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我說，有什麼心得？我說，書已拜讀，紙張不錯。
——約翰·威廉·格萊姆
貨幣好比政治肌體的脂肪：脂肪太多，身體就不靈便；脂肪太少，又要得病。
——威廉·配第
我們的書香
今天，我們也許不會對一張紙分外看重，不屑去端詳它，因為它實在平淡無奇。但我們不要忘了一張紙的「祖先」，其來歷卻非同尋常的。我們常說紙是蔡倫發明的，這話到底是不大經得住考驗的，就像大家說毛筆是蒙恬發明的，漢字是倉頡創造的一樣，那只是將集體智慧的結晶神話到某些確實為該項事業做出較大貢獻的人身上，樹立權威是為了讓後人對其功業崇敬不忘。像上述諸位，至於說他們發明該項東西，就免不了有附會乃至誇張之嫌。但如果你說蔡倫對中國造紙術的發展居功至偉，我是不反對的，因為他的事跡究竟不像蒙恬、倉頡那般渺茫無考。宋朝兩位四川前輩蘇易簡、史繩祖已對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懷疑及其相應的證明，前一位說：「漢初已有幡紙代簡，成帝時有赫蹄書詔。應劭曰，赫蹄，薄小紙也。至後漢和帝元興，中常侍蔡倫剉故佈及魚網樹皮而作之彌工，如蒙恬以前已有筆之謂也。」（《文房四譜》卷四《紙譜·二之造》）後一位談道：「紙筆不始於蔡倫、蒙恬，……但蒙、蔡所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謂紙筆始此二人則不可也。」（《學齋占畢》卷二）由是觀之，考證出誰發明了紙，並不是最重的，最重要的是我們發明了紙。
至於說成都在紙的發展過程中的特殊貢獻，在史籍中的記載並不太早。但從早期產紙所用的原料來看，成都對中國的造紙術當有相應的貢獻，比如竹子、麻、楮、漁網等材料在成都是並不缺乏的，竹子、麻和楮還是盛產。大詩人蘇軾曾透露過布之邊角余料可作紙之事，而且說四川在這方面也比別處做得好：「川紙取布頭機之餘，經不受緯者，治作之，故名布頭箋，此紙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終不及爾。」（《東坡志林》十一卷）更為重要的是，成都在西漢末年不僅成為西南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重要的商業貿易中心，與洛陽、邯鄲、臨淄、宛並稱五大商都，簡稱「五都」。雖然當時成都的人口戶數僅次於長安，但其總人數為三十八萬，可能還在長安之上，居第一。成都既然如此繁榮，依我的揣度，必然得有其繁榮的基底，及其繁榮後的作為。
從基底上講，漢代文翁興學，不少人不惜長途跋涉到長安求學，為蜀地培養了一大批人才，於是「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漢書·文翁傳》）。像這樣大批的倡導求學之風，加上經濟之繁盛騰飛，其相應的作為和要求必然是，對於紙必有相應的需求。尤其是從長安學了回成都，如果是竹簡，運輸也是個相當勞煩的問題，只是史籍湮沒不載而已。迨至唐朝，造紙術向稱繁榮，其主要產地便是越（浙江）、蜀（四川）、揚（揚州）、韶（廣東）、蒲（山西）、江西的臨川等（見李肇《國史補》）。四川在紙的主產區處於第二位，成都因其重要地位——唐代有「揚一益二」之美稱——必然在川紙的產量及質量中占相當重要的份額。各地繁榮的造紙業，以及啟於隋、興於唐的科舉考試，都對印刷術的出現必然有相當的助益和迫不及待之需求。而關於雕版印刷的發明，著名印刷史專家張秀民舉出七種之多的說法（《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如隋代、五代等，但我比較贊同唐代發明雕版印刷術的說法。
關於唐代發明雕版印刷術，既有文獻的記載，又有實物的發現。從文獻來看，成都不乏光榮的記載，就實物來講，成都亦有珍貴之鐵證。公元825年1月文學家元稹為白居易的《白氏長慶集》作序時，說白居易的詩「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走馬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白詩不愧是老嫗能解，其書可沿街叫賣，到處用來換茶酒吃。除掉元稹對白詩推崇的誇張之外，其中可知白詩被「模勒」亦即雕版印刷的一定不少，而且還有一條他為白居易作序時的自注文，與李肇言及揚、越為紙的主產區的事實相符，「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余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
公元880年冬天，黃巢大軍直搗長安，唐僖宗倉皇奔蜀，大批隨唐僖宗入蜀的官僚、宦官、軍隊、侍從等，需要大量的物資供應和經費開支，四川人尤其是成都老百姓成了無法逃脫的承擔者，這批人入蜀可以說是成都老百姓的災難。但有一位隨唐僖宗的中書舍人柳比，在公元883年卻記下了一項在書籍發展史上，關於成都的一項光榮。「中和三年癸卯夏，鑾輿在蜀之三年也。余為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浸染，不可盡曉。」（《柳氏家訓》，見《舊五代史·唐明宗本紀九》注引）關於柳玭「閱書於重城之東南」之事，學者向達說，「所謂重城當屬乾符六年高駢所築之羅城，今稱蓉城。至今成都書肆尚多在蓉城東南學道街一帶，唐代書肆亦當在此也」（《唐代刊書考》）。確實如此，1949年前成都的170多家舊書店和舊書攤，其中最主要的都集中在以學道街為中心的周圍地帶。這說明千多年來，成都的城址無大的變遷，以至於成都的文化中心亦無相應的遷移。
公元865年，日本僧人宗睿在長安抄寫的目錄中有「西川印子」《唐韻》一部五卷和《玉篇》一部三十卷，這說明成都已有刻書的歷史。固然現存的第一本印本書是公元868年的鹹通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但現存的最早的兩件日曆殘片系公元877年和公元882年的，其後者開端有「劍南四川成都府樊賞家歷」一行。所謂樊賞所刻的歷書，其實是樊家書鋪所刻印和經營的，像這樣的書鋪在成都有案可查的尚有卞家和過家所開的書鋪。卞家所刊刻的是《陀羅尼經》，這張陀羅尼，其首行寫的是「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咒本」，一尺見方，其中大部分為古梵文，中間與四周各有小佛像，與宋初印行的《大隨求陀羅尼》頗為相似。尤為珍貴的是，這是目前尚保存在國內最古老的印刷品，是在成都東門外望江樓的唐墓中出土的。
而過家鋪子印行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不特如此，國家圖書館藏唐人寫經「有」字九號《金剛經》一小冊，十頁，末有「四川過家真印本」及「丁卯三月十二日八十四老人手寫流傳」字樣，即公元907年一位無名老人根據過家刻印本所抄寫的。另外尚有《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三四九號《金剛經》，末有天福八年（公元943年）「西州過家真印本」字樣，據考證，「西州」系「西川」之誤（見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
這說明成都書鋪刊刻經營的品種有佛經、咒本、歷書等。成都的經濟實力及繁榮的文化，加之盛產「益州麻紙」或名「蜀郡麻紙」，使得眾多的刻書鋪有紙張來源，購買者亦很踴躍，成都的書肆也就呈繁榮之勢。
混亂的五代，北方政權的更迭，如同今天的非洲小國政權頻繁更換一樣玩政治遊戲——「坐蹺蹺板」。但偏安一隅的四川政權，反倒是得到了前蜀後蜀兩個短命政權的暫時安穩，而度過了歷史上動盪的五代時期。由此民眾得到了相對的休養，經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對比北方整個動盪的大局來說，是一片相對安定的樂土，因而有「杞梓如林，桑麻如織」的太平景象。而隨唐僖宗入蜀躲避戰亂的許多知識分子並未返回長安，文風教化依舊很盛，因此就有書籍的雕刻，以及繼續保存學校的需求，也就由此奠定了以後蜀學興盛的根基。
《資治通鑒·後周紀二》裡說：「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這段話所記之事發生在「後周太祖廣順三年」亦即後蜀後主廣政十六年，也就是953年5月。其實前蜀王建時在恢復庠序、崇飾孔廟以及圖書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參見勾延慶《錦裡耆舊傳》卷五），這表明司馬光所作的判斷並非事實。毋昭裔確實出資財興學校，同時鐫刻儒家經典於石壁，以唐代開成石經亦即「雍都舊本九經」為藍本，是為「石壁九經」，人稱「孟蜀石經」。孟蜀石經刻了注文，這在中國古代著名的七次刊刻石經中——其他六次分別是東漢熹平石經、魏正始石經、唐開成石經、北宋嘉祐石經、南宋紹興石經、清乾隆石經——是一大特點，而且從書法藝術的角度，據研究者稱，刻寫均是當時名手，字體精謹，較現存於西安碑林的開成石經「尤為優美」（周萼生《近代出土的蜀石經殘石》）。
毋昭裔在五代對四川尤其是成都的貢獻還不止於此。據傳，毋昭裔少時貧賤，家貧無以置書，向他人借《文選》《初學記》，遭拒絕，於是他「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後仕蜀為宰，遂踐其言，刊之」（《五代史》，轉引自《十國春秋·毋昭裔》）。因而毋昭裔叫他的學生勾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雇工日夜雕版。毋昭裔出資百萬興學館的事，其主要工作是開雕《九經》，在953年完成後，遍銷海內，「後家累千金，子孫祿食」（焦竑《焦氏筆乘續集》卷四「雕板印刷」條），表明他家是中國書史上私人賣書致富的第一家。但焦氏的記錄一直未能找到合適的物證，據王國維先生《五代兩宋監本考》查宋人所記，只有唐、晉、漢、周監本而不及蜀，宋滅蜀後，毋昭裔子將其中的《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帶到汴京銷售，但是未及板刻「九經」之事，因此蜀監本「九經」的情況，仍不甚了了。
當然，成都地區五代時的刻書，還有比毋昭裔開始得更早的，那就是在中原鼎沸，唐朝滅亡的兩年後亦即909年就有前蜀任知玄「自出俸錢」，雇良工開雕杜光庭的《道德經廣聖義》三十卷，在913年即雕刻460餘板，以廣流行。雖知彼時杜光庭尚未像王衍當政時那樣大紅大紫，設若我們再看前述杜光庭摻雜道教的有關都江堰的水利文獻，由此也可從側面證明道教在成都地區不俗的影響力。其他尚有在前蜀乾德五年亦即公元923年，蜀國曇域和尚檢尋其師貫休的詩稿約一千首，號為《禪月集》，因此「雕刻成部」。不特如此，前蜀末已有在街上賣歷本的記載（曹學佺《蜀中廣記·著作記第四》「永昌正像歷」條）。綜上所述，不難看出，五代時的成都不僅有坊刻，且已有私刻出現。可見五代成都刻書業發達之一斑。
由於唐及五代成都地區的印刷業發達，兼之又未遭唐末五代大的兵禍及兩宋之際金軍的直接攻掠，讀書人又相對的多，經濟又較繁榮，因此公私藏書都不少。宋初收諸國圖籍，在四川及江南獲得最多，而平蜀時所得為3000卷圖書，加之官方廣開獻書之路，於是很多人將自己的捐獻出來（見《資治通鑒長編》《宋會要輯稿》）。成都城北郭友直及其子郭大亨，在1074年獻書3779卷，其中有503卷為「秘閣所無」，郫縣人李定在官方詔訪書籍時，率先將他家眾多的書捐出（見《文獻通考》《蜀中廣記》）。
這樣的詔訪書籍，到了南宋時官方還一直在四川進行，就是因為四川相對安穩，經濟發達，文化繁盛，如著名的眉山七史刊印於北宋，由於流傳稀少，在靖康之難時幾乎亡佚，靠的就是為官四川的井度多方搜求才得完本。而目錄學史上著名的《郡齋讀書志》也是靠井度在四川的傾力購書，才得以完成書籍登錄及其研究的。宋代刻書業中成都依然是除浙江、福建之外的另一中心，其在出版業的地位處在第二位，而中心之中心便是成都、眉山等地區。
刻書業既繁榮，那麼對公私藏書的搜羅及成氣候便有影響，公家藏書成都有「經史閣」，所謂「聚書萬卷，寶藏其間」（呂陶《淨德集·府學經史閣落成記》），私人藏書家成都有平民楊江，藏書上萬，古今石刻超過歐陽修《集古錄》的收輯（《蜀典》卷十一），成都刻書家、藏書家彭乘精通古籍，長於校讎，「聚書萬餘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傳書，多出於乘。」（《宋史·彭乘傳》）而著名理學家魏了翁創建的鶴山書院儲書達十萬卷之巨，超過宋初崇文院的國家藏書八萬卷的規模（魏了翁《鶴山集·書鶴山書院始末》）。臨邛韓醇刊印的《新刊訓詁唐昌黎先生詩文集》和《訓詁柳先生集》，刻印俱佳，紙潔墨精，以至於六百年後乾隆在1775年觀看時，還題寫「字畫精好，紙墨細潤」（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六《宋刻書紙墨之佳》），其稱賞之情溢於言表。
由此我們不難想見宋代成都公私藏書規模之大，令人瞠目。更為值得注意的是，彼時成都不少藏書家、刻書家都經營書業，成為書商。如韓醇曾到杭州去做印刷及書籍生意，終於成書業界巨商。為了推廣自己所刊刻的書，有的書坊就在書末留下圖記，相當於替自己的書做廣告，如現在殘存的宋蜀刻《新編近時十便良方》一書後即有：「萬卷堂作十三行大字刊行，庶便檢用，請詳鑒」（《書林清話》卷六《宋刻書之牌記》）。另外尚有書為了禁止翻版和另刻，在書上便有類似於「版權所有，不得翻印」之類的禁約，「吾藏五松閣仿宋程舍人宅刻本王偁《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目錄後有長方牌記云：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復板」（《書林清話》卷二《翻板有例禁始於宋人》），說明書業的繁榮必須要有一系列的規則來約束，才能保護競爭，獲得更好的發展。
四川尤其是成都文化之盛，使得統治者格外注意。宋太祖生性好書，自蜀歸宋，即命盡取蜀所刻文籍歸闕。而且由於成都地區的刊刻水平屬全國一流，因此在宋太祖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命高品、張從信在成都監雕佛教大藏經，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費時十三年之久才大功告成。這是中國歷史上雕版印刷的第一部大叢書，花費雕版十三萬塊，依照《開元釋教錄》編次，硬黃紙，卷軸裝。全藏1076部，5048卷，裝480函，既稱「蜀版藏經」又稱「開寶藏」。但令人惋惜的是，此書大部分已於元代散佚，現存的只有其中兩卷宋版書。
宋代刊刻的四部大書中，除了《文苑英華》外，其他尚有《冊府元龜》和《太平御覽》均系四川刊行。四川地區官刻本有名的就應算版本學史上著名的「嘉祐七史」亦即眉山七史；而家刻本則有廣都費氏進修堂刊刻的《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世稱龍爪本（見《書林清話》卷三《宋私宅家塾刻書》）。浙江、四川、福建是宋代三代印刷出版中心，但對三地刻本的優劣，向來似乎有一個較為統一的說法，即浙刻最上，蜀刻次之，而閩刻最次。葉夢得《石林燕語》云：「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福建本幾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而宋時成都雕版多用梨木，其特點是紋細質優，既可長期保存，又便於雕刻。而且蜀刻的一般特點是，用紙是潔白而厚的楮皮和麻紙，版式疏朗悅目，墨香紙潤，秀雅古勁，刀法圓潤飽滿，字畫如寫，如今傳世的宋蜀刻《春秋經傳集解》，字大如錢，墨光如漆，聞之猶有清香。與此相應的是，宋代的蜀學空前繁榮，四川成為宋代的文化重鎮。
真是俗語所謂「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有盛必有衰，此乃一定之規律，古代成都的印刷出版業也沒能逃出這樣的宿命。南宋末年元兵侵蜀，四川包括成都遭到半個世紀的戰亂，出版事業受到沉重的打擊，整個明代成都的印刷出版業與宋代比較相去甚遠，而明末清初又遭逢大的戰亂，張獻忠的屠蜀，以及清軍與他的反覆交戰，四川的各方面再次受到重創，成都這樣繁榮的城市都十室九空，以致清初執掌四川權柄的人，也只好暫住閬中，或者遷到成都後，也只能借居在毀損厲害的前明蜀王宮之中。
明末清初至乾隆時期，成都的各項發展包括文化諸方面，極為緩慢，這是歷史上成都遭破壞後，恢復得最為吃力和困難的一次。加之有清一代文網高熾，禁令苛酷，對文化的繁榮和發展甚為不利。本來四川書業包括成都書業都是乾隆中後期才發展起來的，因而彼時印刷業並不發達，但1780年四川總督文綬奏准對內容進行刪除的書就有六種之多，其中《今文大小題商》《歷科墨卷商》《朱子異同條辨》《四書會意解》四種因有呂留良的講義和批評夾雜其間，另外《明文傳新》和《明文海》二種有錢謙益的文章在裡面。
初分起來，清代四川刻字印書業可分為「四大刻書幫」，即成都幫、岳池幫、重慶幫、綿竹幫，各幫雖都有特點，且按全國印刷刻書的實力來分，四川與江蘇、浙江和福建同在四大印刷出版業的中心地位，但實在難以再現宋時四川印刷出版業的風采。四川書業尤其是成都書業按照原有的規模來看，被戰亂破壞是最為慘重的。據歷史記載，成都到了康熙中後期才有兩儀堂翻刻的《第七才子書》，而且成都幫還算四川恢復刻字印書業最早的幫口，於此不難想見四川印刷出版業遭受的打擊之嚴重。
到了乾隆年間，成都本地只有嚴文古在指揮街開設「文古齋」，其徒弟在臥龍橋開設「興順齋」；而正是此時，江西一批書商販書到成都，並陸續開了一批書坊諸如「尚友堂」「肇經堂」「玉元堂」等，稍後才有更多成都本地的書坊開設起來，其中最大的應算「志古堂」，其承印量較大，常僱傭五六十刻字、印書工匠作業。成都幫刻字印書規模大小參差不齊、刻印的書籍較雜、刻印速度較快且銷售靈活，但不少都是為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用的讀物，相當於今日的教材及教輔材料。至此之後，除前述的書坊外，在成都比較有名的尚有「品石山房」「敷文閣」「宏道堂」「致盛堂」等。如「尚友堂」既刊刻《皇清經解》《十三經註疏》等重要典籍以供高層學士研閱和書院教學之用，同時也刻訓蒙讀本如《四書》《五經旁訓》《史鑒節要》等，為成都地區的文化事業發展做出了貢獻，與其他書坊一起，為後來尊經書院的誕生及學生學習打下了基礎，為近現代成都培養了一大批人才，迎來了四川在近現代的又一次繁榮。而這些書坊發展到後來，包括一些書攤，在1949年為170多家，至此之後完全湮沒，實乃吾蜀文化之大不幸。
出其不意的貢獻
成都雖僻處西南，為山川阻隔，但一直是整個西南的政治、文化、經濟的發達之地，處於領袖群倫的地位。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有相應的金融制度方面的演變來體現，而實物交換過後，貨幣的出現及其作為制度在人類經濟生活中的確立，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必然的產物。而在成都這種開發較早的城市就有一條完整的貨幣演化的線索，作為社會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貨幣作為經濟發展的一種內在體現及外在顯示，當有不可懷疑之價值。
成都地區從上古以來，文物衣冠，史籍早有所載，且其間政治經濟的榮衰，正稗各史所載多有。而各朝的貨幣，無論是從數量和質量方面都有相當多的出土實物，以佐證文字的記載。諸如貝幣、秦半兩和漢五銖、莽錢和東漢五銖、唐代錢幣、前後蜀錢幣以及宋明清錢幣等，在成都地區均有發現。自然這些也並非成都所獨有的。成都地區在歷史上偏安一隅的政權不少，除前後蜀鑄造的錢幣外，有三國時期劉備的「太平百錢」，南北朝時期偏安成都的成漢政權李壽鑄造的漢興錢，這兩者雖然都是成都所獨有，但影響力都不大，不過漢興錢倒也開創了後世通行的「年號錢」，即各朝皇帝都把自己的年號鑄在錢幣上，作為至高無上的權力的象徵。
在成都偏安一隅的政權大多愛鑄自己的貨幣，除了好搜刮民財，還在於貨幣的鑄造權是一個政權的象徵，更何況在錢幣上鑄上其年號更樂為專制制度下之統治者所接受。就連南宋執掌成都一方的重臣吳挺鑄錢時，雖然不是自用年號鑄錢，但他所轄的四川利州紹興錢監於紹熙元年（1190年）鑄造紹熙元寶，不以紹熙紀元鑄「元」字背文，而以紹興監鑄幣年「四六」為紀年（利州紹興監設置於1145年，1190年為其鑄幣第四十六年），鑄以「四」字背文，應算是藐視宋光宗的行為，但自保尚難的南宋皇帝是顧不過來的。雖然吳氏家族只是在吳挺之子吳曦賣川投金後失勢，但這樣不合皇規的鑄錢行為也不能說不讓皇帝恨得牙癢癢。但為成都在中國乃至世界貨幣發展史上都佔得相應的位置，就在於一千年前成都誕生了它所獨有的一種貨幣，而這種貨幣開創紙幣的新時代，亦即信用貨幣的誕生。而這貨幣便是成都製造的交子。
誠然，紙幣的雛形，在我們這個好古的國度，馬上可以推到西周的「裡布」。到了春秋戰國時後即有「牛皮幣」「傅別」，漢武帝時有「白鹿皮幣」，唐代有「飛錢」，五代時長沙有「契券」。但這些離真正的紙幣還是有一段距離的。只有到了宋初（交子的具體誕生時日現仍在爭論中，取其約數）即公元十世紀末葉至十一世紀初，交子的誕生才出現真正意義上的紙幣，儘管交子並不是一開始就行使著現代意義上的貨幣功效。自然交子的誕生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其深刻的歷史及政治經濟的原因。
關於交子誕生的歷史原因，大抵有四種觀點（何志國等《交子研究評述》）：其一為櫃枋說。有人認為與唐代的櫃枋有關，其理由是唐代的櫃枋有替客商保管財物、憑票領取，以收櫃租的功能。其二為飛錢說。《宋史·食貨志》明白地指出：「會子、交子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因而有人認為，交子從其產生之初作為活期存款票據而論，應該是產生於唐代的飛錢。但是它缺乏必然性，此點將在後面談到。其三，有人甚至說交子的最早源頭應遠自西周、西漢時期的皮幣，《孟子·梁惠王下》裡曾提及「事之皮幣不得免焉」，西漢武帝時更有「白鹿皮幣」。雖然前三說不無道理，但我還是比較贊同賈大泉先生的見解。他認為「交子作為鐵錢的符號和代表，它正是受我國虛價貨幣的長期存在的影響和啟迪，使人們逐漸認識到金屬貨幣可由其他別種材料造成的記號或象徵來代替的道理而產生出來的」（《交子的產生》）。這就是古代國定貨幣名目論——貨幣名目論是指貨幣不具有內在的價值，而是國家賦予的名目價值——的長期存在給予人們的啟迪，為紙幣的誕生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關於交子誕生的政治、經濟原因，不可否認的是，它是宋代四川地區的經濟發展及其需要的必然產物。彼時四川人口戶數佔全國17％，農業和手工業的發達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農村場鎮集市大量興起，譬如熙寧時四川的商稅額居全國第二位。而統治者後來想在與四川毗鄰的地區如陝西推行交子，其結果是「可行於蜀，而不可行於陝西，未幾竟罷」（《宋史·食貨志》）。
其次，四川尤其是成都在唐、五代的印刷業均處於全國的領先地位，到了宋代又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為紙幣的印刷解決了一定的技術難題，並且對防止紙幣的作偽有一定的作用。四川所產的楮皮紙有經久耐用、厚重潔白的特質。最初的交子是一張兩面都有出票人印記的收據式的票券，上面有密碼押花，朱墨間錯，圖案花紋用銅版印刷。而後來的錢引的印刷更是十分精美，幣面有文字、圖案花紋，還有人物圖畫，黑、青、紅三色套印，用銅版分六次印刷，是極高的藝術品。由此形成了像祝氏（其著史者名為祝溫柔）子孫一樣家族式的印刷刊刻作坊，其精湛的銅印鑄造和雕刻技藝因而世代傳於蜀中，久盛不衰（《宋史·輿服志》）。因此可以說，交子的誕生不只是具有經濟史上劃時代的一件大事，同時也印刷史、出版史乃至版畫史重要的一頁。
再者，此前在四川有著悠久歷史的信用事業也為交子的誕生提供了條件，如唐朝的飛錢與早期的交子，均是匯兌票據，當然只有當其信用價值確立時，交子進入流通，用於支付，真正的紙幣就誕生了。
在交子誕生之前，由於四川產銅甚少，只有鑄鐵錢以利流通，後蜀孟氏政權即鑄有「廣政通寶」鐵錢流通，宋平蜀後便鑄鐵錢「平蜀錢」，在廣元、雅安、名山、邛崍等地都有專為鑄錢的地方，因而四川是宋代鑄鐵錢鑄行時間最早、最長，且鑄量甚大的地區。終宋一代，通行鐵錢的為兩淮地區和四川，在四川及邊界地區，統治者採取的貨幣是鐵錢不出界、銅錢不入境的政策，使四川的經濟保持了相對的穩定。宋代四川的交通雖有所改善，但遠未到暢達的地步，因此笨重的鐵錢就更加大了商賈攜帶之不便，從而增加運輸成本，導致了商品的競爭力相應地下降。例如四川鑄造的小平鐵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小鐵錢十當銅錢一，因此買一匹羅要花鐵錢兩萬，重達一百三十斤。倘使一個商人要從較遠的地方如廣遠到成都做批量的布匹生意，那麼他花在腳力（或其他運輸形式）上的錢便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即所謂腳力錢，也就是運輸成本，包括運輸貨幣即鐵錢本身及貨物本身，就在同等情況下，縮小了商賈的利潤空間，同時也降低了他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不只是民間如此，就是官方也對鐵錢的笨重都嘖有煩言，陝西轉運副使范純粹對此上奏道：「如自陝府般鐵錢一萬貫至秦州，計用腳錢二千六百九十餘貫。」（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四四）這就意味著，運輸費竟佔了鐵錢本身價值的四分之一強。
這就等於說，運費的增加，使得做遠程生意的商賈尤其不便，因為他們到達一地，就等於像通貨膨脹一樣，所帶鐵錢的原來價值就自行降低了，這並不是因為不可控制的市場力量影響的結果，而是因為鐵錢之不便攜帶以及交通之崎嶇造成的。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四川本地（因為四川本身幅員遼闊），以及四川與外地貿易額的往來，不利於四川包括成都的物品，在充分滿足自需而又有不少盈餘的情況下，輸與外地，也就在客觀上助長成都地區物品相對豐富後，必然的淫樂之風。因此紙幣的出現對於緩解商貿往來尤其是遠程貿易往來時的困境，有特別的功效。
我們現在常說成都人是「醒得早，起得晚」，意即知行不合一，有開放的觀念，沒有相應的實踐。但北宋時成都有些富豪就是醒得早，起得也早。交子的發行，是十六戶富民率先吃螃蟹的結果。富民一是為了經商之便，交子發行之初，其價值比鐵錢還高，「蜀人利交子之輕便，一貫有賣一貫一百者」（蘇轍《欒城集》卷三十六《論蜀茶五害狀》）；二是其有餘錢，不能生更多的利，而用交子取現錢的人，每貫便要割落三十文為利，亦即取手續費3％。更重要的是，富民還可以集聚錢財，留下一定的本金，去做更大的賺錢的生意，這就有點現代商業銀行的味道。但是由於其信用制度不嚴，過不了多久，有的交子戶便不能償所負，於是爭訟數起。於是寇瑊掌成都時就上奏提出廢掉交子：「臣到任，誘勸交子戶王昌懿等，今收閉交子鋪，封印卓，更不書放。直至今年春，方始支還人上錢了當。其餘外縣，有交子戶，並皆訴納，將印卓毀棄訖。乞下益州，今後民間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鋪。」（李攸《宋朝事實》卷十五《財用》）看到民間造交子的負面作用，不便管理，便採取因噎廢食的辦法來獲得一勞永逸的解決，不僅於事無補，而且不利於經濟的繁榮。
當然我們處在當今之世，說寇瑊目光短淺是容易的，正如法國史學家布羅代爾在《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一書裡所引證的史料透露道，在16世紀，貨幣都是只有少數人弄得懂的鬼名堂。布羅代爾還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貨幣使人感到魔鬼在背後操縱，使人瞠目結舌的例證。1752年，英國著名哲學家、史學家、經濟學家休謨，這樣一位大知識分子，都堅決反對「新發明的票證」「股票、鈔票和財政部憑證」，而建議取消紙幣在英國的流通，以使新的貴金屬大量流入英國。幸好休謨這一提議並未在英國得到實施，否則在經濟發展上會有很大的退步。
幸好寇瑊的提議被其繼任者薛田、張若谷、王繼明否決，單從這點上說，宋初的四川也是有幸的，儘管後來出現了災難性的後果，但這種災難性的後果並不應由薛田等人來負，而是貨幣在草創初期在專制制度下必然顯現的結果。薛田等人認為廢除交子對民眾經商和公家收入方面都有影響，於是提議將交子收為官方所有，禁民私造，於是1023年便在益州置交子務。交子收為官有後，其起始的特點如正如經濟學史家李劍農所言：「一、有一定之發行額：每界發行額為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二、有一定之發行準備金：大凡舊歲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三、有一定之流通年限：以三年為一界，界滿，持舊換新；四、有一定之兌換方法：持舊換新，每貫輸紙墨費錢三十文；五、有一定之流通地域：限於川蜀。」（《宋元明經濟史稿》第四章「宋元明之貨幣」）
不特如此，宋代的交子、錢引等四種紙幣在其發行之初，還有另外三個特點：其一是它們保證兌換，加蓋官印，以昭其信；其二是它們受法律保護，防止偽造拒用，違者處罰；其三是紙幣紙張，印刷正規、嚴格，以傳統文化圖案裝飾，有相當的嚴肅性（喬曉金等《宋代鈔幣「官交子」「會子」質疑》）。但不幸的是，由於北宋對西夏和金的戰爭，四川地區尤其是成都地區稅收苛酷，加之官僚奢靡，用度甚大，必須靠大量發行交子，以增加貨幣投入量，而這更加重了民眾的負擔。開始的時候，似乎還未顯露出增加交子流通量的弊端，熙寧五年（1072年）交子流通量增加了一倍，但交子對鐵錢的兌換比例並未顯著下跌，也就是說交子對鐵錢的比價仍在一貫對九百文以上。而且為適應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在熙寧元年還將交子的發行面額由大而縮小至一貫和五百文兩種，便於民間交易尤其是日常生活的交易。
禍不單行的是，宋哲宗時再與西夏交戰，軍費開支大增，因而大量增印交子以彌補，同時又沒有足夠的準備金以便兌換，於是交子的信用日趨低落。作為信用貨幣，沒有信用將是致命的。後來宋朝政府改交子為錢引，但其弊端仍然是準備金不足，信用度不夠，加上濫發錢引，導致錢引的實際價值只有其票面價值十分之一，因而官方採取停止兌換舊錢引和限制發行量的辦法，以挽救錢引的信譽危機。但官方正是通過這種停止兌換舊錢引的辦法來實行對民間的殘酷掠奪，這是歷代專制政府屢試不爽的損招。本來四川地區是交子（後來是錢引）和鐵錢並行，因為鑄鐵錢所需成本高於交子，所以曾經有一個時期罷鑄，更糟糕的是錢引的濫發，愈加引發通貨膨脹。到了南宋紹興末年，四川錢引的準備金僅有鐵錢七十萬貫，還不及紙幣發行的2％，而每年的鑄錢量僅十萬貫，不足以緩和錢引和鐵錢比價大幅度下跌的趨勢。官方用增造錢引的辦法以彌補越來越大的財政支出漏洞，把損失直接轉嫁到四川人民身上，弄得到南宋末年四川民生凋敝，百業蕭條。彼時離元軍全面擊垮宋軍已為期不遠了，壽終正寢的時刻已然來臨。
對交子的評價，自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必尋求一個統一的標準，因為對任何事情尤其是做出價值判斷的事，我們均應該採取多元之標準，而不必強求一律。有人認為交子只是宋代一定範圍內通行的貨幣而已，其影響有限；有的乾脆認為這是統治階級剝奪和搾取民眾財富的工具。但這兩點都不足以否定交子的發行給後世產生的影響及其相應的意義。在一定範圍內通行，只表明其他地區比如北方地區的經濟狀況及水平，沒有達到相應的商業高度，不能因此用「早產兒」來否定先行者；至於說統治者用其來搾取民眾財富，其罪在於政治制度所影響的經濟政策，紙幣本身不應承擔這種罪過。這是將道德判斷和知識判斷混淆起來的顯例。中國素來是個重農抑商的國家，對商業的漠視，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一個原因。
紙幣的發行，為商業的發展開拓了一條便捷的新路，交子的一些發行及管理原則，仍算是今天金融管理的前驅，如最高限額和發行準備金等。考慮到我們生長在一個表面漠視利益，或許骨子裡面比別的民族更喜歡金錢的環境裡，我們要對交子的出現給我們帶來的福祉有足夠的認識。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到中國，見到一張小小紙幣竟可以買到各種樣的商品，大感驚詫：「大汗國中，商人所至之處，用此紙幣以給賞用、以購商物、以取其貨物之售價，竟與純金無別。」（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說明紙幣由代用貨幣完全變成了信用貨幣。另外，清代除政府發行的鈔幣外，民間還有錢莊、票號、典當發行的錢票、銀票等鈔幣同時流通，不能不說是受交子私發的影響。交子的發明和都江堰的修建一樣，是成都人為改造自己的生存環境，改善自己的生活所做出的特殊努力，由這種努力所帶來的澤惠之深度和廣度，都是世界性的，我們不可輕看。
織布機上的錦官城
如果說成都人與織錦等絲織、麻織、毛織、棉織、刺繡等有天然的聯繫，那絕非虛妄之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成都的歷史部分就是用織布機織出來的，成都人的靈感、想像力及聰明才智，有不少都織進了這些美妙的綾羅綢緞之中，傾倒了眾多的消費者。從實用的角度看，是衣被萬家，澤惠四海；而從審美的角度來揣度，則是讓更多的人欣賞到了成都的能工巧匠們的絕思妙想。
當然，要把成都的歷史與各色織品天然地聯繫起來，還要上溯到織品誕生之前的一系列準備工作。我們知道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蜀」是「葵中蠶」，「葵」，《爾雅音義》裡則說它是「桑」，《釋文》和《玉篇》裡乾脆說「蜀」是「桑中蟲」亦即蠶蟲，這似乎在直接喻指蜀國上古傳說的帝王蠶叢，因而古蜀國也有蠶叢國之稱。曾在四川做過官的清代著名文字訓詁學家段玉裁在其所編的《榮縣志》裡就明確地說：「蠶以蜀為盛，故蜀曰蠶叢，蜀亦蠶也。」不特如此，常璩在《華陽國志·巴志》中談到，四千年前，其中有一次各地諸侯到會稽朝見夏禹王時，巴、蜀兩國的首領也前去朝拜，還帶去了用絲織品亦即帛包裹著的玉，獻給夏禹王。由此清楚地表明，蠶絲製品在成都地區歷史之悠久，可能會讓我們的想像力也甘拜下風。1965年百花潭出土了一件蜀國本土製造的戰國銅壺，上面有非常精妙的採桑圖，完全可以用來作與《詩經·豳風·七月》「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匹配的圖像性註腳。田野考古所得之實物與清晰的文獻記載相得益彰，證明蜀人與蠶桑千絲萬縷的聯繫。
古蜀國最後一位開明王，傳說是貪秦國能屙屎的金牛而被秦國越過劍門天險，長驅直入攻下成都，一舉而滅蜀的。其實滅蜀的最原初動力是漸漸強大的秦國，想統一天下，而攻打蜀國便成了秦國統一霸業中舉足輕重的一著棋。秦王欲伐楚，而大夫司馬錯便給秦王建議先攻打蜀國，楚國便唾手可得。司馬錯認為，得到蜀國的土地，可以擴大秦國的版圖；得到蜀國的人力，可以補充其兵源；得到蜀國的布帛、金銀，可以供給其軍費；得到蜀國優秀的造船工匠，可以造好大船順江而下，直取楚國，易如反掌。司馬錯真是好生了得，這是將蜀人的骨頭煎他的油，秦地的一切可以保留下來，以備對諸國作戰。司馬錯滅蜀而攻楚的計劃中，注意到了蜀國的布帛，說明布帛在古蜀國的經濟發展及國家收入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只不過沒有更多的文獻和實物資料記載下布帛的樣式及其製作工藝而已。
到了漢代蜀地的布帛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公元前59年，成都人王褒寫了一篇《僮約》記載一位大地主強迫奴隸為其做事的情況，其中規定有種桑必須「三丈一樹，八尺為行」的技術要求。與此同時，我們還可以從另兩個成都人的文章中看出成都的絲織品對他們行文比喻中的影響。揚雄說成都「揮肱織錦」「展帛刺繡」的手工業非常發達，產量也非常大，若叢生之芒草，漫無邊際，又如「發文揚采，轉代無窮」（《蜀都賦》）。而司馬相如更是直接用形容絲錦的熟語給朋友盛覽講解作賦的技巧：「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西京雜記》）「一經一緯」「一宮一商」這兩個比喻生動地道出了作賦與織錦之間的某種聯繫，前者指織錦時圖案的交錯紋理，後者指色彩的錯綜協和如音樂的韻調。作家寫文章與高明的織錦者織出漂亮的錦緞一樣，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此所謂「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這說明司馬相如寫賦為何才壓兩漢，原來與美麗錦緞多少還有一層關係，儘管我本人對賦這種文體評價並不高。
我們說漢代的成都是全國有名絲織業中心地區之一，還不僅建立於如此的推斷之上。成都的曾家包出土過的漢代畫像石上，有石刻的素織機和斜織機的圖案，表明錦江之濱的成都已成為漢代絲織業的中心地區之一。為了管理織錦方面的事務，便於官方統一運籌，供給官府的需要，於是「錦官」順時而置。關於「錦官」設置的準確時間，因沒有更多的資料，無法做出較為詳細的判斷，《華陽國志·蜀志》裡載：「州奪郡文學為州學，郡更於夷裡橋南岸道東邊起文學，有女牆。其道西城，故錦官也。錦工織錦濯其江中則鮮明，濯他江則不好，故命曰『錦裡』也。」按東漢時官府所存之豐富的蜀錦來看，所謂「故錦官」應是東漢時置，其位置應在今成都東南一隅。
關於錦江濯錦鮮明於其他地方的說法，史不絕載。譙周《益州志》裡說成都「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勝於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左思《蜀都賦》也說「闤闠之裡，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除了多描寫了錦江邊織錦的龐大規模外，左思與譙周、常璩的說法，有一點是共通的，那就是在錦江濯錦，也就是在江流中漂練，其鮮明程度要勝於他處。這裡有無什麼秘訣，是否絲織品拿到錦江裡漂練，就能起與別處不同的化學反應？早在兩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就掌握了水溫與大麻脫膠的關係，才能保證大麻纖維脫膠後的質量，則是確切的事實。西漢《氾勝之書·枲篇》載：「夏至後二十日漚枲，枲和如絲。」聯繫蜀地亦是產麻區，而且蜀郡的麻布西漢時就已經是蜀地的名產，常拿「齊陶之縑」與「蜀漢之布」對舉，可見其不俗的成就。
如果他們所說的在錦江濯絲織品會比別的地方鮮明艷麗，只是為了言辭上的誇張耀眼的話，那當然不必去深究它，但除了左思外，另兩位均稱得上學問嚴謹的史學家，且系蜀人，應該不會完全是捕風捉影，這裡面是否藏著蜀錦製作一道工序的特別秘密？蜀錦的製作工序，是先把絲線染成彩色，再織成精美的絲織物，其色彩在錦織成後就已固定。按理說，一般的錦帛這樣就已算完成了。但蜀錦要在江中漂練，這是蜀錦獨特的後期整理工序。《周禮·考工記·氏》說：「湅帛，以欄為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這就是說把帛經楝葉灰和蚌殼灰水浸泡後，交替用日光暴曬和水浸漂，以達到脫膠和漂白的目的。
對這方面講得更仔細而科學的是衛傑的《蠶桑萃編》一書，其中他在卷六《染政·染湅》一節中說：「湖中、川中多濯帛於河干，借河水以洗滌，即氏湅絲之法也。」說明漂練在四川及湖北、湖南一帶是製作絲織品工藝常見的一道工序，而要將這道工序弄好，還有幾點必須注意：「暴工在漚枲之後，其要有三：……若中暴法，則人力少用。乘天氣晴朗，暴於郊外河干曠地，色亦鮮妍。近來成都機房多於錦江河濯帛，而暴之於地上，故蜀錦最佳。」（《蠶桑萃編》）一般說來，蜀錦先經江水漂浸，又經日光暴曬，加上江水清澈透明，水質特殊，就容易產生溫和的漂白和脫膠作用。這在唐代詩人張何《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中有實錄。
有一個故事有點近乎離奇地記載著蜀錦製成前的一些特殊工藝。吳曾在《能改齋漫錄》卷十五《方物》裡說，少卿章岵在四川做官，曾把吳地的羅、湖地的綾帶到四川，與川帛一起染紅帶回京師。經過梅雨季節返潮濕潤，吳地的羅、湖地的綾都變了顏色，唯有川帛顏色不變。後向蜀人究其因由，才知道蜀地蓄蠶的方法與他地不同，「當其眠將起時，以桑灰喂之，故宜色」，因之吳曾說，「世之重川紅，多以為染之良，蓋不知由蠶所致也」。不知這種蓄蠶方式是否真的可以像科學那樣被證實即可重複實驗，但造成川帛在潮濕溫潤的氣候中不褪色，有一點是可以大膽肯定的，即川帛的製作工藝真是沒得說。但川帛之宜色，我還是更相信是因為四川包括成都人民對染料的注意而使帛形成的不褪色的恆久效果。
在現代的合成染料誕生之前，古代的蜀錦的染料所用多為草染亦即植物染料。歷來重要的染草主要有茜、蘭、芷等，茜草所含的茜素，以及紅花（紅蘭）是染紅色的重要染料，到了唐代四川遍種紅花，為蜀錦提供了豐富的染料。而染青色、綠色、黃色、紫色、皂褐色分別用蘭草、艾草、梔子或地黃、紫草、皂斗等。草染之外，尚有石染之顏料如石青、石黃、丹砂、石綠、粉錫、鉛丹等。《史記·貨殖列傳》所載的巴國寡婦「清」就是因世代經營丹砂礦而成為富豪的，在其死後，秦始皇因其「能守其業，用財自衛」還為她築了「女懷清台」，以鼓勵日益重要的丹砂礦的生產，這說明丹砂作為染料在上古人們生活中的重要性及使用的普遍性。
蜀地的絲織業在隋唐以前比許多地區的絲織業都要發達，甚至江南織錦的一些製作工藝還是從蜀地流傳過去的。劉備得蜀後，由於劉璋的府庫裡存有大量蜀錦，因此他大量地用蜀錦犒勞文臣武將如諸葛亮、張飛、關羽等各千匹。接下來，劉備聽從諸葛亮的建議，鼓勵種桑養蠶，積極發展農業，因而蜀國不僅有專管水利的「堰官」，專管農業生產的「督農官」，還承前制，設有專管蜀錦生產的「錦官」。之所以將蜀錦看得與水利官員及督農官員同樣重要，是因為蜀錦作為成都的重要特殊資源，可以遠運到外地換取蜀地較為缺乏而政府及人民生活又必需的物資，這就是後來各朝代都開設茶馬市，以蜀錦或蜀茶換取少數民族地區的馬匹的真正原因。
諳熟歷史的諸葛亮充分意識到蜀錦對於蜀國的重要性，秦得巴蜀，以控楚地，然後得全國；劉邦因得「天府之土」才得完成漢朝建鼎之業。打敗對手建立自己的基業，當然少不了蜀地絲織品在其中的資助作用。以至於諸葛亮面對蜀國的危局，不無感慨地說：「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不只是打仗需要蜀錦換來的銀兩，而且就是魏、吳來做生意，看重的也是蜀錦，故南朝劉宋人山謙之的《丹陽記》提及蜀錦時便說道，「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市於蜀，吳亦資西蜀，至是乃有之」。蜀國能在軍事力量並不強於魏吳兩國的情況下，獨力支撐與魏吳兩國抗衡那麼多年，成都豐饒的物產功不可沒，而蜀錦便是其中最重之「功臣」。
蜀錦的佳妙就像其他方面的繁盛一樣，唐宋兩代是其製作工藝及其影響，包括能發揮作用的最佳時代。因為這兩個朝代，成都一直處於全國各方面發展的中心。奢侈也許不能代表社會的普遍狀況，但它恰好能說明那個時代消費最頂尖級的人物，對某一物品的喜愛所能達到的工藝及美學高度。那麼在我們看一看那些有權有勢的奢靡者們是如何享受成都地區的絲織品尤其是蜀錦的之後，你就會覺得，我談到的唐宋兩朝代表蜀錦最輝煌的時代所言不虛。當然這只是判定標準的一方面，如果沒有大規模的民間織錦工藝的提高，而只有少數人所需要的奢侈，就不可能迎來真正的繁榮，因為每一個朝代的奢侈者們，總會想盡一切辦法將他們所喜愛的某種物品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以便滿足其前無古人的獨佔之感，但一個時代某一事物的普遍繁榮卻不能據此獲得。
唐玄宗其實並不比別的皇帝更荒淫無恥，生前他靠皇上的威嚴使盛唐氣象顯出短暫的光環，但死後他靠的是楊貴妃來傳諸久遠。在這種過程中，他的貪玩好樂顯出特殊的本領，因此四川方面也就迎合他的嗜好，送了一件織造得很精巧的絲織背心給他，其費百金；同時送予他的織成「蘭亭集」的文字錦，被其視作「異物」一樣，和雷公鎖、犀簪、暖金等珍藏在皇宮裡。其子孫唐中宗自然能在奢侈上趕超其前輩，安樂公主出嫁時，向四川勒索一條「單絲碧羅籠裙」，系用「細如髮絲」的金線織成花鳥，鳥雀很小，但織出眼、鼻、嘴、甲，「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為一色」。後來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奢靡成風。制度性的腐敗是不需要多少智商的，它只需要你大膽。到唐宣宗時他告誡自己的臣下說：玄宗時，內府飾有金雀的錦襖只有兩件，一件為其自用，一件為貴妃用，現在你們家家都有了。
如果唐代用奢侈的個案來顯現蜀錦的技藝之高超，因而顯示民眾被剝削的程度的話，那麼整個宋代則是一種由於軍費開支甚大，且各種苛捐雜稅繁多，因此把蜀錦給國家當作一種充實國庫，滿足官僚用度的方式。宋代百多萬的常備兵，需要給養，打仗時也需要戰馬，而戰馬大多來自西北、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而要得到戰馬便必須拿上等的錦緞布匹去交換。宋代川峽四路計徵收569589匹官布，成都府路為554739匹，占川峽四路官布的97％（《宋會要輯稿·食貨志》），可見統治者對成都府路搜刮之苛酷。宋朝每年國庫總入的錦綺、鹿胎、透背等高級絲織物共9615匹中，四川織造的為1898匹，占總數的20％，歲入147385匹綾中，四川織造的為38770匹，占總數的26％。每年上供錦綺、鹿胎、透背的1010匹中，四川織造的為759匹，占74％；綾44906匹中，四川為14456匹，占32％。每年諸路合發紫碧綺180匹，錦1700匹，全部由四川供應（轉引自賈大泉《宋代四川經濟述論》）。
鑒於這樣，完全去民間進行搜刮，就不能完全滿足上峰的要求，因此執掌成都的呂大防便於1038年官辦集中生產，統一管理的織錦工場——錦院。錦院之規模包括擁有117間房，154台織機，583名工人（包括軍工和募工），每年生產錦1500匹，其中額定上貢錦690匹。但由於官辦效率低下，總是虧損，最終只得重新讓民間織機戶再為官家織錦。到了南宋末年，民間織機戶也多為官家逼得破產，只不過尚能維持一種即將衰敗的榮譽而已。後來雖也還有蜀錦衣被天下之說，但那畢竟不可與蜀錦在唐宋兩朝的主導地位相提並論。盛筵不再，此之謂也。錦官城的織布機偶爾在歷史的書頁中發出幾聲悶響，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