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父親88歲。
也正是這一年，他被診斷出患上阿爾茨海默病。父親是一位神經病學家，在精神病治療方面經驗頗豐，還在哈佛大學一家大型教學醫院任教多年。為他確診的醫生，正是他曾經的學生。
他記憶力出問題的先兆約出現於4年前。有時，他絞盡腦汁也記不起某個熟人的名字；有時，他會突然忘記打算用來說明某個觀點的一組論據；有時，他還會在原本具有說服力的說話過程中突然變得語無倫次。
但父親社交能力極強，每次都能輕鬆化解那些尷尬瞬間。面對自己的錯誤，他會先自嘲地一笑，接著也許會遞給我一杯白蘭地，然後坐下來問問我工作怎麼樣；有時，他也會跟我聊聊正在看的一本書，或分享一件工作中碰到的趣事。
因為喜歡不慌不忙地捲煙，所以他有時會點燃煙斗。香煙裊裊、縈繞他週身的模樣，常讓我想起多年來那些給我帶來安寧和撫慰的父子談話，以及父親在言談間流露出的那種輕鬆、自信和冷靜。
父親和母親住在波士頓。自1991年起，他晚上到附近的科普利廣場散步時就開始迷路了。三個小時後，回到家的他或許會聲稱自己跟一對前來觀光的夫婦交上了朋友。那對夫婦不是來自倫敦，就是來自日內瓦。或者，他會說自己去了公寓附近那家布登勃洛克書店，跟在那碰到的一名留學生聊了會兒天。當然，他要是出去得太久，母親肯定會非常擔心。我想，他那些有趣的描述，多半都是為了讓她安心。
儘管有時會精神錯亂，父親仍舊每天非常努力地找事情做。他一直致力於追尋某些病理行為在精神病學上的起源。因此，雖然他那時已不再行醫，卻決定完成一些論文，總結多年研究所得。我有個朋友[1]在當地大學擔任助教，他不僅幫助父親組織思路，還會幫他梳理字句，讓文章讀起來更加流暢。有時，如果父親提出要求，我也會幫他一起整理。
然而不久，父親就因為坐立不安無法再集中精神了。工作一兩個小時後，他便會把那些材料推到一邊，從桌前站起身來，披上夾克（要是天冷，還會穿上大衣），穿過門廳，逕直走到附近的大街上，開始另一段晚間之旅。
1992年的一天晚上，父親把我叫進他公寓的一個房間——這裡一直用來存放他那張老診斷桌和以前辦公室裡的一些東西。他說要跟我商量些事，但他還沒想好要不要把這些話告訴母親。[2]
他關上門，我們剛坐好，他就立刻滔滔不絕起來。他的用詞十分形象，比如，那些被他稱為“更新、更具體的跡象”，顯然都是“神經學”上的問題。他再次確定門已經被牢牢地關上，之後才開始跟我解釋他所謂的“更新、更具體的跡象”是什麼。
他說他中了“咒語”，接著又說這種被他稱為“遺忘咒語”的東西並非記憶喪失，而是某種“信息的完全重組”。這些“陣發性的意識中斷”，都被他視為“突然與外界中斷的聯繫”或“一次明顯的‘能力’障礙”，持續時間“或許只有一毫秒、幾秒，或稍微再長一點兒”。他說，這些情況出現前，都會先有某種“迫在眉睫的危險預兆”，類似癲癇發作前的預警。
遇到這類事件，人們慣常的反應是迫切地為自己考慮，而父親言談間的口氣，卻彷彿在努力與之拉開距離。如此一來，他才能像個饒有興致的觀察者一樣，淡定從容地談論它們。
“作為一名神經病學家，我可以做到精確定位。”
他不僅這麼說，而且認為他觀測自身的這些記錄對臨床醫生和研究人員們來說是有潛在價值的。因此，他把那台曾經用來記錄口述病人情況的錄音機插上電，開始記錄我們接下來的談話。
他說，那些遺忘咒語是“大腦皮層和海馬區細胞退化的明顯標誌”。他伸出手，為我指出了海馬區的確切位置。此外，照他的說法，那種“轉瞬即逝”的“血管現象”，極有可能就是他陣發性意識中斷的原因所在。
他甚至用更具體的細節描述了發作前那種“迫在眉睫的危險預兆”。他說，那是“一種極其罕見且極不舒服的熱感，一種似乎被某人或某種力量強迫著的，從我的額頭、眼睛……一路往下蔓延的‘悶熱’”。還有種讓我更加難忘的說法：“一種即將侵犯我的自主性、馬上就要切斷我與現實世界聯繫的感覺。”
父親告訴我，每到此時以及隨後喪失意識的那段時間裡，他都會突然看見“一束極其明亮的光”，就像“車站裡，火車頭突然打下來的那種光一樣”。不過，在回想片刻後，他把之前描述中的單數改成了複數，“不，不止一束光，是很多束光”。接著，他一步接著一步，更加細緻地回憶那種經歷。
他說：“現在，我能更清晰地想起那種感覺。那不是一束靜止的光，而更像無數以某種頻率、均勻上噴的閃電。我得告訴你，那場景可真把我嚇壞了。”
這是他第一次在談話中承認，自己對該經歷感到震驚。
“那些閃電就是預警信號，表示神經元或神經元之間出現了異常的腦電活動。這種活動或許會很快結束，也有可能持續一段時間。就我的情況來看，它很快便結束了。”
他回憶說，該現象最近一次出現的情況是：“一開始發作，我就感到異常寒冷，上嘴唇全是冷汗。你母親當時跟我在一起，她能看見我渾身都在顫抖。”
我問他當時在哪兒，他說：“我們正在一家餐館吃晚飯。”隨著那場攻擊漸漸平息下來，他繼續說，“我聽見有人大喊了一句：‘哈里，你聽見我說話了嗎？’”儘管母親意識到他不太對勁兒，他還是沒把剛剛經歷的一切告訴她。他說，因為“你母親沒完沒了的擔心，可比海馬體或許給我帶來的災難糟糕多了”。但願他說這些話的時候，母親沒在門外偷聽……
說了這麼多，他似乎鬆了口氣，陷入一種更趨向於沉思的狀態，語氣中雖少了之前的那種警示感，卻又多了幾分談話之初深思熟慮的味道。據他推測，他剛才回憶的那種光電現象——那些“以某種頻率、均勻上噴的閃電”——“可能源自枕骨”，或說得更確切些，“源自枕骨後部”。接著，他彷彿把我當成他生理學課堂上的學生，詳細解釋道：“枕骨就是我們的大腦產生視覺體驗的部位。”
他說：“這真是個讓人困惑的部位，我從未在任何病人身上發現過它帶來的麻煩……”
那時，我曾毫不猶豫地建議，這些話他或許應該找個同事說。我也問過他，他試圖擔任自己的醫生是否真的明智。
他盯著我看了很長時間，似乎在搜尋什麼。他曾跟一位神經病學家討論過很多問題。他說雖然打算跟他談談此事，但還是想借此機會，自己先做一番探索。
“我應該告訴過你，他曾是我的學生。”
用父親的話來說，儘管我們提到的這個人“非常聰明”，也是“該領域一流的專家”，但他也是個“非常奇怪的傢伙。就我對他長時間的瞭解來看，他向來都是那副拘謹又頑固的模樣。過去，我經常想問問他，如此缺乏個性的生活到底是種什麼感覺”。
最後，父親以一種既非爭辯又不帶絲毫怒意的口吻，簡單而堅定地告訴我他會找個時間去見他。
“我希望，你別在這件事上逼我。”
父親相信，我一定會尊重他的判斷。正因為如此，他才會選擇跟我而非母親進行這場對話。
他又等了一年半，等意識到時機成熟後，他立刻給那位年輕的同事打去電話，敲定了咨詢事宜。結果不出所料，他知道自己會聽到什麼樣的話。他曾經的這位學生給出的診斷，只是確定了他已經意識到的事實而已。
[1] 這位幫助父親整理文稿的助教就是邁克爾·邁耶。他既是一名詩人，也是一位宗教學者，與我父親相識多年。因此，在父親患病之初，兩人之間便已建立起信任的紐帶。
[2] 父親雖然不願把自我診斷的結果告訴母親，但他隨後還是會選擇一個適當的時機跟她討論此事。在我看來，這是個信任問題。所以，我決定不催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