補充幾件重要的事。
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相繼失去父母，加上對父親最後一年的狀況念念不忘，我真是沒辦法在那般緊張的情況下鼓起勇氣再多說些什麼。我曾經提過，有時我會無意中傷害到父親，他偶爾也會讓我難過，但我並不想對此多說什麼——我甚至不願再想起那樣的時刻。
事實上，我倆之間的緊張氣氛，並非每次都如我暗示的那般微小或容易消散。我們也存在分歧——大部分都跟我的職業生涯有關——在某些場合，這種分歧幾乎還會轉化為對抗。每當此時，他那一向頤指氣使、發號施令的架勢，都能多多少少把我打壓下去。
從我早期對父親影響別人生活的觀察來看，我肯定他對我思想狀態的影響也是巨大的。例如，我記得八九歲的時候，有一次，他帶我去麻省總醫院旁觀他的同事為他的一名病人做神經外科手術。我記得，當時我就跟他站在作業區上方某個類似陽台的地方，那名醫生一邊替病人切除腦瘤，一邊跟我父親交流。
父親和那名醫生用微型麥克風交流（我們站的地方與手術台隔著一道玻璃牆）。父親提供給那名醫生的判斷和指導，似乎從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他的病人是否能完好無損地挺過整台手術。我想，這一過程不僅讓我如所有小孩那樣，覺得神經外科這個領域充滿魅力，更給我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讓我為父親的直覺、那名病人的腦電波，還有我們下方那些戴著白手套、行動起來謹慎又果斷的手指驚歎不已。我想，應該只有上帝一般的人，才能擁有這種力量。
我不知道父親是否能猜到這件事對我產生了多麼大的影響，但我知道，這件事和之後數年裡其他類似的經歷，讓我對父親產生了一種崇敬感，使我在進入少年，乃至大學時，比其他孩子更渴望得到他的認可。但我很快便發現，要得到他的讚賞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例如，大一下學期，哈佛大學按成績為所有學生排名。[1]我的室友在班裡名列前茅；我的成績雖然也不錯，排名還是要比他低一些。父親對此做出的評價或許在其他人看來不過一句玩笑話，我卻不那麼認為。事實上，我很努力地想要忘記那句話，因為我從中明確地感受到了他的失望。和很多哈佛學生一樣，我在中學時也是班上的第一名。父親希望進入大學後，我也能繼續保持這個勢頭。他責罵過很多對孩子抱有不切實際和不健康期望的家長，卻無法控制打著為我好的旗號，強迫我勇於競爭，這一點著實令人費解。
大三時，我開始了追隨在詩人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身邊學習的兩年時光。我很感謝麥克利什。我拙劣地以“小說”的形式，寫了篇講述一個雄心勃勃的父親如何對自己兒子期望過高的故事。看過這篇習作後，麥克利什對我說，我應該“放輕鬆”，允許自己在大學時找點兒樂子。從那以後，我才開始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再受父親壓力的影響。我們班有兩名拉德克利夫學院的學生，發現我對其中一名學生著了迷後，麥克利什甚至還鼓勵我勇敢去追。
不過，我依然努力學習。大三的春季學期，我便提前一年成為班裡加入美國大學優等生榮譽學會的8名代表之一。指引我們加入學會的一次晚宴上，按要求我們得選出一名代表，在一年後的畢業典禮上擔任我們班的“第一司禮官”[2]。我有個叫賈裡德·戴蒙德的朋友當時就坐在我旁邊。我們從中學起就是朋友。我覺得，賈裡德是我迄今為止認識的男孩中最聰明的一個。他個性謙遜、討人喜歡，還很有幽默感。我認為，這個代表應該由他來當。
我也邀請了父親來參加這個晚宴。看到我提名賈裡德後，他顯得非常失望。我已經忘了最終當選“第一司禮官”的是賈裡德，還是團隊中的其他人，但我清楚地記得，父親非常不高興。晚宴後，我送他到車邊時，他對我說：“無論如何，要是當選的人是你，我會感到很驕傲的。”我記得，當時我就陪他站在奧本山大街的一個拐角處。那離哈佛廣場只有一個街區。他打開車門時，依舊一副悶悶不樂的樣子。看著他開車離開，我真後悔邀請他前來。
父親寄托在我身上的雄心壯志雖然消減了幾分，但這種消減也只持續了很短一段時間。大四時，我獲得牛津大學的羅德獎學金。（我一直堅信，我之所以能被選中，都要仰賴麥克利什有力而慷慨的支持。）結果，牛津大學的課程設置讓我覺得很無聊。分派給我的那名導師告訴我，她不允許學生將精力集中在現代英國作家身上，更是讓我大失所望。因為如此一來，我想寫關於還在世的詩人威斯坦·休·奧登和愛爾蘭詩人威廉·巴特勒·葉芝的論文的願望，無疑就落空了。然後，無論本科生圈子，還是研究生圈子，階級意識都比在哈佛大學強烈得多。逐漸體會到的這種感覺，也讓我極不舒服。
我趁寒假去了趟巴黎，在那遇到幾位較年長的作家。於是，我決定留在那裡。當時，威廉·斯蒂倫和他的朋友——同為小說家的詹姆斯·瓊斯——也在巴黎。我把自己的作品給這幾位新導師看，並在他們的幫助下，將其中的一則故事賣給了一家歐洲雜誌。此類微薄的收入和我那年秋天出版的一本少年讀物的版稅收入，勉強讓我養活了自己。
麥克利什雖然幫助我取得了前往牛津的獎學金，但聽說我決定放棄在那兒的學業後，並沒有絲毫不悅；相反，父親卻說我“大錯特錯”。他寫了幾封十分可怕的警告信，說他希望我能立刻返回英國，在“發現一切都太晚之前”，靠獎學金繼續學業。
對於我的同齡人，他給出的是鼓勵，告訴他們不要害怕中斷學業、盡可能去外面的世界闖一闖、四處看一看。他捍衛他們渴望獨立的需求，毫不畏懼可能引起的後果，正如他對我之前提到的那位病人所做的一樣。然而，無論那些人會如何，他的這套做法顯然都並不適用於自己的兒子。在一封表示反駁的回信中，我提到了他當年放棄哈佛法學院，給自己時間徘徊，尋找未來方向的事。而且，他不僅在成為醫生前做過類似決定，成為醫生後也依然如此。他在回信中說，我用他之前的經歷表示反抗雖然“很有趣”，但並不能“讓他買賬”。
“我不是個獲得羅德獎學金的學者，”他直截了當地表示，“你我的情況完全不能相提並論。我認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承擔什麼樣的風險。”
他說，我的決定讓他“相當煩惱”。
返回波士頓後，我告訴他我打算回哈佛大學，繼續在之前那些老師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這讓他大大地鬆了口氣。然而，局勢隨著民權運動的高漲越來越混亂之際，我又突然改變主意，決定到羅克斯伯裡黑人社區的一所小學任教，這又讓父親重新焦慮起來。他雖然沒有公開表示反對，卻告訴母親，我這個看似並未經過深思熟慮的突然決定讓他很擔心。
當他越來越明顯地意識到，這個被他視為一時衝動的臨時決定，竟成為我最終選定的事業時，他才開始重新考慮是否還要繼續反對我。又過了幾年後，當他發現對我來說，這個選擇不僅並非臨時性的，還將我引回寫作之路，並最終出版了一本書時（書中寫的是我正在教的那些孩子們；他非常喜歡那本書），他似乎才終於不那麼擔心我了。
幸運的是，父親十分推崇的一位社會評論家兼心理醫生——羅伯特·科爾斯——在紐約《時代週刊》上替這本書寫了篇非常棒的評論。父親告訴我，這讓他“備感欣慰”。第二年春天，我榮獲國家圖書獎後，他帶我去哈佛俱樂部共進晚餐。在那場只有我們父子的晚餐上，他不僅說“總而言之”，他“非常高興”，甚至還做出讓步，說：如今他終於相信，對我當初想當老師的做法持保留意見，是個錯誤的決定。
然而，我還是忘不了我第一次冒險進入羅克斯伯裡時，他那抹冷酷又不祥的眼神。儘管他忍著沒對我說，只是告訴我母親，他擔心我會“忍受不了”，後悔做出這樣的決定。那一年，幾乎每次談話，我都能從他聲音裡聽出那種警告之意，並讓我揮之不去。
直到5年後，即20世紀70年代，我發現自己依然沒有完全擺脫父親的掌控。此時，我投身其中的民權運動開始瓦解。因為該運動裡那些最活躍的領導人要麼死於暗殺，要麼因年邁而精力大減，而剩下的人則成了自我毀滅的個人行為的受害者。當我看到越來越多熟識的活動家和較年輕的領袖們，尤其是那些動機早已深植於其意識形態的人，竟然放棄從大學時代就選定的理念，讓我表現出些許不安。父親不僅用身為臨床醫生的敏銳讀懂了我的心思，還察覺到了我的這種不安。
我自己的信念依然未變。我投身民權運動，並非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而是覺得要是退出競爭行列，我或許就逃避掉了當時我們那輩人應該承擔的某種義務。從教育孩子中得到的直觀體驗，以及眼看著他們的生活環境越來越貧困，都加深了我這種感覺。因此，迅速變化的思想環境和左翼團體的分裂，幾乎沒對我正在從事的工作或寫作的書產生任何影響。然而，越來越明顯的是：我在大學遇到的很多學生，都在迅速失去積極的心態，而部分原因是沒有更多能繼續維持和調動其理想主義精神的運動。他們似乎找不到能對其信念有用的具體措施。緊迫感和熱情的喪失，勢必會讓他們勇於拚搏的勁頭大減。
接下來的一兩年裡，父親發現，週遭環境的變化不僅讓我產生了“些許不安”，還令我無法，或不願再適應這些政治現實。我想，他終於決定是時候點醒我了。於是，一天晚上，我倆坐下後，他立刻直奔主題。
“過去這幾年裡，我一直都在觀察你，”他說，“你要是想知道我在想什麼，我一定全都告訴你。我是這麼想的：你依然覺得自己是個受過哈佛教育、隨和版的切·格瓦拉[3]。但你那些穿藍色牛仔褲的士兵卻已經返回商學院。他們早已滿腦子的工資和抵押貸款，哪兒還有革命的影子……我想，我是你父親，比你自己更瞭解你。剛剛對你說的這番話，希望你能好好想一想。”
至少，他的用詞——穿藍色牛仔褲的士兵——嚇了我一大跳。用當時的標準來看，我絕對算不上什麼革命者。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我認識的幾位活動家對一些極其不理性的暴力活動產生了興趣，這多半讓父親更加憂心忡忡。一個名叫“地下氣象站”的恐怖組織開始受到媒體的廣泛關注。身為一名精神病學家，父親相信，他們是群完全生活在幻想世界的人，“能為了自己篤信的目標，完全漠視他們造成的傷害。”
他說，我公開質疑該組織和其他類似組織後，他才終於放下心來。但我覺得，儘管如此，他依舊憂心忡忡。他雖然不擔心我被捲入什麼極具破壞性或不理性的活動，卻擔心我的文章煽動性太強。他認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會導致我被邊緣化，結果不僅有損我潛在的影響力，還可能危及我靠作家這一職業謀生的能力。
我想，父親要是沒那麼瞭解身處動盪中的人通常都會有何種行為，以及這些行為將如何加劇其生活的不穩定性，我或許還能像以前一樣，更容易撫平他的焦慮。然而，這一次，我知道父親是對的。在隨後的幾年中，我發現自己真的很感謝他那條醍醐灌頂的好建議。我想，那條建議讓我更真實地理解了自己的處境。
20世紀80年代早期，先是羅納德·裡根當選了總統；接著，尼克松當政時期，政治格局又在復仇派（該派不僅包括極端保守主義者，也有部分極其聰明又無比刻薄的前激進分子和自由主義者。後兩種人似乎已對自己之前的理念心存恐懼，並十分蔑視那些依然堅持這些理念的人）。政策中發生了改變。也就是在這時，我經歷了第二次自省危機，並再次跟父親談起此事。不過，這次主動挑起話題的人換成了我。
1983年的某天，我跟我的文稿經紀人提起一個寫作方案，並向其描述了我開始寫作的這本書。該書圍繞我在貧困社區見過的那些成年人展開。他們大多是文盲，無法在自己的孩子上幼兒園或進入公立學校前為他們提供學前教育。於是，我開始跟某些文化團體合作，並撰寫了一份類似作戰計劃的預備文案，打算在此基礎上開創一系列能同時教育這些家長及其子女的項目。後來，該計劃被加利福尼亞州圖書館系統吸納。因此，我計劃寫作的這本書將以這項事業為基礎，但其間的闡述會深入很多。[4]
然而，他發現該計劃主要是在內城貧民區展開，所以認為我的寫作也將繼續探討種族，以及社會體系不公平性帶來的影響。因此，他認為出版商對此不會有太大興趣。
“時代已經變了。對這類書感興趣的讀者正在迅速消失。我要是你，就往前看，努力想點兒新東西出來。”
他的意見讓我無比震驚。但他那句“時代已經變了”卻讓我心存恐懼，擔心他或許比我更瞭解市場前景。這大大動搖了我的信心，讓我不由得開始擔心，自己已經出版的那些書會不會就此退出市場，淪為倉庫裡的滯銷品。
此時此刻，我很多看透了政治動向的左派朋友都開始想方設法保住自己在學術圈，尤其是大學裡的進步地位。我跟父親談起此事時，他的第一反應竟是：我要是也能這麼想，“或許並非壞事”。
我想，他知道我過去收到過學術圈的邀請，卻隨隨便便就將其回絕了。不過，我們那次談話後不久，我又收到一份真有幾分吸引我的邀請。那是新英格蘭某個相對獨立的學術機構發來的，該職位涉及的學科領域跨越了單一部門的界限，介於“社會倫理學”和“社會公正”之間。收到邀請後不久，我去那兒做了一次講座。突如其來的輕鬆感讓我覺得，要是把這個消息告訴父親，他說不定會很高興。於是，我徑直驅車去了波士頓，與他分享這個好消息。
然而，抵達公寓開始向父親講述此事時，我卻矛盾起來。一方面，這個邀請是個很擅長社交的男人發出的。我知道，他並不期待，也不想讓我放棄自己的信念。因此，乍看之下，那樣的社會氛圍或許正是我需要的工作環境。
“這個老機構需要一些變革，”他說，“老實說，我覺得您或許可以幫助我……”
另一方面，因為已經見過那些我或許會在其中任教的班級，我對父親說，在未來20年的教學生涯中，都教那些幸運的年輕人，而非前些年我教過的那些本無緣教育的孩子們，並不會讓我覺得非常舒服。
父親猶豫了片刻，思考該如何回應。他緊扣雙手，若有所思地看著我。我跟他提起曾在羅克斯伯裡教過的一名男孩。我想，他應該還記得那個極其不幸的孩子。他叫斯蒂芬，不僅常在課堂上自言自語，還得定期接受竹鞭的鞭笞。[5]1965年，在城中的“黑人學校”，人們依然接受用浸過醋的竹鞭打孩子這種懲罰方式。進入青春期後，他成了一個滿腔憤懣、充滿報復心理的少年。他因犯下一樁殘暴罪行而鋃鐺入獄時，我父親曾為了他做過一番努力。
我對父親說，我不想拋棄像斯蒂芬這樣的孩子，也不想離開眾多我已熟悉的城市貧民區的孩子。這就好比能觸及那些更有特權、更有優勢之人良心邊緣的社會範例，實在太多太多。至少，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們都取決於我見過的那些不公平現象。當然，我寫過與斯蒂芬、他的同學和生活在他那個社區裡的其他人，但我也在黑人社區居住過，並為那些家庭服務過。我想，在那裡觀察到的視角更利於我的寫作。對於我來說，在一個富裕的社區教書、生活，將是一個重大的改變。我已經說過，我相信其他擁有類似經歷的人可以跨越貧富這兩個極端優雅轉身，既不會覺得有悖自己的忠誠，也不會感到任何情感上的缺失。但我沒法保證自己也能完成這種跨越；或者說，我甚至無法確定，這對我來說是否是個值得一試的好點子。[6]
此時此刻，便是我最感激父親的時刻之一。他耐心地聽完我的講述，但最終說出來的話卻讓我大吃一驚。
“不要接受這個職位！”他說，“它不適合你。你說起那些在學術圈謀求職位的朋友時，我就趁機想了想這個問題。”
此刻，他告訴我，他很後悔自己當時草率的回應。他說，我向他描述的這份邀請頗有幾分“諂媚之意”，所以他可以理解為何我一開始會被它吸引。但他接著又補充了一句，說發現我深思熟慮後的想法，才更像是他兒子會有的想法。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職位會‘逼死你’。如果你真的接受了它，我不認為你真能過上太平日子。”
父親說，我們之前那次談話後，他就跟母親提起了我憂心出版和可能回到學術圈的事。此外，他還說如果我願意，應該跟她也談談這些事，然後我就會發現，母親的意見跟他是一致的。
“我們並不認為你需要追求安慰。我們認為，未來幾年你一樣會過得很好。”
即便裡根先生仍執掌白宮，他還是繼續說道：“肯定會有很多人，反對他那種膚淺和卑鄙的政策。他當選總統時，美國每個體面而有良知的人都還活著。”
而且他還說，無論我的助手說了什麼，他都相信，肯定還有很多出版商會對我計劃中的這本書感興趣。
“我也非常肯定，你會發現，你的讀者依然都在——也許現在分散了，也許他們已經變得非常沉默，也許出於某種原因，他們藏進了某些夾縫裡……但我相信，他們依然都在。”
他從椅子上站起身來。他本來是坐在辦公桌前的，此刻卻跨過房間，從用餐區的餐具櫃裡拿來一個煙灰缸。我想，我應該提過，父親喜歡抽煙斗。餐具櫃旁邊有個帶皮套的煙盒保濕器。他裝好煙斗，將它點了起來。
“你描述的這個好職位，很可能成為你的阻礙。你放棄羅德獎學金、決定離開牛津時，你身上的某樣東西就已經在抵制這種生活。你知道，我當時非常不滿你這麼做。我簡直想立刻飛過去把你拽回學校，卻被你母親攔下了。我認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或者說，就算你知道，我也不認為你能承受住那個結果。但我錯了……”
他站在一扇窗前，邊深深地抽著煙斗，邊凝望著河對岸劍橋這邊大學城的天際線。他喜歡那些昂貴的混合煙絲騰起的裊裊煙霧。此刻，這些煙霧不斷升騰，已經將他籠罩了起來。他停頓了片刻，才又開口道：“我想，我從沒有就這件事跟你說這麼多話。但我非常高興，你堅持了自己的選擇。如今，冒了這麼多險之後，我不想看到你踏上回頭路。我希望，你能繼續前行。”
我站在門邊穿外套時，他又用往日那種威嚴十足的聲音對我說了句：“你一定會好起來的！”接著，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順便說一句，如果可以的話，換掉那名助手吧。聽起來，他並不像你的朋友。”
我遵循了他的建議。幾周後，我給一位更優秀，也更值得尊敬的出版經紀人打去電話。從那以後，這個名叫林恩·內斯比特的人便一直都是我的經紀人。一個月後，她為我正在構思的那本書寄來一份合同。該書於1985年正式出版後，吸引了一大批讀者。我想，這本書應該有助於提高人們對那些只受過低等教育，或因沒受過教育，所以不具備閱讀能力的人的關注。此外，該書也給我帶來了足以維持兩年生活的收益。之後，我再次安下心來，繼續寫作更多的書。對我來說，最重要的素材當然是孩子們，以及他們的學校生活。
父親給我那條建議後不到7年的時間，他便開始在談話中忘事、記不起他試圖描述的人或地點的名字。不久之後，他替我母親和他自己做決定時的那種自信感也明顯開始減弱。
從那時候起，我們之前的權勢平衡開始出現變化。他開始偶爾詢問我的意見；寫文章時，即便他拿給我看的東西依然十分老練（我覺得，其中某些甚至還極具原創性），但他若覺得某處拿不定主意，還是會望向我，尋求保證。作為一個有思想的人和一名知識分子，他也像其他那些進入晚年後的人一樣，往往並不想簡單地重構已經寫過的論點或過去已經得出的結論。事實上，他寫的某些文章中，不僅毋庸置疑地體現出了他思想方面的進步，也體現出他有足夠的膽量，說出某個自他寫作以來最具煽動性的新觀點。
這些文章最引人矚目的觀點之一是：努力完善他早年曾從倫理角度接受的那些角色，並從一名精神病學家的角度出發，評價某種或許會被傳統觀念視為有悖於公民秩序的不同意見。文章一開篇，他便明確區分了病態行為（或稱“非理性破壞性行為”）和他稱之為會導致社會不公的“有原則抵抗性行為”。他注意到：“自古以來，壓抑引起的憤怒都被視為一種正當的行為。”“因別無選擇而陷入絕境時”，即便由此爆發明顯的暴力行為，也是“可以容忍，甚至受歡迎的”。
文章繼續寫道：無論在美國，還是別的地方，“儘管抗議者們或許會被某些機構視為危險分子”，他仍不會將危險犯罪行為等同於“當代社會的規勸模式”。提到那些“對彼此充滿同情和憐憫之心，其行為動機從本質上來說都是無私的人”，父親總是滿懷敬意；與此相反的動機，則是一種“自私自利”、源自人格失常下病態怒氣的行事動機。閱讀這篇文章，看到他如此動情地說起“有原則的抵抗”，真是令我感觸頗深。對我來說，這篇文章並非對其早年信念的全盤否定，而是一種大膽修正。
給我看過那篇文章約一星期後，父親又給我寄來一份影印文件。那是18世紀某位意大利哲學家寫的一篇文章，上面還有一則伏爾泰寫的名為《犯罪與刑罰》的評論。這是他在醫學院著名的康特威圖書館裡找到的文章。他努力構思自己的寫作時，經常在裡面一待就是幾個小時。他說，這篇文章雖然跟他正在構思的東西無關，他卻覺得，我或許會對其中的某段話感興趣。
那段話是這樣寫的：“最終，預防犯罪最可靠的方法，是完善教育系統。但這是……一個目標。要是容我大膽宣佈，這是個與政府本質聯繫密切的目標，並將一直保持空白……”父親說：“我覺得，你或許想在你的某場講座上引用這段話。”他把那句“並將一直保持空白”圈了出來。我們之間這種令人愉快的互動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然而，僅僅第二年，我便被迫發現，父親表現出了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例如，我一些微不足道的幫助會讓他感激涕零。我開始盡力調和他與母親之間日益緊張的關係，也竭盡所能幫助他整理各類筆記和文章。我發現他的辦公桌上堆了很多未寫完的文章，便建議他用回形針按主題將其分類。這樣即使第二天一早繼續寫作，他也不會覺得不知所措。
“親愛的喬納森，”之後不久，他便寫來回信，“你的到來給我和你母親帶來的幫助比你料想的還多。你的指導（指的是我調解他跟我母親吵架的事）和建議真好，我已經分門別類地重新規劃了工作區，並整理了辦公桌上那堆引起你注意的混亂物品。在你的鼓勵下，我真的開始收拾東西，並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現在，我真是備受鼓舞。我一定會保持下去，並不斷向你匯報的……”
不過，那種備受鼓舞的感覺顯然還很脆弱。1991年秋，有人邀請他參加因12月第一周羅馬爆發的那一系列恐怖主義活動而召開的一次集會。可是，日益惡化的記憶力，讓他一連數周都優柔寡斷地難以做出最終抉擇。
“焦慮真是太可怕了。”10月，他在給我的一封信裡寫道。
如今，我才發現，如此短的一封信，他卻在信封上多貼了一倍的郵票。而且，我的地址是用加粗的大寫字母寫的，街道名和郵編下還用很粗的黑色記號筆打上了下畫線。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這場邀請他出席的集會，顯然已經讓他陷入混亂的自我懷疑情緒中。他知道，很多歐洲同行也會出席會議。一讀完他的這封來信，我立刻撥通電話，問他是否可以把演講稿複印一份給我看看。聽到他說要是我倆能坐下來一起通讀一遍，或許能讓他有所啟發時，我立刻驅車直奔波士頓。我抵達之時，他已經準備好演講稿了。
演講稿主要從精神病學領域分析某個人的性格特徵。這個人為達到某項政治意圖，準備通過參加一項諸如劫機之類的暴力行動，將自己或許還有他人的生命置於危險境地。
“反社會的暴力行為，”他這樣開頭道，“經常涉及一種會模糊自我與他人、侵略者與受害者界限的鑒別特徵。”
他推測，這類行為中，侵略者的行為似乎有一種幽靈般的自我犧牲特質。接著，他通過假設這種情況或許有時會帶來某種“自我標榜”或“神學維度”的特質，來詳細闡述了這種“自我犧牲特質”。
和他之前給我看的那篇文章一樣，他再次區分了這種行為與某些暴力行為。（從某些角度來看，這些暴力行為或許會被視為在遭受到壓力的情況下，人類會有的理性反應。）與此同時，他也十分清楚地表明：這麼說並非縱容恐怖主義活動。他承認了一個微妙的事實：恐怖行為不能總是被視為病理學上的行為（比如，他舉了“美國奴隸叛亂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儘管這種觀點幾乎總是會遭到人們憤怒的抗議，歷史學家們還是常常將其視為勇敢的英雄行為。
讀完演講稿後，我立刻告訴父親，覺得他寫得非常棒。我說，就算只是提提“幽靈般的自我犧牲特質”，羅馬的那些與會者們肯定也會大感興趣。應他的要求，我標出了一些重複的地方，在三四個地方加了些過渡語，並建議他重新調整了某些段落的順序。
6周後，他和母親飛往意大利赴會。我想，就算他仍時不時地與出錯的記憶抗爭，他應該也能不著痕跡地應付自如，或如往常一樣，機敏地掩飾過去。如我所料，他在演講後做了一些註釋，其他與會者們的反應，讓他得到了期望中的滿足感。
會後，他和母親延長了行期。在兩人這最後一次的共同旅行中，他們從佛羅倫薩一路玩到阿西西。接著，為了慶祝母親的生日（當月5號，是母親88歲生日），他們還特地去了從未去過的威尼斯，與父親一位來自多倫多的同僚，以及兩人在羅馬邂逅的一名年輕意大利醫生共度了好幾天。
在格裡提宮——兩人於威尼斯入住的酒店，父親用信紙給母親寫下了充滿柔情的愛語。我想，他們在意大利多待的那幾周，算是父親晚年就他們多年婚姻生活中，多次讓母親憂心難過而努力做出的補償。
“我想讓你知道，我一直都深愛著你，並很感激你對我的耐心。在其他人都對我灰心喪氣時，只有你，認同我想成為一名醫生的渴望。你引導我、關心我這麼多年，真是讓我非常感激……”
然而，即便兩人在威尼斯的那會兒，父親在與陌生人交朋友時一貫的優雅和機智，似乎還是在一次晚宴上引起鄰座一位迷人女士的關注。我想，那位女士肯定被他折服了，而我母親則似乎覺得，她雖然對他感興趣，但他對她的回應卻慇勤得過了頭。
“哈里，在你這個年紀，”回家後，她在給他的一封信（他們經常在廚房裡給彼此留信，把寫好的信靠在咖啡壺上）裡這樣寫道，“還關注那種女人，簡直應該感到羞愧。”
母親用了個已經過時的字眼來形容那位女士——“那種蕩婦”。好在那事也就到此為止。父親自然向母親道歉，說很遺憾傷害到了她的感情。
他們返回波士頓6個月後，父親拉我坐下，開始了那場他已經用錄音機錄下的對話。那場對話中，他向我描述了自己剛剛遭遇的“感覺思維被截斷”（即“意識受到干擾”）的經歷，以及可能的成因。又過了18個月，他才接受了自己以前那名學生的診治，最終確診病情。
兩年後，他的主治醫生（也是跟他有30多年交情的好友）寫信給他的律師：“因為高齡和喪失精神上的行為能力，哈里已經無法處理他自己的各項事務。”[7]那年6月，父親出了那場事故後便住進了療養院。我們父子之間的關係天平也發生了傾斜。以前，父親用他的能力、判斷力和威信，幫助我度過職業生涯中某些最不穩定的時期；在接下來的數年裡，卻變成我用自己的能力和判斷力來保護他。如今，我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
從那時起，無論我想起任何早期的分歧，或我們父子很久以前的緊張關係，我都會盡力徹底擺脫它們；相反，我會著重回憶那些最美好的記憶。我發現，自己會滿足地想起在緬因湖上度過的那些早晨。想起那些看見湖面泛起漣漪就以為魚兒咬鉤的情景；也會想起他帶著我，匆匆趕去診治病人的那天晚上，我會再次打開他的醫療包，將那把音叉或那捆木喉棒握在手中；我也會想起（也許，只是我最愉快的一段回憶）他將我抱上病床，並把聽診器掛到我脖子上，讓我假裝他“首席助理”的事。我為父親而驕傲，並為有這樣的父親充滿感激。此外，他那給母親帶來過傷害，也許並不完美，卻從未停止過的愛，雖然最初讓我心生怨恨，但終究還是令我感激。以上種種，都是我想牢牢守護的記憶。
自我俯身在父親床前，將耳朵貼到他胸口，聽他臨終前最後的呼吸那晚，已經過去快7年了。但即便現在，我也覺得為了記住他這個人，我有義務回顧他那有時動盪不安，又無比複雜的一生。而且，回憶結束後，我依然滿腦子都是昔日的記憶。
埋葬父親那天，那種我們依然在路上的感覺並沒有立刻消失。對任何人來說，一段同行72年的經歷都不算短了。寒冷的11月夜晚，我每每陷入沉思、擔心工作中的某些問題或可能出現的個人失誤時，我都會到家周圍的鄉間小路上散散步。此時此刻，我喜歡想像他還拄著那根老枴杖陪在我身邊，就他人生活中無法預料之事，以及意想不到的糾葛轉折，發表一些有趣的評論。
或許，在接下來的數年裡，依然有他陪伴的這種感覺會漸漸消散（它的確很可能消散），但父親和我那慈祥的母親留給我的某些東西，一定會永遠陪著我。即便他們的音容笑貌和他們人生中那些鮮活的細節，都將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模糊，但我相信，父母留給我們的某些祝福，不會因為死亡而結束。
[1] 據哈佛大學檔案館稱，這項傳統從19世紀初期開始，一直延續到20世紀60年代的某個時候才結束。
[2] 我已經不記得畢業典禮上，“第一司禮官”需要在哪些環節引領隊伍。如今，據哈佛大學優等生榮譽學會秘書稱，“第一司禮官”只會在畢業典禮前幾天的文學活動上引領隊伍。
[3] 阿根廷裔古巴馬克思主義革命領導人，曾是卡斯特羅的戰鬥夥伴。被西方媒體譽為“紅色羅賓漢”。——譯者注
[4] 我這本關於成年文盲及其孩子的書名為《目不識丁的美國人》（Illiterate America）（紐約：雙日出版社出版，1985年）。
[5] 我在《夭折》（Death at an Early Age）（紐約：雙日出版社，1985年）一書中，描寫了這個孩子和班裡的其他孩子。
[6] 現在回頭來看，我很奇怪，為什麼我會覺得一旦做出進入學術圈的決定、一旦跨越那條社會階級的界限，就會失去某些自己珍視的東西。數百名做出類似決定的活動家依然在忠誠地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及其父母謀福利，甚至成為更有效力的倡導者。因為，他們已經擁有的學者身份或許能讓他們顯得更加可靠。我想，歸根結底，應該是某種生理和情感上的優勢讓我最終止步不前。我在城裡的同一個社區，繼續生活了將近18年。
[7] 主治醫生為其確診的事發生在1996年2月。值得注意的是，直到4月25日父親都還給我寫信，說希望能再帶母親去一次歐洲；6周後，他便住進了療養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