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誘惑之外，我什麼都能抵抗。
——王爾德
朝廷治，則蜀不能亂；朝廷不治，則不惟蜀為不順，其四方藩鎮之不順，亦有不下於蜀者。
——張唐英
對朝廷的小範圍模仿
四川的地勢走向，地形結構，在整個中國是獨一無二的，它處於巨山大川的四面圍堵封鎖之中，被屏蔽在遠離海洋的內陸之地。四川的地形主要由高原區和盆地區兩部分組成，西部是高原區，平均海拔在三千米以上，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而東部則為盆地區，是四川盆地。盆地四周則分別為四山「保護」起來：西部為邛崍山，東部為巫山山脈，南部為雲貴高原的延續部分，北部為大巴山。而成都平原更是地處四川盆地的核心地帶，成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與此相應的是，它自然而然地成了四川人文地理、自然地理、經濟地理乃至方言地理上的核心。成都出川，在古時要麼越過劍閣天險，經過艱危的路途，行程漫漫，最後才通過金牛道，抵達陝西，或者再闖蕩各地。要麼就只有勇闖另外一個門戶——夔門，那裡灘多水急，出入蜀地甚為不便，在那裡不落得葬身魚腹，已經是很大的福氣，至於受點並無大礙的驚嚇，當然就是家常便飯。夔門雖險，但卻成了許多出川做官特別是做生意的人，沒有機會成本的唯一選擇，捨此之外，別無他途。這就是我們通常在史書中頻頻觸目的、桀驁不馴的出入蜀地的唯一水道——古稱峽路。
古時候第一次入蜀的人，倘若通過水道入川，便會看到夔府一帶土地之貧瘠，民眾生存之危艱，地廣人稀。從萬縣上岸，登陸驛道，沿途驛站不多，人煙罕見，每每要到很疲勞時才能補充給養，得到休息。只有慢慢到了南充、過了遂寧、抵達安岳、進了簡陽後，才漸漸生出一點對四川物富民殷的好感來。而另一路從川陝道入蜀的人，如王士性雖沒經劍閣天險，但直到到了閬中，才進入了石板鋪就的大道，沿途經過的市井村落都是如此，因此在其看來，「如隆山、富村、秋林、建寧、古店類沃阜。秋林諸生至百人，小邑不如也」（《王士性地理書三種·五嶽游草》），而離成都越近，越引起他的興味，其間民俗風物及有趣的事，他都樂意訴諸紙筆。這就像當代文人余秋雨在翻越秦嶺進入成都之前，心緒不開，而過廣元，至綿陽，一路上就有了抒情的心態。而且說成都躺在中國西南的版圖上，真是中國的一大幸事（《五城記》）。古今文人，雖時代相隔，其入蜀心態竟如出一轍。
這裡帶出兩個問題：其一，說明未到成都的路途，首先讓入蜀的人，感覺到的是險，是身處危局；其二，說明到了成都後，出乎意料的民殷物阜，果蔬飄香，就是普通人也怡然自得。這兩者加在一起對普通的遊客或者安心到成都做兩年官，甚至包括像杜甫這樣逃難到成都的人——儘管杜甫偶爾因為窮因為思鄉而覺得成都不可親近，但大部分時刻是讚賞有加的——也有近乎攀越險峰後的一種心理滿足。這是文人以及帶有文人氣質的官僚到成都後的一般反應。於是有的人便在這裡長期定居下來，並且世代繁衍，子孫不息。但那些有出頭思想有野心的傢伙便大不一樣了。無論是經過川陝道的險峻，還是入夔門時峽路的艱難，都使他們在沒進入成都之前，就想稱王稱霸，或者做偏安一隅的君王。像諸葛亮那樣，在未進入成都之前，便說服劉備一定要拿下成都，成就霸業的人畢竟是少的。
有趣的是，川陝道與出入夔門的水道歷來是那些到四川後便擁兵自重、偏安一隅的人的必經之道，同時也是中央政權征伐四川割據政權進軍的必經之道，於是在這些險道惡路上掀起一輪又一輪新的爭鬥。對此，《讀史方輿紀要·四川方輿紀要敘》說得非常清楚：「司馬錯之於蜀侯，鍾會、鄧艾之於後主，尉遲迥之於蕭紀，郭崇韜之於王衍，王全斌之於孟昶，此以棧道亡蜀者也。岑彭、吳漢之於公孫述，桓溫之於李勢，朱齡石之於譙縱，湯和之於明升，此以江道亡蜀者也。」綜上所述，征伐四川割據政權從川陝道得手的有五次，而由夔門水道入川征討割據政權得手的有四次，可見兩地的重要性斤兩悉稱。因此每一個在四川的割據政權都非常注意這兩個地方的防務，以固其偏安一隅的政權。
文人或者帶文人氣質的官僚，從險道貧瘠之地到了富饒的成都，糧食果蔬，一應俱全而又物美價廉，所費不多，「地富魚為米，山芳桂是樵」（田澄《成都為客作》），一個人收入不豐，也可維持一種相對餘裕的生活。即便有諸多的不得意，也還是想就此終老。譬如老杜剛到廣元五盤嶺時，就迫不及待地說「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五盤》），這就表明一天都愁眉苦臉的老杜，從一開始就對成都不大滿意，但他在成都時還是作過一首《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其中有「應須美酒送生涯」「誰能載酒開金盞，喚起佳人舞繡筵」等句，後來李商隱本其意而作《杜工部蜀中離席》，其中有名句「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直把成都的詩酒生活寫得讓久住成都的我輩也十分嚮往。陸放翁更是深感「芼羹筍似稽山美，斫膾魚如笠澤肥。客報城西有園賣，老夫白首欲忘歸」（《成都書事二首》）。好吃的東西又多，又有人賣上好的園子，長住此處終老，真是美事一樁。以至陸游後來屢次動情地說「未嘗一日忘蜀」。
當然這只是文人們的感懷，文人們的胸襟，文人們的志向。豐饒富庶的物產，能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繼之以閉塞之交通，配以天險大山之屏蔽，使得四川尤其是成都的生活處於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有時竟如世外桃花源，給人以一種變化極慢的感覺，有時好像外界一切變化與成都無關。這正是成都給文人及一些落泊官僚的慰藉及魅力所在。
但有些執掌四川或成都權柄的人卻不這麼想，他們不像文人那樣閒適及容易滿足，尤其是國鼎衰微之時，兵事四起之際，他們想的是如何在朝代更迭的舞台上，撈取自己出頭的資本，以便也趁機過足皇帝癮。他們所仰賴的資本也完全是文人及落泊官僚想在成都終老的兩個充分條件：一是有天險大山之屏蔽，交通不便，外界不易侵擾，即便有中原政權的存在也鞭長莫及；二是物產豐饒，水旱從人，百姓有一般的生活保障，如若割據，則有自給自足的經濟基礎，可以不假外地而自足自救。這就給割據一方的政權的正常運轉，提供了較為堅實的物質基礎，加之才割據的統治者一般都對民眾採取休養生息的政策，使得民眾樂於在割據政權下生活而不作絲毫之反抗，除非到了割據政權的苛捐雜稅多到民眾不能忍受的程度，他們才會做出自己的反抗。
這就說明，四川的民眾對於割據政權的正統與否考慮得相對較少，加上前述的蜀人好別財異居，這都是儒家文化對巴蜀地區的侵入遜色於中原地區所必然導致的反應。也就是說，不管你誰統治，只要我有飯吃，能夠過上相對安穩的生活，我都並不反對。換言之，誰統治，對於我來說還不是混口飯吃？只要誰讓我把飯吃飽，甚至吃得更好，我就擁護誰。這也是蜀人實用哲學及善於應變的具體表現，也是對儒家傳統禮教所謂君權神授、真命天子之類正統觀念的反叛，蜀人並不是從理論上來反駁它，而是從利益驅動的本能出發來回擊那些不近人情、不合情理的東西。
因此，我們便不難看見，巴蜀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割據的淵藪。可以概而言之，一部成都歷史幾乎就是割據政權和統一王朝的地方政權交替相連的歷史。每當王朝衰微，其在成都的地方政權的執掌者就會思謀另立政權，或者假其他擁兵自重者之手，割據四川，與衰落的統一王朝抗衡，要麼被苟延殘喘借用它力或用安撫手段化解，要麼式微之王朝也自身不保，自顧不暇，儘管四川地區在其王朝的經濟賦稅中佔據著相當的位置，但其僻處西南一隅，不能挽救，只好眼睜睜地看割據政權統一自成小國。於是我們就會屢見柴燎告天、黃袍加身的戲劇，於是仿統一王朝的皇城、皇宮、皇陵在許多割據政權屢有興建，以增添成都這個王氣不足的城市，獲得幾乎虛妄之王氣。因而普遍看來，割據政權所統治的時間都較短暫，使得文人千載以來忍不住懷古感歎：「五丁力盡蜀川通，千古成都綠酎醲。白帝倉空蛙在井，青天路險劍為峰。漫傳西漢祠神馬，已見南陽起臥龍。張載勒銘堪作戒，莫矜函谷一丸封。」（楊億《成都》）
世事有時就是很奇怪，文人搞不懂的事情，政客搞得懂；文人搞得懂的事情，有時政客反而因昧於自己的利益，卻執意要去做最終必然失敗的所謂事功。成都歷代的割據政權都能很好地說明這一點，所謂張載勒銘作戒的事——張載在太康初年到成都去看望父親，途中經過劍閣天險，張載因為蜀人恃險好亂，於是刻碑勒石以提醒統一王朝的統治者，同時告誡欲割據的人，割據之不可取，終要失敗的事實（《晉書·張載傳》）——割據政權的掌門人們未必不懂，但一意孤行往往成了他們的指南。
在中央王朝衰微的時候，第一位吃成都「這隻大螃蟹」，以飽大欲的人，便是在王莽統治後期，綠林、赤眉起義時，後來自號為「白帝」——號稱「白帝」除了表明其「祥瑞」外，其主要原因在於宣稱自己是「天命攸歸」的正統，歷史告訴我們所謂正統與否，只不過是要做強盜的人打著的一個磊落的幌子，此種方式在割據政權那裡也屢試不爽——的蜀郡太守公孫述。當此之際，各地豪強打著「興漢」的旗號，以擴大自己的利益地盤，以便在下一輪新的財產分配及勢力瓜分中佔據有利地位。公孫述利用蜀郡太守的地位和實力，很快消滅了入侵蜀中的豪強勢力，後接受部下李熊的建議，號為蜀王，年號「龍興」，最終將自己的「成家」（又稱「大成」）政權定都成都，前後維持了短短十二年。
就是這位被時人「譽」為「井底蛙」（《後漢書·馬援傳》）的人，卻做了成都史上第一個割據政權的掌門人，開創了成都頻頻割據歷史之先河。公孫述少年即擔任皇帝的侍從，熟習皇室禮儀制度，他當了皇帝後，完全仿照漢制制備了一套皇室的繁文縟節，分封其二子為王，劃犍為、廣漢二郡的幾個縣作為他們的食邑。更容易引起混亂的是，他下令廢除銅錢，實行國家專控的鐵官錢，嚴重影響了民間正常的商業往來，於是巴蜀民眾就用「黃牛白腹，五銖當復」的童謠來詛咒其政權盡快滅亡。果然不久，便消於烏有。
割據政權的快速消亡及「皇帝」遭殺戮的悲慘命運，並沒有嚇倒那些決心割據而稱王稱帝的後繼者。東漢末年，劉焉劉璋父子據有蜀地，但在劉備的巧取豪奪下便不堪一擊。劉備在得西蜀後，便打著扶興漢室的老幌子，繼而在成都稱帝，其皇室禮儀制度，尤其是其子劉禪繼位後，大興土木，皇宮之豪華氣派令人瞠目。但所謂的正統思想在國人的心目中存了幾千年之久而不消，至今仍有尊劉抑曹的觀念盤執於心，因此惠陵雖然只是一抔黃土也保存得較好，被歷代統治者利用而作為高唱其正統的砝碼，實足以證明吾人之黯昧無知。清人完顏崇實還據此撰了副對聯：「一抔土，尚巍然，問他銅雀荒台，何處尋漳河疑塚；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漢代官儀。」其尊劉抑曹的思想畢現，實在不堪，國人的奴才及正統觀念於斯可見一斑。《三國演義》「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諸葛亮則「幾近於妖」，偌大的中國，像魯迅先生如此看透的能有幾人？吾服魯夫子，洞察堪驚人。「三足鼎，今安在」，只落得個灰飛煙滅的下場而已。魏滅吳、蜀而得天下，後分東西晉，西晉末年各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十六國中，最先便是人李氏政權，公元303年李特正式在成都少城建立割據政權，次年其子李雄繼位，國號「大成」，後其堂弟李壽繼位，號為「漢」，故此一割據政權史稱「成漢」。成漢政權最強的時候，其轄地西至阿壩東部和涼山州全部，東抵巴中，北極漢中，南包今雲南省東部和貴州部分地區，佔領了西晉的益州、寧州全部和梁州部分地區，可謂極一時之盛。公元346年冬，東晉權臣桓溫起兵一萬從三峽西進伐蜀，晉軍所向披靡，於347年2月戰於今老南門附近，晉軍先敗後勝，成都陷落，成漢政權就此滅亡。桓溫有感於成都大城、少城互為犄角，互為屏障，易守難攻的格局，便於割據政權的建立，於是將少城夷為平地，自此少城與大城的「層城」局面被毀。
從桓溫滅成漢至隋朝建立，其間230餘年中，成都歷經東晉（其間尚有公元348年范賁稱帝於成都，簡直是對桓溫的迅速諷刺）、前秦、譙縱（東晉末年殺掉益州刺史自稱成都王），南朝的宋、齊、梁（武陵王蕭紀亦曾稱帝於成都），北朝的西魏、北周等八個政權的統治，其政權更換頻率之高，唯有中國唐末到宋代之間五代十國堪與媲美。只要看一看今日非洲那些貧困而專制的小國家的政權更迭，快速得好比玩兒童蹺蹺板的遊戲，你對歷史上這兩個階段政權的頻繁更換就不會因其遙遠而缺乏實感。而這其中的八個政權還有一個是地地道道的蜀人割據政權，就是東晉譙縱（系渠縣人）政權，不過存在時間非常有限，幾乎在四川的割據政權中沒有多少影響。
但這裡涉及一個歷史上爭論不休的話題，即外地人常說蜀人「樂禍貪亂」，而蜀人裡有不少飽學之士為此作不懈的辯解。從張載在劍閣道勒銘告誡蜀人恃險好亂開始——他應該已經歷過公孫述、劉焉父子、劉備的政權割據——歷代不乏提及蜀人樂禍貪亂的人，南北朝時蜀人羅研面對臨汝侯蕭猷說「蜀人樂禍貪亂」，辯解說，那是因為蜀人被窮逼出來的，如果吃得飽穿得暖，就是有蘇秦、張儀那樣的說客「巧說於前」，韓信、白起那樣的武將「按劍於後」，都不會使一人「為盜」，怎麼可能去「貪亂」？（《南史·羅研傳》）羅研這一說法，不能說一點道理都沒有，但如果僅是因為貧窮的話，那麼比巴蜀地區窮得多的西北地區，或者其他地區為什麼割據政權較少，而獨四川地區多呢？何況巴蜀尤其是成都地區素以富饒著稱，羅研這一回答並不令人信服。
五代時期，戰亂頻仍，全國都處於割據狀態。但宋朝建國後，士人們在討論戰亂割據的責任時，又較多地追究起四川人的責任來——因為趙匡胤之得天下完全是靠陳橋驛乘人之危的結果，故而宋代統治者對削弱藩鎮兵權之重視程度遠遠超過了其他朝代，樂禍貪亂的「惡名」在這種情勢下，絕不是個小罪名。宋朝統治者是要經此討論來統一士人們的思想，給那些藩將提個醒，發出警告——蜀人張唐英據此辯解道：「自古奸雄竊據成都者，皆因中原多故而閉關恃險，以苟偷一時之安。」接著他得出一條著名的論斷：「朝廷治，則蜀不能亂；朝廷不治，則不惟蜀為不順，其四方藩鎮之不順，亦有不下於蜀者。」（《宋代蜀文輯存》卷十三）
南宋的蜀人李更對蜀人「嗜亂喜禍」的說法，提出了直接的反駁：「吾觀從昔亂蜀者非其國之人，率由奸雄乘隙外至，因竊據焉，而蜀人莫之與抗……蜀之人形格勢制，不能不析而從之其間。」他將外來入蜀割據者的「黑名單」羅列出來，竟然只有譙週一名是四川渠縣人。其他分別是扶風卒正公孫述、竟陵州牧劉焉、穎川降將鍾會、略陽流人李特、抱罕人程養道、彭城人劉連季、太原人王謙、作亂於留復的劉辟、舞陽人王建、刑州人孟知祥等。就是後來在蜀地割據的張獻忠、明玉珍政權亦非蜀人無疑。李這個名單的確有非常實用的反駁效果，不把劉備列入其中，也是正統觀念在作怪，雖然我們不能苛求古人，但他不夠高明卻是明擺著的。而且說外地人來蜀建立割據政權，「蜀人莫之與抗」，民眾恐怕並不想「與之抗」吧，誰來統治他，他不是一樣匍匐於生活的底層嗎？換言之，李的說法還是沒有觸及那些搗亂分子為何樂於在蜀進行割據，以及他們為何那麼容易得手的問題。
李的反駁雖然直觀有效，但張唐英的看法比他高明。張唐英關於蜀亂始於朝廷不治，算是看到了問題的實質，上樑不正下梁都要歪，那麼朝廷無力，你怎能管住各地藩鎮大將，以避免其割據呢？你若以為道德是萬能的，那就大錯特錯了。藩將看到朝廷的力量日漸式微，度算與其在朝廷得那份利益，不如趁機自己出頭，獲取更大的利益，因為在這種時刻不必付出過於高昂的代價。一般說來，所得利益大於所付出的成本，人受利益驅動的本能就被調動起來了，那麼人就能容易為此去爭鬥；倘若獲取利益更大，譬如做一個割據政權的皇帝，儘管也要付出血的代價，甚至可能失敗，但一心想割據稱王的人會不顧一切。
關於這點，我們可先剔除一些附會的成分來觀察《後漢書·公孫述傳》對公孫述在稱帝前的一些記載。一夜，公孫述夢見有人對自己說：「八子系，十二為期。」「八子系」，合起便是「公孫（孫）」二字。當知道自己只能當十二年皇帝時，他便將此告訴妻子並與其商量，其妻膽量過人，回答說：聖人說，朝聞道，夕死尚可，何況十二年。公孫述的妻子將割據稱王與聖人之「朝聞道，夕死可矣」相提並論，直把聖人空論打得粉碎，一派調笑模樣，躍然紙上。能做十二年的皇帝，此中利益大矣，既留名青史，又可獲得現實的享受和萬人之上的尊崇。最後公孫述還玩了一個「人君死社稷」的少見「壯舉」，可見在他看來，做了十二年的皇帝，付出生命也是值得的。西人王爾德說「除了誘惑之外，我什麼都能抵抗」，正可作為對那些割據小朝廷的皇帝心態的註腳。
我除了讚賞張唐英的觀點外，還有些想要補充。史書上關於誰當皇帝正統與否，完全是迂腐惑人的書生陋見；另外，一味讚賞大一統——大一統及所謂正統思想在國人的腦子裡是很有市場的——不管這大一統是否為民眾帶來了真正的好處。其實大一統的政權並不比割據政權的統治仁慈，此點可從王建、孟知祥割據蜀地時觀察出來。只要讓民眾獲得更多的利益和自由，不管割據還是統一，我想他們都是歡迎的。這既是對自身利益的認同，也是一種以人為本的思想。倘若將現代詩人吳芳吉的封鎖自閉、不求進步的觀念去掉，那麼他下面這句詩還是不難理解的，「願真割據行封鎖，不得大同亦小康」（《蜀軍援湘東下討伐曹吳已復歸州》）。因為民眾要的是實實在在的好處，而不是那些大言玄玄的所謂說教。
撫平創傷
自古入蜀者，有幾種情況必須分別對待。一是遭受流放、謫貶。四川好像歷來並沒有一個可供統治者作為流放或貶謫自己「敵人」（其實大多是假想敵）的基地，夔州由於貧瘠艱苦，一度成了一個遷徙流人的地方，但人數不可考，而黃庭堅之被貶謫到涪陵、彭水也只是個案而已。不像宋代的廣東、海南等地，也不像清代的寧古塔、新疆伊犁等地，是統治者流放、謫貶「敵人」的一個基地。二是宦游（亦可稱游宦，唐初常用，後亦沿用）。這類人比較多，有名的文化人有浙江人陸游，江蘇人范成大，河南人劉禹錫、李商隱、岑參，河北人高適、盧照鄰，山西人白居易、王勃，湖南人王壬秋等。其他尚有像張子洞這樣對吾蜀近現代文化的興盛產生過影響的官僚。三是逃難。著名的文化人當數杜甫，隨後有在唐末逃難至蜀的一些名門望族，對宋代蜀學的興盛起了較大的促進作用。抗日戰爭時期，許多高校遷蜀，學者、教授、作家大批至川，對當今四川的文化積澱也鋪墊了一定的基礎。四是不少的商人進入成都做生意並最終定居成都，我們將在後面適時論及。五是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四川歷史上的大規模人口遷移有七次。大多數的人口遷徙都是因戰亂和政治原因造成，少數是因為四川能滿足其「冒險」之慾望，或者因政府的鼓勵性政策而遷入。這七次遷徙分別為：秦滅蜀國後，遷秦民萬家充實巴蜀，以便於控制巴蜀；東漢末到西晉，大規模境外移民遷居四川，導因於戰亂；唐末五代、南宋初年，大批北方人遷入四川，導因於戰亂；元末明初，長江中下游的移民大批入川，因為戰亂；明末清初，因為戰亂，四川人口大減，土地荒蕪，大批長江中下游及南方移民遷入；抗日戰爭爆發，以長江中下游為主的移民大量遷入；1949年後，為加強戰備及三線建設，大量北方人及江浙人遷入。這些大規模遷徙中導因於戰亂者，其實和杜甫的逃難並沒有什麼區別，只是因其規模較大，以及杜甫有名，將二者均單獨列出，以便於對其間所蘊藏的問題加以分析。
文化人之入川，主要是因為宦游。而宦游入蜀的文化人，沒有幾個是將官做得很得意的，倒是有一大堆失意的人。考慮到文人好誇張的毛病，我們只以兩個可確知的宦游失意文人王勃和陸游來討論這個問題。王勃早慧，17歲考中了幽素科，成為朝散郎，後從唐高宗第六子沛王李賢的王府修撰兼侍讀，雖然只是文學侍臣，但作為皇子的隨從人員，地位比較親貴。王勃本可乘此青雲直上，但公元669年，他20歲時卻因一篇遊戲文章惹出了禍事。唐代貴族子弟盛行鬥雞遊戲，王勃因皇子們鬥雞寫了一篇雞檄文，給皇子們鬥雞助興，以沛王雞的名義聲討英王雞。唐高宗得知後覺得王勃挑撥皇子之間的關係，盛怒之下，將其驅逐出沛王府。
王勃受了這種打擊，沒過多久，就帶著無奈與委屈從長安入蜀，沿途用時一月，與王士性入蜀差不多。據考，王勃應率先至成都，因為當時盧照鄰在任新都尉，因盧照鄰的關係至梓州、九龍縣、綿竹縣等地拜訪朋友。這次入蜀他留下了不少詩文，大抵佔其詩文集《王子安集》的三分之一。其主調是委屈、憤懣、懷鄉、隱逸等。其入蜀一年有餘後，就以為別人募集銀兩的口吻寫《為人與蜀城父老書》，有研究者認為他的募捐活動實在是為了自己，因為文中所寫情況正與他的處境相合，文中說「下官薄游綿載，飄寓淹時」，其在成都為著經濟的援助。入蜀兩年後，王勃又寫了一篇《為人與蜀城父老書》，文中說：「僕一違秦隴，再革炎涼，戒征軸而無因，指歸途而有倦」，表明了久客思歸的情緒，但無財力北還。都說明他在四川游宦生活是過得不好的。
王勃來蜀兩年後，一次酬和邵令遠和盧照鄰的詩作時，寫了一首《蜀中九日》，其中有兩句：「人情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可以想見他對南中（四川）的厭倦之情。而且他在四川所寫的詩文中，除了詠懷之作、即興之作外，便是應命之作，而應命之作中全是對道觀佛寺的頌揚，及其主人的吹捧。但全身遠禍、隱逸山林的想法也在他詩中時有顯現，這對剛過二十歲的年輕詩人來說是個不同尋常的舉動，也可看出古人在專制制度下，生存之艱難悲苦，即便像王勃這樣的天才也不能倖免。王勃在蜀地的日子裡，常常是「撫窮賤而惜光陰，懷功名而悲歲月」（《春思賦》），因此「萬里念將歸」（《山中》）。但在四川與朋友唱和、遊山玩水對撫平其內心的創傷無疑是有作用的，這是王勃在蜀地三年的唯一收穫。
與王勃相比，陸游在成都一帶過著的也是讓他很不得意的生活。陸游是宋代少有的一生都主張抗金恢復失地的詩人之一，可惜抗金不只是個抗不抗金的問題，還在於主和及主戰兩派此消彼長，他們的利益榮辱，身繫其間，不可能高尚到盡以國家大事來行事，儘管主和派也強調他們的行止是為了國家。陸游的不幸在於在其有用的壯年，主和派長期主宰朝中政事，因此他只有十分短暫的時間在抗金前線南鄭參與兵事。隨著四川宣撫使王炎的離職，陸游的恢復中原之策，恢復失地之志，不被人用，不被人理解。即便是著名詩人范成大任四川安撫制置使（此為宣撫史罷後新設）時，陸游不被人理解的糟糕狀況亦沒有絲毫的改觀，這使他對這位老友深感失望。四川安撫制置使的權力極大，是最高軍事長官，制置成都、潼川、利、夔四道，北控秦隴，臨制悍防，地位十分重要。如果范成大想實行陸游提倡的恢復中原的抗金策略，在其權限範圍內是完全可以有所作為的。但范成大雖是詩人，畢竟久混官場，對主戰與主和所帶來的利害得失，有非常實在的世俗性評估和權衡。總而言之，他不願意採納陸游的意見而招致丟官的危險。
陸游是范成大的部下，任成都府路安撫司參議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參議官。但范成大不理睬他的抗金策略，反而頻頻地施武於西南邊地的吐蕃等少數民族，建立毫無實用價值的、炫耀其籌邊武功的籌邊樓，以誇張自己的政績。平日裡范成大主要過著對名花，開夜宴，醇酒美人、音樂歌舞的奢靡日子，全然不管離成都並不算十分遙遠的川陝一帶的戰事與邊務。
跟隨范成大過這種生活，讓陸游頗不自在：「樂哉今從石湖公，大度不計聾丞聾。夜宴新亭海棠底，紅雲倒吸玻璃鐘。琵琶弦繁腰鼓急，盤鳳舞衫香霧濕。春醪凸盞燭光搖，素月中天花影立。」（《錦亭》）陸游對范成大招飲的鋪張有著力之描寫，但最要緊的是前兩句。「聾丞」之典出自《漢書·黃霸傳》：「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勿失賢者意。』」陸游在表達對范成大的微諷和調侃，意思說我雖然是個聾子，但范成大還是要把我擺在那裡作裝飾品；或者說我本身就是個聾子，之所以沒被開除，是因為范成大照顧我。石湖公范成大先生對我陸游真是太好了，因此「樂哉今從石湖公」。
於是陸游不得已開始喝酒賞花，藉以解悶消愁，開始愛上成都的山水風光，「劍南山水盡清暉，濯錦江邊天下稀」（《成都書事二首》）。陸游轉移苦悶的第一招便是去愛上在成都開得繁茂的海棠，香得醉人的梅花。對前者他說「成都海棠十萬株，繁華盛麗天下無」（《成都行》），「碧雞海棠天下絕，枝枝似染猩猩血。蜀姬艷妝肯讓人，花前頓覺無顏色」（《海棠歌》），盡抒情誇張之能事，可見人稱其為「海棠顛」，不全是不實之詞。對於後者，陸游最著名的詩句奉獻給了它，「當年走馬錦城西，曾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斷，青羊宮到浣花溪。」（《梅花絕句》）其狀摹摯愛梅的情態，在我看來，甚於千萬首味同嚼蠟的梅花詩。
成都的風土人情、良辰美景以及諸多先賢的人文遺跡，都使陸游的憤懣之心有所化解，起了一定的移情及「麻醉」作用，「樂其風土，有終焉之志」，即便是東歸後所作的詩也「多道蜀中遨遊之盛」，以至於其故鄉的人不怎麼理解此點（《鄉人或病予詩多道蜀中遨遊之盛，適春日游鏡湖，共請賦山陰風物，遂即杯酒間作四絕句，卻當持以誇西州故人也》）。即使62歲做嚴州牧時，仍有歸蜀之意，其《東齋偶書》一詩中有「不死揚州死劍南」一句，並自注說：「顧況詩云『人生只合揚州死』，而予嘗有歸蜀之意。」有歸蜀之意固然表明其對成都的眷念之情，但究竟只是他的懷舊情緒的「曾經有過」的歸蜀之意，事實的結果是沒能也不可能終老於蜀。蜀地畢竟是他壯年政治上失意的傷心地，一想起這些他就可能五內沸騰。
除了在觀山玩水、醉酒花間外，陸游將其愛國不能的苦悶更多地傾訴給「窮年憂黎元」「致君堯舜上」的前輩詩人杜甫身上，因為現實生活中與自己見解相同的知音稀少，只好在遺留下的古跡裡去尋找異代知音，而杜甫便是最好的人選。「我思杜陵叟，處處有遺蹤」（《感舊六首》），「拾遺白髮誰人憐，零落歌詩遍兩川」（《夜登白帝城樓懷少陵先生》）。陸游悲杜甫一生坎坷，不被人理解，報國無門，也是自悲，悲兩人遭遇的相似。其實按世俗的標準來看，杜甫的游食生活比陸游的閒官生涯要困難得多，其一生逃荒避難，為衣食奔波，行走於權貴之門，杜甫生存之艱難，更堪浩歎。
杜甫赴蜀是在戰亂時保全身口，為全家活命找一條出路，「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木皮嶺》）。彭州刺史高適描述當時的情狀說：「關中比饑，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系」（《新唐書·高適傳》），杜甫就是這「道路相系」者中的一位。因此注定他到成都的心態比王勃、陸游更悲慘。
他在赴成都的途中過五盤嶺時就斷定了「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揆諸情理，能「歸吾廬」自然是更好，何況成都絕非萬事都好，那裡自然有讓他非常不順心的事。他到成都時心情之複雜，可謂一言難盡：「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日月長。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眾星尚爭光。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成都府》）成都的一切既使他感到新鮮，又使他感到身在異鄉的孤寂與不便，他對自己不安定的生活雖然有足夠的心理準備，「遊子日月長」，但一想到沒有歸途的生活，禁不住內心一陣愴然。他深感成都的風物與其此前所見相異，也很繁華，但總覺得不是很適意。到後來，他發覺才到成都就產生這一通思想，好像心態上未免過於灰暗，於是結尾來了一句他少有的灑脫「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其實正好表明他的「哀傷」浸入骨血，不易排解。儘管如此，他還是很快就在成都自己平常的生活中找到了些樂趣，寫出許多膾炙人口的詩歌。杜甫前後兩次在成都居住了近四年，寫了二百六十多首詩，其中以田園、山水為題材的詩寫了不下一百首，可以說成都的風土人情打動了他。
但即便如此，杜甫一直懷著「此身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奉送嚴公入朝十韻》）的心情來看待他在四川的奔波生活。其赴蜀原在於當時蜀地尚未動亂，並且有些朋友在那裡可接濟他。而現在這一切都消失了，蜀地既有吐蕃的連年騷擾，又有地方軍人割據混戰，朋友也逐漸稀少，「厭蜀交遊冷」（《春日梓州登樓二首》）。加上長期漂泊，年老多病，思鄉之情日漸加深，於是在公元763年春天聽說戰亂已平，即欣快地寫下了他平生最快活的詩篇：「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準備出蜀，但聽到嚴武再次鎮蜀，杜甫旋即再赴成都，但此次經歷，只不過讓其更加失望，加以嚴武突然病故於成都，因而他決計離開成都東行出川。
成都或者不妨擴大點說四川，就是這樣一種地方，即退守和暫時的棲居，也許會過得很安穩。在帝國版圖上的位置，和與外國接壤的邊境省份相比，算不上真正的邊緣地帶（不過1703年，為免除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四省的地丁各項錢糧，上奏者說這四個地方「俱屬極邊之地」，見《（道光）石泉縣志》），但從成都從來都不曾是中華帝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來看，加上四蔽的地理位置，絕域殊方的風俗民情，它真正算得上暗藏在帝國的邊緣。從政治上，只不過有些小打小鬧的割據政權，曾在這裡短暫地尋歡作樂，這種短暫意味著其存在缺少霸王之氣，不過是一種小家子氣的苟且自存而已。其最根本的體現是政權的守成傾向，即無力向外擴張，但這種守成最終會導致無力自保，國鼎相讓，甚至身首異處。
從經濟上看，四川包括成都繁榮的時期如唐宋，政權運轉所需的費用，有不少是由它供給的，其受剝奪的程度也甚於其他州郡。政權只從成都獲取，卻不提供相應的使經濟發展的造血功能，採用的方式多為殺雞取卵。如宋代的私人交子，固然因私人缺乏本金或其他問題，最終導致缺乏信用，形成訴訟；但官方收回置交子務後，卻因戰事頻仍、機構臃腫、貪污成性，濫印交子，而造成通貨膨脹，最終缺乏社會信用而作罷，但統治者從中掠奪財物的目的是達到了的。換言之，所謂「揚一益二」，其實都是為保證首都這樣的政治中心的巨額揮霍作鋪墊而已，事實上的經濟中心卻沒有獲得經濟所應具備的活力，以及相應的市場發展機能，從而好端端的經濟態勢變得萎縮。
成都從來就沒有作為帝國文化中心這樣超凡的實力，這不只是因為中國的城市不管是首都還是地方性府、州、郡的城市格局，都是中央集權制下高度集中的。城市的功能不像英美工業化國家的城市功能出現某種分工與合作，而是將多種功能容納於一座城市，使這座城市的功能看上去龐大，實則每一個功能都處於互相制約而萎縮的狀態。這樣的情形，自然就會使文化人——自然包括某些官僚，因為古代的科舉制度造就了文人與官員在某種意義上的融合——的入川大半是因著其他被動的原因，如戰亂逃難，如宦游失意等，而非自願。王勃、杜甫、陸游就是這樣的典型，這樣的文化人對成都來說，算得上是過路文化人，成都的物質生活雖然讓他滿意，但很難留住他的心。抗戰時大批的高校及作家、學者、教授內遷至蜀地，但抗戰一結束，鮮有留下來的。蜀地的文化雖因他們的到來有一定的建設和積累，但畢竟時日較短，而且由於戰後一窩蜂地迅速撤離，反而造成新的文化延續上的傷害，無法彌補，因為文化的發展仰賴於它的創造性和綿延性。
成都或者說四川從大的方面來講，在國家危急的時刻，它的作用勝於承平之日，如唐玄宗、唐僖宗因戰亂奔蜀，宋代的戰事如對金、西夏，尤其是南宋時對蒙古的抵抗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南宋偏安於杭州，其衰亡被延遲，四川居功至偉。抗日戰爭四川對國家的貢獻有目共睹，無論是人力、物力還是財力諸方面均出力甚巨。但一至承平之日，其發展雖不落後於有些城市，但要像有的沿海城市那樣盡顯英雄本色，恐怕甚難。
這就表明，成都在農業社會中的作用更多是守成型而非進取型，更不是具有敢為天下先精神的先鋒型，這一點頗像儒家思想在中國現實社會運行中的境遇。作為一個時代的探路者——無論是從思想上還是行動上——成都都是不行的，其保守閉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遠離海洋的內陸城市，在一個龐大的專制帝國易於守成而非開拓，似乎也是必然的。
再從人口遷徙來看，從古至今，成都人口的進出是不平衡的，進入的多而遷出的少，除了像宋末或明末，很少有主動大規模遷出的。「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在成都人口遷徙規律中沒能做到，這自然與中央集權下的戶籍管理制度，是以限制人的自由為目的的人事管理制度及其思想有關，但不能忽略成都人口遷徙的自身特點。這特點就是入蜀的人的素質相對較低，而較少的出蜀者其素質卻相對是較高的，如宋末四川士人因戰亂出蜀，導致蜀學的徹底式微。當然你可以說蜀學的興起緣於唐五代的戰亂大批北方士人入蜀，這確實是不爭的事實。但像這樣的人口遷入，在四川遷徙史上是較少的，尤其是清代的「湖廣填四川」，其整體素質並不算太高，幾乎都是在當地沒有恆產的底層人，清朝前期四川地區考中進士的較其他省份偏少，其因素固然很多，但從以上論述不難看出端倪（李朝正《清代四川進士征略》）。
移民文化素質，對以後人口素質的構成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今天的深圳就是一面鏡子。文化人不管因何種原因入川，但多以唐宋時期為主，如前述的盧照鄰、王勃、高適、杜甫、白居易、劉禹錫、李商隱、陸游等，時間越晚近，越是很少有著名文化人入川，只有到了清代末期才有王壬秋到尊經書院任山長。抗戰是個例外，那是將整個臨時的首都安到四川境內來了的原因。如今人才流動上的不平衡，就更是如此，好的人才往更具冒險的、機會更多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移動，靠市場的活力調節，而流入成都的人的整體成就和素質都要稍欠於他們，這只不過是古代人口流動的現代版（大規模民工外出打工是另題，應單獨探討）。而且文化人之入川，也多半是因其不順意，成都這個溫柔鄉，只起著在一定程度撫平心靈創傷的作用，一旦稍有好轉，他們絕不久待，並決計離開。國家亦是如此，成都包括四川歷來作為「王業之基」——秦並巴蜀以滅六國，劉邦定三秦到隋人平陳，宋人定江南等均是如此，但「王業之基」絕不是王業本身，王業本身要在長安、北京、杭州等地建立，絕不會在巴蜀的任何地方，巴蜀只是一種可堪利用的過渡而已。
不錯，對國家對個人而言，成都都像一劑止痛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止痛。但要完全治好病根，卻非大動手術不可，不可能指望止痛藥去搶頭彩，率先將根深蒂固的病灶清除，畢竟它的藥效是有限的。
讓人慨歎的溫柔鄉
溫柔是個奪命的詞彙。溫柔鄉更是一個廣為流傳的銷人魂魄的典故。嫵媚無比的趙飛燕，為了承歡固寵，不使漢成帝移情別戀，便將其妹趙合德送給漢成帝享用，哪知她的媚術真是舉世無匹，令漢成帝龍顏大悅，驚歎不置：趙合德真是溫柔鄉啊，我要在裡面養老送終，再也不出來了。漢成帝養老送終沒能做到，送命倒是很快就做到了。而成都在許多看來似乎就是這樣一個溫柔鄉。因此在相對貧瘠而苦寒的地區如陝西及甘肅等地都流行著「少不入川」之說。
所謂「少不入川」其實主要是入成都，因為那裡秀美的山水、豐饒的物產，都會使一個人流連而不能自拔。青少年時代是一個人進取心、創造力、可塑性都很強的時期，這個時期到了不需要多少奮鬥，便可輕而易舉地得到一定的物質享受的成都，就會形成自足安逸、悠閒內閉的心態及生活態度，對一個人長遠的發展，以及充分開掘一個人的潛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我價值，並不是十分有利。換言之，青年少時代入了成都，便會深陷其間而不能自拔，沉醉其間減少了自己向更多的方向發展的餘地，使自己的機會成本加大，風險性加大，而成功的機會反而偏少，從而斷送自己發展變化的可能性和多樣性。明人薛瑄《效竹枝歌》中也有「『錦官城』東多水樓，蜀姬酒濃消客愁。醉來忘卻家山道，勸君莫作『錦城』游」（林孔翼《成都竹枝詞》）這樣的提醒，基於這樣的原因，人們告誡，沒有足夠的準備，在青少年時代，這個安樂窩是不能隨便來的。
但是上述論點必須有一個不證自明的前提，即少不入川的人，一定會在外面有所成就。如此一來，這個論點的荒謬性便凸顯出來。其實無論在何處，要取得成功，都必須要有相應的投資，包括物質的和精神的，長期的及短期的，沒有相應的投入成本，必然不可能得到應有的產出，從而賺取利潤並獲得成功。這是一個經濟學的常識，它可廣泛運用於人們涉及現實利益時的行為選擇中，儘管人們許多時候的選擇看起來並不著眼於經濟因素，但我們依然可以看出其間所隱藏的利益色彩。
在農業社會裡，一個人選擇成都作為自己生存發展的基地，那麼他必然會取得先天的優勢，即以都江堰形成的灌區農業，所帶來的水旱從人、物產豐饒的自然現狀，優於中國的許多農業區域，這樣就會形成物價上的相對平穩，即便偶有波動也波動不大，除非像戰亂、大的水災等非常時期。整體物價的平穩，使得農業社會的投資行為，其風險性大大縮小，因為這裡有可依靠的「天」即所謂水旱從人，因而其產品所獲利潤，並不比外面價格賣得更高的產品的利潤空間小。這也就是在農業社會，成都較其他地區有一定優勢的原因，但一旦農業社會開始瓦解，成都地區的優勢便會受到一定的削弱，這也就是如今農村地區的剩餘勞動人口大規模出川打工的原因，大批的民工出川謀生，是成都地區在農業社會裡的微弱優勢已然解體的具體表徵。這個安樂窩，由於社會的飛速發展確實受到了強有力的挑戰。
四川包括成都地區歷代日常生活用品的物價波動沉浮，實在是個值得關注的話題和領域。成都地區的土地素以肥沃著稱，加之人口較密，地無寸土之曠，尤其是都江堰灌區之內的水田更是價格高昂。《四川郫縣犀浦出土的東漢殘碑》中載上田畝值兩千錢，經過四百年後，到唐初，都江堰灌區上田畝值十金，折合十萬錢，上田價格增加至五十倍，平均每年上漲12.25％，上漲幅度在農業社會也還是不一般（《舊唐書·高士廉傳》）。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年）的米價是「米鬥不過三四錢」（《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三），但在後蜀廣政十三年（950年），米價比貞觀年間還要低，「斗米三錢」，其原因在於「蜀中久安，賦役俱省」，以至「城中之人子弟不識稻麥之苗」，可見民眾也能從後蜀這種割據政權得到好處（《蜀檮杌》）。
但田價的昂貴以及米價的低廉——戰爭時期除外，因為這個田價也不是戰爭時期的田價——透露了幾個信息：其一，都江堰之水旱從人，獲豐收是平常之事；其二，田地一旦買置，可以永久利用，每年除所產稻米可賣錢外，在理論上，還可使購置田地的購買成本無限地趨近於零，而且如果繼續按每年12.25％的田價上漲（當然市場不可能這樣的規矩，因素很多）的話，那麼其毛利收入還是可觀的。不過，從總體上看，這樣低廉的價格，不利於農業的發展，因為不可能從中獲取更多的利潤，那麼有田的人就不可能對其進行大規模的投入，尤其是那些田多的人，無非是找人租種，儘管從單產上可以盡量提高，但勞動成本卻並沒有降低。也就是說，只有隨著釀酒業的發展，並能從中獲取更高的利潤，那麼米價才可能上漲，購置田產的人和種田人才可能從中獲取較多的利潤，而這一切必須仰賴於商品經濟的發展。
公元1086到1094年間，有說「蜀中比年米谷極賤……米一石直七八百文」（呂陶《奉使回奏十事》）者，也有說「臣聞成都……民間米斗六七十文」（劉摯《乞體量成都漕司折科稅米奏》）。所記大抵相同。公元1023到1032年間，「官以三百錢市民間布一匹，民甚便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十）。官方出三百錢，本身就是在壓價收購，民眾都還稱便，說明要麼布匹的供求關係是供過於求，要麼是確實賣不起價。就是在宋鹹平年間（998—1003年），每匹絹的價格約三百文，而彼時山東地區每匹絹值八百文，四川便宜一半以上（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四）。按四川地區的絹價格，需二匹多才能購一石米。米價不高，絹錢亦賤。低廉的物價，說明商品交換的程度不高，手工業亦不算發達，當然最終是消費需求不夠強勁有力。
但到戰亂、水災的時候，成都米價騰貴驚人，譬如清初喪亂，全蜀大饑，人民相食，1647年「谷一石值銀四十兩」（傅迪吉《五馬先生紀年》）。按一石谷約合1500斤，折合米約1200斤，那麼30斤米費銀一兩。其他地方似乎更嚇人，如川南斗米25兩，6斤米費銀一兩，比成都約貴四倍（《（同治）重修大邑縣志》卷十九），而樂山更是斗米30兩，5斤米費銀一兩，比成都約貴五倍（《（道光）新津縣志》卷四十）。一方面表明因戰亂成都逃跑和死亡的人很多，另一方面也可證明都江堰在非常時期還能起點作用，使那些沒逃跑的人還能得到一點收穫，這也是成都水旱從人、物產豐饒的間接例證。但是到了1727年，湖南、廣東、江西等省之民，「大約因川省曠土本寬，米多價賤，而無知之民平日既懷趨利之見，又有傳說者謂川省之米（這不全是傳說，1731年，官方議准四川儲谷約每石三錢，這是記載於《光緒大清會典事例》中的。這就意味著費銀一兩可買4000斤米，相當於100年前清初戰亂時，成都米價是其133倍多，川南米價是其666倍多，樂山米價是其800倍，這個價差實在令人觸目驚心，也可以想見四川尤其是成都的恢復重建能力是較強的——引者注）三錢可買一石」（《（嘉慶）四川通志》卷首），就是說費銀一兩可買5000斤米。可以想見戰亂對民眾禍害之一斑，也說明「湖廣填四川」，不全是政府在引導，到了雍正朝甚至有人提議禁止外省人入川了。由此表明這個安樂窩對人之引誘。
戰亂與平時的米價相差之大，確實是驚人的。如果沒有戰亂，比如東漢到唐初約400年的時間，其上田畝值也不過增長至50倍。而戰亂則導致了幾百倍的差距。一是戰亂時政府賑災不力，視民眾疾苦如未見。二是清初為開發人丁稀少之四川在賦稅上較他省有所減少。三是人口較戰亂之前的人口密度還是較低，自我消費力不夠。四可能是成都人的奢靡之風，導致自己存儲不多而至米價騰貴。五是交通不便導致外運不多。只是到了後來逐漸外運，如1753年「撥四川谷十八萬於江南，自是亦屢有撥濟鄰省之舉」（王慶雲《石渠余紀》卷四《紀鄰谷協濟》）。這說明四川之米加上交通費，再加上相應的利潤空間後，其米價在江南仍有競爭力，另外說明江南自產米似乎不能完全自供，因為大量的人成了專業的商人及其他手工業者，其日常生活物品全仰賴於用貨幣購買，用自己的勞動去購買他人的勞動，這說明社會分工也愈益細密，而成都在清代社會的商業遠不及江南，是宋以後成都繼續衰落的佐證。
物價低在農業社會是個可傲的資本，因此清初從外省入蜀的「冒險分子們」，在四川包括成都取得成就定居後，很快就沉醉在他們開創的業績之中而不能自拔。對子孫到外面的闖蕩不再支持，即便是在上個世紀初，我們照樣可以看到成都地區農村的許多「土老肥」，為了不使其兒子外出，不惜讓其早婚，更有甚者，不惜讓他在家中吸鴉片，此乃亙古未有之怪現狀。郭沫若後來在一首詩中，描述其從樂山外出讀書，其母告誡他休作異邦游的事情。這是彼時整個四川心態的一個縮影。這是清朝中後葉，四川尤其是成都的物價相對平穩，給民眾闖蕩精神的扼殺以及由此帶來的保守。台灣學者呂實強研究1835至1910年民生日用品價格上漲情況，各物總平均為122.5％，75年間平均每年上漲1.63％，木工、土工、石工、篾工、織工、農傭等十餘種農村短期僱傭工價上漲，而1875至1905年30年，各種工資平均增加55.4％，平均每年增加1.85％，這樣算下來工資增長指率高於物價增長指率。再計算上其他損失，也是工資增加和物價上漲持平。具體地說，衣著類各物（1875至1915年）平均上漲57.5％，年平均上漲1.44％；食品價格（1875至1905年）上漲39.7％，年平均上漲1.32％；建築材料（1875至1905年）各物平均上漲63.5％，年平均上漲2.12％。（呂實強《近代四川的農民生活》，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期）只有衣、住兩類略高於工價增長水平。現代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物價上漲每年在3％以下是較為合理的，因此清末三十年四川尤其是成都的農工商業的發展均極平穩，因而積聚著財富，也蘊蓄著保守。
然而，物價低在今天的商業社會卻並不一定就是福音，消費水準的高低與購買力的強勁與否，與當地人的收入多寡是成正比的。觀念的落後以及我們的腰包之癟，是無論如何不可能再自欺欺人的。誠然，「四川一省，風景之美，名勝之多，物產之饒，礦苗之富，殆為天下冠，除海貨外，應有盡有」，但絕不應該有「良足閉關自守，此殆他省莫能抗衡者」的心態（徐心余《蜀游聞見錄》）。小說家、成都文化史研究專家李劼人先生在《暴風雨前》中借青年郝又三之口曾說過：「因為生活程度低，大家便容易過活，費不了多大的事，衣食住行完全解決，因此大家便養成了一種懶惰行為，和苟安心理。」消耗式享受的物質基礎已然具備，就不怕你不置身其間了。但我要說的是，他在低物質的水準上享受自己的一生，與你激進地奮鬥一生取得所謂的成就，到底哪個更得人生的真諦？還真不好說。真的，還真不好說，至少我是糊塗的。而且從個人的生活方式來說，每個人都應有自己的選擇，尊重別人的選擇而不是去指摘別人，我想比那些天天去教導別人要這樣奮鬥要那樣奮鬥的人，更像一個現代人。
我現在就在這個安樂窩裡，暫時還沒有挪窩的跡象。生活總不可能只有一種方式，王爾德曾跟一種呆板的藝術評價準則開過玩笑：全國都是一片美學的聲音，那就大禍臨頭了。唉，對成都人待在安樂窩裡的閒適生活，我還能說什麼呢？王爾德的調皮是我心頭最好的解藥：除了誘惑之外，我什麼都能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