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診之後，父親又在家中住了兩年。隨著他的記憶力越來越差，人也越來越心神不定。那兩年，母親真是過得很不容易。幫助父親整理著作的友人開始住在我家，以減輕母親的壓力，同時與母親共同處理父親的困惑。
有時候，父親似乎是完全清醒的，依舊靈敏而健談。情緒平靜時，他也能謙和有禮地對待母親。儘管兩人的關係越來越緊張，母親還是不想失去父親。
但1996年的一個雨夜，父親暈倒在公寓外的大街上。一輛警車將他送進醫院，他髖部移位。從手術的麻醉中醒來後，他幾乎失去了記憶，不僅忘記現在的生活是什麼樣子，連自己住在哪兒也不記得了。
幾周後，他想起了一些事，也隱約意識到自己的情況。但毫無疑問，那場麻醉後，他的認知能力明顯減弱。手術後，他進了康復中心。之後，因為情況的急劇惡化，我只得將他送進療養院。
這些安排基本都由我獨立做出。儘管我還有個姐姐，但她40年前就已搬離波士頓，和丈夫在中西部地區定居。她的兩個孩子如今都已成人，但她丈夫那邊還有個大家庭，無數責任和義務讓她根本無暇顧及遠在馬薩諸塞州的這些事。除此之外，父親也任命我為他的合法監護人，讓我逐漸適應各種事宜：從選擇合適的療養院、計算必要開支，到之後做出攸關他健康的一系列決定。當然，做其中的大部分決定時，母親都會盡力指導我。
在隨後的一個月裡，母親把我叫回家，幫助她整理父親的信件和一些別的文件。數年前，他曾把大多數病例和與其醫療事業有關的文件寄放在我家。如今，它們仍躺在那些密封完好、我從未開啟過的箱子裡。但在客廳一角的那個金屬檔案櫃裡，他還放著一些別的文件。
瀏覽這些文件時，我找到一張父親兒時的照片。照片是1912年拍攝的，當時，6歲的他穿著緊身褲和長袖襯衫倚在他父親身旁。他父親穿著一身頗為正式的西裝，圓領襯衫上還打了個又大又厚的領結。父子倆手牽著手。如今，照片邊緣已經泛黃。
我母親比父親年長。父親進療養院時已90歲，母親則已92歲。她雖然身體越來越孱弱，卻仍是個相對健康的女性，頭腦清晰，思維敏捷。但在父親不得不進療養院的那一刻，我在她眼裡看到了從未有過的失落。那周晚些時候，我們同坐在她臥室時，她的目光越過我，遠遠地投向窗外，穿過河流，越過劍橋的無盡藍天，久久回不過神來。我只得提高音量，她這才意識到我還在跟她說話。我把找到的那張照片給她看，她說：“你祖父很英俊。但我見過的男人中，還是你父親最帥。”
拍攝這張照片的10年前，我的祖父來到了美國。當時還是20世紀初，父親進療養院時卻已近世紀末。祖父在烏克蘭的一個村莊長大。當時，烏克蘭還是俄國的一部分。他到美國兩年後，我的祖母也登上了一艘從鹿特丹開往波士頓的船。
祖母抵達美國時，祖父雖然已是一名裁縫，卻幾乎掙不到什麼錢。因此，她想方設法地租下一間小店面，賣些雞蛋、牛奶、冰棒，以及當時有“補藥”之稱的蘇打水和其他雜貨。我至今都未弄明白，她到底是如何辦到這些的。小時候，我住的地方離祖母很近。她住在羅克斯伯裡的西弗街，周圍幾乎都是猶太人。直到最近幾年，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變。我進哈佛念大學後，有時也會在週五晚上去看她。
在我看來，祖母就像一個從《聖經》裡走出來的女人，她為我點亮前行的燭火，為我祈禱、給予我祝福和豐盛的晚餐。即便我已經21歲，她仍會在離別時往我口袋裡塞好時巧克力。
1964年，成為波士頓公立學校的一名教師後，我會偶爾在下午或週末時帶著學生去她家。我的學生都是黑人小孩。祖母搬到這片社區時，還很仇視黑人。所以，剛看到我的那些學生時，可把她給嚇壞了。但八九歲孩子的天真爛漫和甜美可人，很快便消除了她的偏見和恐懼，他們用純真贏得了她的心。她替他們做美味佳餚，像寵愛我一般寵愛著他們。當然，他們也會得到好時巧克力。
偶爾，我也會帶學生們去我父母家；祖母去世後，就去得更勤了。母親越來越喜歡某些孩子，有時還會約幾個女孩子一起逛街，然後再把她們帶回家喝茶。後來，父親曾幫助我的一些學生進入大學。
20世紀60年代，我的很多朋友都是政治反叛者，似乎都一度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和他們一樣，我也常常強烈反對父親的觀點，有時還會給他帶來不必要的煩惱和意料之外的傷害。偶爾，他也會對我十分苛刻。但即便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我的政治信仰發展到最激進強烈之際，我也可以十分肯定，且毫不誇張地說：“感到不安之時，我仍然能向父親求助，他永遠都會堅定地向我伸出援助之手。”
然而，歲月流逝，我發現自己捲入了越來越多的政治辯論，也不得不經常出差，有段時間我並沒有經常去看望父母。那也是我一心著書的幾年。寫作讓我沒有時間（或者說，給了我認為自己沒有時間的借口）給予父母他們應得的關注。
如今，父親進了療養院，母親則越來越足不出戶，在護工們的照料下成天待在家裡。我對前幾年錯過跟他們在一起的機會而感到悔恨不已。父親辯才漸失時，我最想做的事，卻是跟他說話。但隨著他的記憶力越來越差，近年來發生的一些大事似乎全被他忘掉了，我只能竭盡所能幫他回憶往事。
父親的一生豐富而多彩。他曾在職業選擇的重要時刻，做出極有戲劇性的轉變。他童年的大部分時光都是在南波士頓度過的，因為祖父母從俄國來到這裡後，首先便在那裡安頓下來。隨後，他在羅克斯伯裡度過了少年時代，就讀於波士頓英語高中。1923年被哈佛大學錄取後，身為大一新生的他靠在波士頓南站做冷飲櫃檯售貨員來維持日常開銷。因為住不起學校裡的宿舍，所以那年他只得選擇通勤，住在羅克斯伯裡的家中。上大二後，父親開始住在哈佛園的斯托頓堂，替有錢的同學輔導。照他的說法，那些人經常曠課，“喝得爛醉如泥”，似乎離了他就沒法通過考試。
大學期間，父親沉浸在了文學的世界中。他告訴我，他尤其鍾愛伊麗莎白時期的詩歌和戲劇，卻主修心理學，大四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一個名叫“麥克萊恩”的精神病院實習。在此期間，他還以照顧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經歷為基礎，寫下了名為《宗教與瘋狂》[1]的榮譽論文。
儘管很想繼續研究精神病學，但迫於祖母的壓力，大學畢業後他直接進入了哈佛法學院。祖母希望他能效仿他的哥哥，提前一年結束學業。某一年夏天，他靠獎學金去了趟歐洲。在那裡，他不僅有幸一窺精神分裂症專家們的工作，還在瑞士一家療養院見到了“精神分裂症”一詞的創始人——偉大的精神病學家歐根·布洛伊勒。接著，他又在巴黎薩爾佩替耶醫院，跟癔病研究領域代表人物、老年神經病學家皮埃爾·雅內探討之後，終於決定放棄法學院，重返哈佛本科學院，異常艱辛地學了兩個學期化學、生物學和有機化學。那年年末，他進入哈佛醫學院，開始了另一段漫長而艱辛的求學生涯。
在法學院待了兩年後再次辜負祖母的期望，對父親來說並不容易。就因為見過兩位年長而卓越的歐洲醫生，對他們談及的精神病理學著迷不已，便決定放棄現有的學業，從頭學習進入醫學院必須掌握的基礎科學課程，在老師和祖母眼裡，這似乎都是太過冒險的舉動。然而，父親還是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那條路。不知為什麼，這一冒險舉動似乎真的激發出父親足夠的精力和才智，讓他不僅獲得了最後的成功，還在隨後的數年裡功成名就，榮譽等身。
父親的經歷讓我更加尊敬那些並不那麼墨守成規、不會非要提前知道自己此生會去向何方的人。他致力於腦損傷與腫瘤診治多年。與此同時，在試驗一種名為“苯妥英”的藥物期間，他跟現代神經學先驅——傑出的斯坦利·科布和以專製出名的新西蘭裔神經病學家德雷克·丹尼–布朗的接觸也越來越多。事實證明，該藥物在預防癲癇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隨後，他在精神病實踐方面的研究興趣越來越濃。據父親以前的同事說，他是一位診斷能力超凡，又極其敏銳的醫生，神經病學上無論多麼複雜的病情，都能被他抽絲剝繭，逐一擊破。
比如，很多著名藝術家、作家和學者都是他的病人。尤金·奧尼爾生命的最後幾年裡，這位劇作家和妻子——前演員卡洛塔·蒙特雷——搬到波士頓，住在我父親的辦公室附近。父親行醫的那間小洋房位於灣州路。1951年春，他們住進了父親辦公室斜對面一家小旅館的套房。奧尼爾此時已患上一種神經性疾病，該病呈現出的震顫反應曾一度讓他被誤診為帕金森病[2]和嚴重的抑鬱症。從那時候起，父親每天都會去給奧尼爾診治，直到1953年他因肺炎逝世為止。
父親每天都會詳細記錄奧尼爾的精神狀態，也留下了很多談話記錄。從那些談話記錄中可以看出，兩個人越來越投緣。後來，父親把那些記錄都交給了我。當然，父親比奧尼爾年輕得多，而當時的他，看起來甚至比實際年齡更年輕。病人和醫生間發展出這般親密的關係，或許是始料未及的，尤其這個病人據說還是矜持寡言、在感情方面頗為內斂的奧尼爾。讓我備感驚訝的是，從某種方面來說，他似乎將父親視為弟弟或兒子。在成為父親病人的大約8個月前，奧尼爾的一個兒子自殺了。此外，他跟另一個兒子和唯一的女兒也早已疏遠。跟我父親的親密接觸，對奧尼爾來說，也許是某種形式的補償。
我依然十分清晰地記得父親講起奧尼爾時，那種雖然興奮，卻往往苦惱的樣子。他也常跟我講起和奧尼爾妻子打交道的挫敗感。我還記得，那個女人經常和她的丈夫爭搶父親的時間和忠誠。
我也記得奧尼爾在波士頓附近的一家公墓下葬時的情景。那是12月的一天，到墓地悼念的只有三個人：奧尼爾的護士、我父親和他的妻子卡洛塔。奧尼爾在紐約的親密同事一個都沒來。後來，父親告訴我，那是因為卡洛塔遵循丈夫希望葬禮簡單而私密的遺願，沒有邀請他們。[3]
奧尼爾死後，用母親的話來說，無論從持續時間還是從爆發強度來看，父親度過了一段幾乎快達到臨床標準的悲傷時期。
“我握著他的手腕，感受到他的脈搏越來越弱，心臟漸漸停止跳動。”父親在當時的一本備忘錄裡這樣寫道，“我不想讓他死，我感到一陣絕望……”後來，《長夜漫漫路迢迢》[4]開始在波士頓上映後，父親帶我和我的一個大學同學去看，卻心煩意亂地中途離開了劇院，以平復他悲傷的心情。
20世紀90年代初，父親對奧尼爾和其他病人的記憶時有時無，變得越來越不可靠，但他對在三四十年代，神經損傷領域的記憶卻幾乎完好無損。直到跨越腦損傷和麻醉畫下的那條分界線，從發病早期進入深度腦退化後，他的那部分記憶才急轉直下。
他那次受傷前，我們還有過一些讓我頗為觸動的對話。他曾向我解釋，為何最近的記憶會越來越容易受到影響，而很多較為久遠的記憶卻不僅容易想起，還無比鮮活，彷彿那都是他剛剛經歷過的人與事一般。比如，他記得小學一年級跟他一起玩耍的那些男孩，還記得20世紀20年代他在哈佛最敬仰的老師——艾爾弗雷德·諾思·懷特黑德[5]、威廉·麥克杜格爾和當時的哈佛大學校長，也是父親大二政府課教師的阿博特·勞倫斯·洛厄爾。
他說：“洛厄爾有條大約12磅或15磅重的小狗，他會牽著它到哈佛廣場散步。到了路邊，他就把枴杖掛在狗身下，然後抱起它穿過馬路……”
有一次，他說起曾聽過喬治·萊曼·基特裡奇的課。我大四寫論文時，喬治的註釋版莎士比亞曾幫過我大忙。於是，我很自然地問他是否有機會結識此人。
“沒有，”他說，“我記得，那是個很大的講座班。當時我才大二。現在想來，或者我也可能才大一，根本沒勇氣跟他說話，也完全想不出該說什麼。”
但數年後，父親和母親前往蘇黎世看望布洛伊勒醫生時，在日內瓦看見了這位“偉大的教授”在湖邊散步。
“他就在我們前面，我多半一直盯著他看，但就是沒有鼓起勇氣介紹自己。他對我說：‘小伙子，大膽說吧！’我才說：‘我還在念本科時，曾經上過您的課。’他對我們很友好，還帶我們去喝咖啡，甚至還推薦了一家不錯的餐館。他說：‘那的價格也不會貴死人！’但等我們透過櫥窗往裡望，還是發現那真是太貴了……”
重新回憶起這些細節，給父親帶來了很多樂趣，即便他發現自己已經開始忘記最近發生的很多更重要的事。但讓我尤其觸動的，還是他關於醫學教學和神經功能評價術語的記憶。因為，過去他常常用那些術語來形容自己的情況。
即便住進療養院後，父親仍保留了部分談論大腦機能的能力。無法找到需要的詞語時，他似乎也不是特別惱怒，反而像個科學家一樣充滿好奇，饒有趣味地在自己身上辨認多年前的觀察所得。我可以想像，20世紀50年代他帶著一群年輕醫生在波士頓城市醫院或麻省總醫院（在波士頓，該院常被簡稱為MGH）巡房的情景。他會領著眾人，在一張又一張病床前逐一討論那些病例，然後停在一個最典型的病人跟前，詳細闡述某個觀點。即便在某種情況下，那個病人是他自己，他也會這麼做。
此類經歷對我產生了兩個影響。它們讓我更加尊敬他超越眼前困境，至少找到尊嚴和某種精神力量的能力。要知道，在同等情況下，其他人或許已陷入自艾自憐的境地。不過，這些經歷當然也暗示著未來可能出現的治療方式。據我所知，他對大腦功能的觀察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很快，他就從醫生的崗位上退了下來，但仍繼續作為一個病例，供其他醫生觀察研究。
父親髖部的傷勢痊癒後，他能在沒有護士和護工的幫助下站立和行走。天氣好時，我會帶他沿著療養院旁邊的那條小徑散步。小徑旁那條綠蔭掩映的小溪一路蜿蜒進一個小河灣。大大小小的鴨子在裡面游來游去，爭搶著孩子們投向水面的麵包屑。我們會沿著灌木叢和空曠的田野走上差不多半英里，然後爬上一處小坡，那裡有座舊石頭教堂和一片蘋果林。
這些愉快又悠閒的散步時光讓我想起了很多童年的記憶。我10歲左右時，我們住在波士頓以西約10英里的地方，父親常在傍晚時分帶我到家附近散步。如今，那片區域已經徹底成為郊區，但我還在上幼兒園時，那裡更像一座鄉間度假村。我家街對面有座蕭山，有頭名叫黛西的奶牛總在那吃草。我7歲時，黛西所在的這片草場被三間磚房瓜分了。到20世紀40年代，附近幾條街區的綠化帶邊紛紛建起看上去造價不菲的仿都鐸式房屋。以前，那裡都是農場或大型地產。有些仿都鐸式房屋氣派非凡，相當漂亮，就跟已有百年歷史一般。不過，其他街區也有一些現代的迷你豪宅。那些宅邸都建在精心規劃過的草坪上，帶有明亮的露台和游泳池。它們坐落在那片區域，顯得過於龐大而奢華。
父親有根兩側釘有銅質紀念章的手杖，那是他數年前去瑞士拜訪布洛伊勒醫生時得到的。我們散步時，他很喜歡拄著它，“啪嗒啪嗒”地走在人行道上。有時，他會停下來，用它指著我們經過的某座房子，告訴我屋主的一些逸事。有一次，他指給我看一個私酒走私犯家庭的房子。他說，20世紀20年代，財政部官員在馬布爾黑德附近的海灘“射殺”了這家的某位成員。但從此以後，這家人卻名正言順地擁有了一家酒類進出口公司。說起這些人時，父親並沒有半點貶低之意，而是客觀地講述他們精彩生活裡的種種起伏波折。
附近的很多人都會在自己或孩子們遇到麻煩時，前來尋求父親的專業協助。因此，有些家庭不同尋常的關係，父親知道的比他能洩露的更多。但或許因為我還小，所以父親跟我分享的東西，總是比跟同齡人分享的多一些。
在我的記憶中，他會以一種極具小說特性的方式，向我講述自己對其中某些家庭私生活的觀察，彷彿這些人都是托馬斯·曼、契訶夫或福樓拜筆下複雜的主人公一般。講起那些集聚了大量財富、生活卻在極短時間內每況愈下的人們時，父親的描述方式非常豐富，時而扼腕歎息，時而充滿悲憫，有時又會溫和地嘲諷幾句。
父親在那段職業生涯中的思想狀態曾受到一些事情的影響。隨後的幾年中，母親曾向我解釋過當時的某些背景，她說正在從事的工作和上門求診的病人讓父親越來越矛盾。慕名前來的病人中，有些還是從其他城市長途跋涉而來。
此類病例中，很多都涉及至少兩位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他們或許彼此充滿關懷和保護，卻也會表現出明顯的惡意或殘暴行為。與此同時，在這些錯綜複雜的家族病理學案例中，也可能存在腦腫瘤之類的神經性疾病。父親對這類病症的警醒能力與他處理其間緊張關係的專業能力一樣出色。無論是處理自己與父母的關係，還是夫妻之間的關係，他顯然都游刃有餘。但即便如此，據母親所說，父親對自己在這些家庭中要扮演的角色，還是讓他越來越不舒服。他覺得，換個時代，這個角色或許應該由專為特權階級服務的宮廷醫生來承擔。
這並不是說他曾經違背自己要為低收入人群提供服務的責任感，更確切地說，為那些生活在波士頓最貧困的社區、入住波士頓城市醫院的窮人和附屬麻省總醫院的波士頓精神病醫院門診部的病人服務。不過，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允許自己多關注某些病人，並覺得他有義務利用自己的社交技能滿足他們複雜的要求。所以，他會覺得，自己這種兼收並蓄的能力反而讓他深受其害。我母親說，這似乎就是讓父親在傍晚坐立不安，並迫使他邀請我一起散步的原因。
直到我更大一些，父親才開始著手對奧尼爾的治療。他對奧尼爾的依戀，以及有幸治療和照顧這位當時最受尊敬的劇作家給他帶來的榮耀感，顯然大大彌補了卡洛塔帶給他的挫敗感。不過，她的專橫仍讓父親覺得低人一等。他大部分的不適正是源自這種感覺。
對父親早年的那些不滿情緒，我一無所知。我只知道，他喜歡傍晚帶我一起散步，而且散步時，他跟我的交談也比其他時候坦率些。我們的散步向來沒有明確的目的地，我喜歡那種漫無目的的感覺，我們會一直走到他不再心神不定為止。
如今，50年已經過去。現在，我們沿著療養院旁邊的小徑散步時，他也會時不時地跟我聊天，並常常就引起他注意力的一些小事發表一些輕鬆的看法。他很喜歡看孩子們餵那些大大小小、呱呱直叫的鴨子。有時，我會帶上麵包，讓他也喂餵它們。他喜歡看它們湧向堤岸，又因為害怕而轉身游開的樣子。不過，他再也不會用小說式的語言描述這些場景了。此時，他已經喪失了連貫敘事的能力。
但對我們來說，那些時光依舊是快樂的。他會不時拉住我的胳膊，用另一隻手指向一朵野玫瑰、一株大向日葵，或一隻優雅地掠過我們頭頂的鳥兒。他並不容易疲憊，所以我們會沿著河岸一直走到紅色的夕陽完全隱沒為止。
[1] 1927年，父親在著名變態心理學專家莫頓·普林斯醫生的指導下，完成了這篇畢業論文。1926—1928年，莫頓·普林斯醫生在哈佛大學任教。
[2] 父親認為，從奧尼爾的家族史來看，這種震顫反應主要是某種神經退化的結果。而且，這種退化似乎具有遺傳性。1953年11月28日，應卡洛塔的要求，對奧尼爾做出的屍檢和神經病理學評估均未發現任何帕金森病的證據。神經病理學家這樣寫道：“他不時服用的各種控制帕金森病的常見藥物，無疑加重了他的病情。”
[3] 關於尤金·奧尼爾之死，父親在1953年11月30日的備忘錄中這樣寫道，“11月27日，星期五下午4點39分，尤金在其謝爾頓旅館套房的床上與世長辭……那天早上，我已經預測他撐不過日落，事實果然如此。”父親還寫道，導致他死亡的原因是支氣管肺炎。奧尼爾的葬禮於1953年12月1日在波士頓的森林山公墓舉行。
[4] 美國劇作家尤金·奧尼爾劇作。——譯者注
[5] 父親說，他於1924年上過懷特黑德教授的哲學課。此外，他還說自己有時會跟其他學生一起，在週日下午登門拜訪教授。不過，這一點我無法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