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把它創造出來與日月同輝，從這裡流出來的是水，也是信念。
——梅·薩頓
上善若水。
——老子
真正的世界奇跡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紐約時報書評》對一本書興奮地評價道：「本書讀來妙趣橫生……使人覺得學歷史就像吃冰淇淋那樣痛快。」以我們的閱讀習慣，來猜度這是一本什麼樣的書，肯定是困難的。因為在我們的閱讀和學習過程中，學歷史絕對是件枯燥得要命的事，而非「像吃冰淇淋那樣痛快」，更何況這是一本反映一項美國水利工程的書——《胡佛水壩》。作者約瑟夫·E·史蒂文斯漂亮的文筆加上他科學的理性精神，使我歎服，多年以後，我仍能記住他所描述過的許多精彩細節。以我的孤陋，還不曾看到過中國人將水利工程寫得如此科學而有趣，讓門外漢也讀得眉飛色舞。這讓我想起幾千年來寂寞地流淌著，不捨晝夜，灌溉了無數農田，給民眾帶來無盡福祉的都江堰。
但奇怪的是，我們卻將榮譽毫無保留地獻給了那早已「死去」——事實上，長城從誕生那天起，就沒有有效地起到阻止「胡人牧馬而南下」的作用，後來歷次的外族侵凌中，其所起的軍事作用也並不大——而且積澱像孟姜女這樣千古民怨的長城，而冷落了真正給民眾代來綿長之福祉，至今仍澤潤天府的都江堰，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從表面上看，都江堰只澤惠了成都地區民眾的生活，但其實它所起的作用之巨大，無論怎樣估算都是並不過分的。
從歷史上的非常時期來看，凡是國家動盪，處於生死危亡之秋，四川包括成都始終就處於整個國家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南宋末年抗擊蒙古的入侵，二十世紀抗擊日本的凌侵均是如此，而整個川西平原得都江堰之灌溉，水旱從人，使糧食在非常時期也能得以豐產，有抗擊侵略者的物質資本，這正是余秋雨在《五城記》裡所說的，在祖國大西南的版圖藏著一個成都，實在是我們的福氣的深層原因。亦如明末陳演在《大修都江堰碑記》時，讚賞當時主政四川的劉之勃大修都江堰，而彼時剛好兵荒馬亂，四川愈加重要，都江堰的正常運轉與否就更加重要，因為它關乎整個成都平原糧食是豐收還是減產的大問題。可以說，川西平原要有長期而穩定的發展，都江堰確是居功至偉。
都江堰對川西平原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防洪、漂木、提供生活用水等自不必說，尤其是它灌溉良田的功用，實在發揮著二千二百多年來最偉大的效益。在都江堰修成之初，都江堰所發揮的作用都是綜合的，因為古來灌溉用水取之於外江，而內江之水則多用於航運，而且同時可用來漂木。發展到後來，便是內江以發展灌溉為主，而外江則專事排洪。當然所謂的綜合利用，並不是指這些發展是齊頭並進的，尤其是灌溉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因為有時灌溉要讓位於航運事業，越是古代，四川或者成都的陸運發達的程度低於水運，而且成本也較低，因而水運是必須保證的要務。《史記·河渠書》中對此有非常明白的表達：「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浸溉」。范成大在淳熙四年（1177年）六月初一日從成都到郫縣，在途中看到了等雨插秧的景象，「前兩旬大旱，種幾不入土，臨行，連日得雨。道見田翁，欣然曰：『今年又熟矣。』」迨至郫縣才見「家家有流水修竹」（《吳船錄》捲上）。
由此不難證明，航運仍是最重要的事，而且據史書記載，直到元初，都江堰水系的航運都還較為發達。至於說由成都到樂山再到宜賓的水道，單說公元前377年，蜀軍由成都出發，循岷江入長江，游水而下，進逼楚地茲方，可以想見水源之豐沛，造船術之精湛，航行技術之發達。直到清代中後期，這條由成都出川的黃金水道，才逐漸萎縮的，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森林遭破壞，水土流失嚴重，造成河床因泥沙堆積而抬高；另一方面是水量逐漸減少，或者由於灌溉面積的增加，對用水量的需求增大，而導致了成都喪失了它作為水碼頭的航運基礎。這也就使得成都對外的交流，完全要依靠不是很通暢的陸上交通，加上對外運輸及交流的成本。
至於說到都江堰的防洪功能，當然它所起的作用是保證成都不受或少受水災的影響，或者減少水災對成都的損失。但它對成都下游的城市如彭山、眉山等地，就不存在多少保護作用，當然這是它的影響範圍所致，也是保護和發展中心城市成都，而慣於採取的「丟卒保車」的一招。杜甫逃難到成都的時候，成都人不無得意地告訴他成都的水旱從人，「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這樣確鑿的例證，雖不是史不絕載，也非絕無僅有。公元910年8月5日，岷江洪水將都江堰渠首樞紐向下游沖移近一公里，但寶瓶口死死地捍御了過量的洪水，保住了成都不受侵害，而新津、眉山等地水災嚴重（杜光庭《錄異記》）；公元972年8月，成都大雨，岷江暴漲，但洪水全由外江排泄，府河沒有進入更多的水量，成都保住了，但眉山、樂山卻遭受了嚴重的水災（黃休復《茅亭客話·蜀無大水》）。根據科學實驗，每年四五月岷江水流量在每秒500—800立方米，那麼內江分水55％—57％，換言之，灌溉及民用就佔了水量的大半以上，也就表明可以全部或大部分引進寶瓶口。而當洪水流量達每秒4800立方米時，內江分流則減少到50％，外江分流比就大於內江，而當岷江百年一遇的洪水流量每秒7700立方米時，寶瓶口則只有每秒740立方米，還沒有洪水總流量的10％（徐慕菊《從科技史角度看都江堰的科學性》）。儘管從西漢到民國年間成都發生25次大水災（郭濤《四川城市水災史》），但都沒有對成都構成「滅頂之災」，一方面，由此不難想見都江堰的防洪能力對於確保成都的安全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另一方面，成都城址千年不變，就與此有深刻的關聯。
更為關鍵的是，都江堰在創建之初，即發揮了巨大的灌溉功效，使得無數土地成為水旱從人的良田，河水所到之處，無不顯出其蓬勃生機，一派蔥蘢景象。漢代文翁曾開湔水即開挖都江堰的干渠蒲陽河，以灌溉繁（即今新繁鎮一帶）田約1700頃，而漢代的1頃約合今之70畝，也就是說，都江堰的一個干渠的灌溉面積即是11萬9千畝，由此我們不難想像都江堰在彼時灌溉總面積之驚人（酈道元《水經注·江水》）。而事實上東漢應劭《風俗通》中已說，都江堰灌田萬頃，那就相當於灌溉70萬畝的面積。迨至宋代，都江堰的灌區面積又有極為驚人的發展，它甚至包括永康軍、成都府、蜀州、彭州、漢州、眉州、嘉州等處，而成都府路共轄1府、12州、2軍、1監，因此宋代曾執掌成都權柄的趙抃說都江堰「灌溉川西南十數州稻田」（《古今集記》）包括其灌溉良田的面積，在1949年後的30年內，從歷史上最高的300萬畝（有人估計在道鹹時期灌區面積已達近300萬畝，見譚徐明《近代都江堰工程管理的興衰》），發展到近600萬畝；隨後再從南、北、中三個方向穿越龍泉山，將都江堰的水引向丘陵山區，建庫蓄水，使灌溉面積達到850萬畝，進而擴大至1500萬畝。兩千多年的事實證明，只有都江堰才真正體現了「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的精義，也正是其實用價值表明了五行水為首、八政食為首的古老文化哲學底蘊。
都江堰除了由於其各個工程互相協調，共同發揮著防洪、灌溉、航運及社會用水的綜合作用，還在於存在著一系列的歲修原則如「深淘灘，低作堰」等，更在於李冰在創建這一工程的時候，提出了水文觀測的方法及原則，為後世修理都江堰提供了可供比較的觀測方位，儘管這一觀測法是如此的粗疏。以三石人（神）為水則，又多次作石犀以鎮水神，既反映了蜀人的宗教意識，也體現了李冰對水文觀測的重視，更是見於記載的最早的水尺。石人既可以觀測水位，又可以測定進入灌區的流量。「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有人因岷江枯水期水位變幅約5米，推測出石人的高度約6米（《四川歷代水利名著匯釋》），但1974年3月於外江掘出的一個石人，高2.9米，肩寬96厘米，是東漢末年所作。這兩個並不相同的數字，是否表明岷江水位之變化？還是「石人」並不是作為水尺來用的呢？這是一個問題。但不管怎麼說，至少表明當時已意識到堰上游某處的水位和堰的過流量之間存在著特定的關係，是古代堰流理論的實際應用。
不過，這個理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每個時代的情況不同，宋代是6划水位就可足用，元代寶瓶口水位如到9劃（元代水則，每劃1尺），則灌溉可以滿足；設若超過9劃，則需防洪；倘若超過11劃，則要發生洪災（見揭傒斯《大元敕賜修堰碑》）。而據清代道士王來通說，清明作秧田時水要5—6劃，谷雨下秧種時要求6—7劃，立夏小滿普遍栽秧時要7—8劃至9—10劃，這才是正常的情況（《天時地利堰務說》）。民國初12划水位足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則13劃足用，而到了六十年代因工農業用水的日益增加，則需引至14划水位才足夠。這就說明水文觀察因各個年代雨量和用水的多寡及岷江沿岸森林所被破壞的程度而不同，也由此可大致測得岷江水量變化及其變化諸因素，不僅是對研究都江堰有不可估量之作用，而且對研究生態、水災與河流之關係，提供了可信的史料。
水無常勢
美國漢學家魏特夫曾在《東方專制主義》一書說中國是個治水的國家，而且由此形成治水專制主義，遭到國內學者的普遍反對，不少學者都是以維護自己意識形態的「政治上正確」為己任的。我倒是覺得魏特夫真是別具只眼，儘管治水只是古代社會權力統治下的一環，但卻是以農為本的農業社會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因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我們歷來都有集中一切力量辦大事的傳統，那麼水利工程的修建及復修、歲修等都是官方集中民眾力量來進行的，這種統一辦事的行為自然是在專制制度下更容易得以通過大權獨攬的方式來加以實現。
我並不想過多地討論治水對制度形成的作用及影響，因為這不是本書的任務，但這確實也間接地反映了治水在中國這個農業大國有著無可置疑的重要地位。接下來我們要注意的便是，都江堰存在兩千三百多年而不壞，至今仍發揮著重要作用，是其他那些歷史上的水利工程所望塵莫及的，比如曾經風光一時的鄭國渠、靈渠早已成為歷史的遺聞。這裡面其實存在著一個治水的方法及其背著秉承著的文化哲學背景問題。
一般說來，我國的治水，從鯀開始，採取的是堵塞的辦法，即築壩攔水。鯀的兒子禹，採取的又是疏導的辦法，其主要的目的是防洪，即「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國語·周語》）。換言之，這樣治水的功用和目的，主要是防洪。防洪固然可以保住人的生命及其財產，但防洪主要還是對水害的躲避，並不能將水害變成水利。真正要做到變水害成水利，就必須解決避其害用其利的問題，對水要採取綜合開發的態度，即防洪、灌溉、航運（包括原始的漂木）、發電、養殖，甚至改善環境等，一應俱全。
這樣的綜合利用開發水資源，在科學技術並不發達的古代，是不能夠完全得到實現的，譬若要想實現發電、養殖、改善環境等是比較困難的。這是因為這些做法很大程度上是逆水性而動的，尤其是發電、養殖所需要修築的水庫，其大型的築壩攔蓄技術及其洩洪、防泥沙淤積等方面，都要求必須具有較高的科學技術能力，甚至要建立在整體科學技術領域的提高上面。這也就是古代一些著名的水利工程，經過一段時間的運用後遭毀壞而淘汰的原因。同時也證明不管是鯀還是禹，都只是運用一種治水的方法，而不能綜合地開發利用水資源。而李冰率領千百萬民眾所開發的，經過後來逐步完善的都江堰工程就是一項與眾不同的綜合工程，而這也正是對於水資源的綜合利用，以及對水的天然特性的順應、摸索、利用的結果。
大致而言，都江堰是修建在岷江潰洪積扇首部的自然分水工程，它最顯著的特點便是，既無堰壩攔水，又無閘門控制，這在水利工程史上也是大膽的創舉。它在引水的同時，注意到排沙，否則泥沙淤積，就會使整個工程遭到破壞，因而治水訣中便有「深淘灘，低作堰」的要求，自然也就有「挖河沙，堆堤岸」的規定。另外，從治水的實踐來看，取水口的成敗直接關係一個水利工程的成敗——古代甘肅寧夏的秦渠、漢渠之所以早已被廢，湮沒不聞，便是這個原因。而都江堰正是通過對寶瓶口的開鑿，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因為寶瓶口的選址在巖性異常硬的離堆。也就是說，都江堰是魚嘴，分流分沙，寶瓶口束口防洪，飛沙堰洩洪排沙，可保證灌區挾帶進含沙量較少的清水。
這樣的工程固然有排沙、防洪、灌溉、航運、社會用水等功用，甚至可用來作舂米、織布等機械操作的動力（甚至元朝還緣渠興起了數以千萬計的加工作坊，極大地推動了成都平原地區手工業的發展。見《大元敕賜修堰碑》）等整體功用，但若以為這種整體功用，僅僅靠工程修建起來便萬事大吉，實在是不現實的妄想。因此才有其他工程所不大有的較為嚴格的歲修制度，其嚴格程度到了官僚失職，民可告官（宋代規定民不可告官）的地步。宋代曾流傳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寓居青城的武昌人，在有一年輪到他參加歲修時，堰的基址立不起來，最後是通過打醮祈禱才使得基址立起來，而堰也得以修成（《道教靈驗記》）。除掉其宣傳道教的附加因素外，由此不難判斷歲修制度之嚴密，沿都江堰水系的灌區的每家每戶都必須參加都江堰水系內灌渠的歲修，若不參加勞役的，則要出錢（元朝是代交役錢三串）請人去做。
當然，歲修對沿都江堰水系灌區民眾來說，是個極大的負擔。一方面是因為有豪強擅自霸佔民眾及灌區用水，另一方面官僚對歲修資金及民眾的役錢大肆貪污（《宋史·趙不傳》記載，「永康軍歲治都江堰」，有「吏盜金」，趙氏「繩吏以法」），甚至有些地方官吏破壞水渠興修工程（見《大元敕賜修堰碑》），這一切都使得民眾不堪重負。單由元朝一次歲修所費人力、物力的記載，就可窺見民眾負擔之一斑：整治堤防一百三十三處，動員兵勇民夫多者一萬多人，少者也是幾百至上千人，每人勞動七十天。倘若不到七十天便做完歲修工作，餘下的時間也不准休息；不參加歲修的人，每天出三串錢，而每次歲修收到的役錢不下七萬串，基本都掌握在官吏手中（《大元敕賜修堰碑》）。如此，歲修成了貪污的淵藪和民眾貧窮的根源之一。因此自從有歲修開始，歷代就有為民眾著想的官吏，想一勞永逸地解決歲修給民眾造成的沉重負擔的問題。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從歲修的技術上進行改革，但歲修的技術性改革一直沒能有效地解決好。以至於從唐代開始就有人想採取一勞永逸的修築堤堰的方式，以減少歲修對於老百姓的負擔。從實際運作中來看，由於缺乏一些相應的技術支持，因此一勞永逸之法往往是空中樓閣。元人吉當普採用硬堰代替軟堰，他與灌州判官張弘商議，「若甃之以石，則役可罷，民可蘇，弊可除」，張弘由衷地道出「公慮及此，此生民之福」（《大元敕賜修堰碑》）。但其結局卻與清人丁寶楨用大石改傳統的竹籠之法的結果一樣（承厚《請復簍堰舊制稟》），剛一告成，就因其缺乏一定的洩水功能，而被洪水沖垮。這說明都江堰的歲修與都江堰起始工程的建設，都有一個順乎水情之自然而告成功的問題。
都江堰工程之所以與眾不同，在於其善於利用成都平原的自然地理特徵，利用各種不同的地勢、地形、水脈、水勢，採取無壩分水，壅江排沙，繼而自流灌溉。這一切無不透著一種順應水的自然特性，譬如魚嘴、百丈堤、飛沙堰等均是順應水勢，而非逆水阻水，更非攔壩蓄水之類的做法。自然，我們可以說這是因當時的技術條件所限——無現代科學技術，無鋼筋水泥，無炸藥，無先進的施工機具等等——只能用竹、木、卵石等原始材料，進而因勢利導的結果。但往深處看，都江堰體現著利用陰陽五行學說，重視人與自然協和統一的思想。正如成都人揚雄所說：「夫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也。其所循也大，則其體也壯；其所循也小，則其體也瘠；其所循也直，則其體也渾；其所循也曲，則其體也散。故不擢所有，不強所無。譬諸身，增則贅，而割則虧，故質干在乎自然，華藻在乎人事也。」（楊雄《太玄·玄瑩》）
如此的思想精髓可以說浸透在整個都江堰工程建設、修繕之中，不論是在堤防、排沙上，還是在控流、分水諸方面都順應水勢，而又互相合作，互相依存，發揮著在依乎水之自然狀態下的整體功效。即人在對水的順應當中，雖然不違背水的特性但是要做適當的改變，其大前提是因為水無常勢。所謂聖人在於成天下之大順，水利建設就更是如此，「水順則無敗，無敗故可久也」（《太玄·玄掜》），從這裡我們便不難看到，都江堰之所以歷二千三百年而不毀，歷久而發揮著它偉大的功用，除了每年較為完備的歲修外，最重要的就是它順水之自然及發揮各個工程相互配合的整體作用，用防洪、灌溉、航運及社會用水的整體功效，來徹底地變水害為水利。這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乃至世界上都是非常先進的水利思想，同時在高科技日益發達的今日仍有非常現實的借鑒意義。
我們還應看到，都江堰之順乎水情，不只是體現在它的修建上，還成功地體現在它的歲修制度上。採用竹籠卵石結構的歲修制度是在分析比較前人歲修制度的利弊基礎上做出來的（清代佚名《都江堰復籠工碑》中載，竹籠結構是明代盧翊在都江堰歲修中開始採用的），因為竹籠結構的修治，既可以防洪，又可以因有疏導功能而不至於被洪水沖垮，即便衝垮亦易於修復，而且遭到毀壞也只是局部而非全體。
事實上，順應自然，重視陰陽五行學說，不只是在都江堰的修建及其歲修制度上有充分的體現，就是在都江堰的支渠上都有相應的體現。「蜀州江有硬堰，漢州江有軟堰，皆唐章仇公兼瓊所作也。鮮於惟幾蜀州人，為漢州軍事判官，更為硬堰，一夕，水暴至，蕩然無孑遺者。蓋蜀州江來遠，水勢緩，故為硬堰。硬堰者，皆巨木大石。漢州江來近，水聲湍悍，猛暴難制，故為軟堰。軟堰者，以粗茭細石，各有所宜也。自惟幾改制，甫畢工而壞。前人之作，豈可輕變之哉。」（范鎮《東齋記事》）這就說明，對水勢水脈、地形地勢，包括水流量及其流程，都一定要有一個清醒的判斷，順應自然，絕不能生搬硬套，這也說明軟堰硬堰沒有哪一個更有優勢，它的優勢只能體現在它能否順應彼時彼地水之自然狀況，作出相對的因應才能體現出來，具體地說硬堰或軟堰哪一個更有優勢，那就不符合順應自然的實際情況。而都江堰渠首之下的干流，由於水降坡度大，水流湍急，因此宜於採用竹籠卵石這樣的軟堰方式，才能達到防洪、灌溉等目的，這也就是雖然歲修費用很大，依然不得不實行的實際情形，即便如今也還在部分實行竹籠卵石技術，以對都江堰進行局部的修補。
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點想法，即順乎自然滲入都江堰工程的同時，也滲入了成都人的個性及血脈中——順乎天性，得過且過，狡猾善變，享受生活等等——姑且稱之為一種獨具特質的水文化之影響吧。而且道教的發源地區在鶴鳴山和青城山連接地帶，道教的思想中有陰陽五行的成分，此乃順乎自然、崇尚黃老之哲學，另外尚有長生不老、貪圖享樂的思想包孕其中。更為重要的是，四川包括成都歷來的今文經學的風氣較重——「好文刺譏，貴慕權勢」（《漢書·地理志下》），也就是此種思想的變種體現——「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三國誌·蜀志·尹默傳》），加之與彼時本地少數巫術之風聯結在一起，「俗好巫鬼禁忌」（《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對成都人的貪圖享樂之風，或許有幾分影響亦未可知。
前蜀後蜀這種偏安一隅的政權中的後主，對道教之崇尚勝過其他地區，比如王衍將道士杜光庭任命為傳真天師，崇真館大學士，荒淫無度；孟昶追求長生不老，貪圖享樂，道教是他們享受的催化劑。民眾的享樂雖無他們那般奢侈，但是也不遑多讓，以至形成一種風氣。這是都江堰導致這一地區水旱從人，物產豐饒，在農業社會人們容易生存，以及道教中的享樂成分對人們的吸引的雙重結果，我們不可小看這樣的雙重影響。對此，我們不難從古人對自然地理於人的影響方面加以徵引，以觀察問題的實質，「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樸魯，荊揚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輕淺」（莊綽《雞肋編》）。雖然文中所提及的是，荊揚之人多「輕淺」，然用在成都人的身上也大抵稱得上是不刊之論。
更為有趣的是，道教與都江堰的關係。杜光庭曾作與都江堰及道教均有一定關係的《錄異記》和《賀江神移堰箋》，《獨醒雜誌》（宋代曾敏行）亦有清楚的記載，更有宋代道教人士編撰的與都江堰歲修有關的《道教靈驗記》（佚名，參見宋代道士張君房《雲笈七箋》），以及清代二王廟道士王來通——他還親自撰寫了諸如《天時地利堰務說》《擬作魚嘴法》《作魚嘴活套法》等，尤其是前者用陰陽五行的哲學來闡述都江堰之「堰務」——編《灌江備考》時約請當時許多人寫有關都江堰的文章，除了說明都江堰與宗教尤其是道教——似乎在各種教派中只有道教特別記載著都江堰水利文獻，因為順其自然是它們共同遵守的法則——的密切關係外，還體現了這兩者對成都的文化，以及成都人的生活方式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另外，古籍中常載川人包括成都人，父母尚健在，子女就及時分家，「別籍異財」，成為比較普遍的事，甚至形成了一項傳統。「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隋書·地理志上》），因此招致統治階級出面嚴諭，「太祖開寶元年六月癸亥，詔荊蜀民祖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二年八月丁亥，詔川陝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轉引自張澍《蜀典·風俗類》）。統治階級認為此舉會動搖宗法社會的統治基礎，當然更重要的是傷及他們的利益。或許分家的潛在基礎就是物質上的相對豐沛，否則分家而帶來的相同資源上的重置，就會形成不必要的浪費，而對生存不利。當然或許另有原因，但不管怎樣，我們不難由此從側面觀察到，在四川包括成都的歷史上，儒家思想並沒有像在其他地方一樣佔據完全的市場，尤其是在小民百姓之中。倒是道家的享樂之風，對成都有深入骨血之功效，很對民眾的胃口，絕非那種以壓抑人之尋常享樂為己任的儒、佛二家可以相提並論的。
水湄之城
關於治水，在技術不甚發達的時代，順乎自然是第一要義。而在當今，順乎自然固在相當程度上仍是治水的不二法門，但人的認知能力和技術水平的提高，確是古代所無法比擬的，因此用最新技術來改造治水之工程，就有了相應的技術基礎。但有了相應的技術基礎，還是要在治水時解決因水利工程不破壞固有的環境平衡，及其由此引起的諸多與此相關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的產生所帶來的負面效果可能超過水利工程本身造福於民眾的利益，就等於做了一筆注定要輸的生意。這就是三峽工程為什麼至今仍有各路批評意見的原因。
但都江堰的確沒有這樣的麻煩，因為地處平原地區，而且此水又多用於灌溉及社會用水，並不主要用來發電，故而不必築壩蓄水，而是繼續採用無壩分水的方式。但如果都江堰灌溉水系的其他灌溉支系，不是採取都江堰主渠那樣順乎自然的無壩分水方式，無疑就會出現災難性的影響。而像清朝同治年間灌縣知縣錢茂用類同於都江堰修建之法，修建的黑河前段石牛堰（李芳《錢公堤記》），其暢流無阻，便利於民，自在意料之中。
我之所以提到都江堰支渠系的修建工程，其原因是李冰在建設都江堰的同時，就似乎想到都江堰水系的整體開發，全面開發成都平原，即依天然水勢，「規堰瀦，町原防」，整理原隰沮洳，以便排除。更進一步的，在原來開明可能開掘的零星河床上，穿檢江和郫江即成都二江，將都江堰與成都發展聯繫起來。檢江自寶瓶口外分水，今名走馬河，過成都則稱為南河，又叫錦江；郫江今天一般稱為柏條河，過成都時則稱為府河，兩江於成都東南合江亭處相匯。但李冰所鑿二江是平行流於城南，只是到了唐僖宗時，高駢築羅城以衛成都，以防南詔，在九里堤築糜棗堰，才使府河改道繞過城北向東流，亦在今安順橋的合江亭匯合，該處「鴻盤如山，橫架赤霄，廣場在下，砥平雲截」（曹學佺《蜀中廣記》），終至形成「內外二江環抱，大小重城相包」的城市佈局。此種格局歷經兩千三百多年而無大的變化，使得成都這兩千多年建立在城址破壞較少的基礎上——當然像南宋末年的蒙元入侵、明末清初的大兵禍等等，自是不免的。這裡主要是指水對於成都的發展弊少利多這一點而言。儘管就城市而言，因水而興，因水而榮，因水而困，因水而發，是水作為一柄雙刃劍的天然性使然——因而城市建設穩步發展的前提下，它獲得了一種相對的繁榮。
二江環抱成都的格局，不僅對滿足人們的生活用水有極大的幫助，有利於改善民眾個體的生活質量，更是便於成都與外界的交通。尤其是在清代以前，成都的貨物、客商大量通過二江接峽路水道出川，遠銷或遠走江南，進而遍及全國各地。不特如此，還由此生出了類似於現今的經濟發展及游賞消費增長點，即沿江的游賞娛樂，沿江形成的一些制箋作坊，沿南河而形成的許多制錦、濯錦作坊，為刺激成都經濟的發展、繁榮成都文化做出了不小的貢獻。成都的游賞之勝，已見前述，城內有解玉溪通過的大慈寺等地，在唐宋兩代是游賞勝地。就是沿江兩岸也多有賞樂之地，其中尤以錦江（南河）及其支流浣花溪一段在歷史上最為引人注目。
傳說唐代冀國夫人四月十九日看見一位跌到污泥中的和尚，她幫他洗僧衣，於是頃刻間便百花滿潭，因而浣花溪一名百花潭。繼而從後蜀開始，每年四月十九日就成了成都盛大的民俗活動「大游江」，掌成都的宋祁形容此日是「浣花泛舟，滿城歡醉」。史學家、新津人張唐英對此作了較為詳盡的記載：「龍舟彩舫，十里綿亙。自百花潭至於萬里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有白魚自江心躍起，變為蛟形，騰空而去。」（《蜀檮杌》）而任正一《游浣花記》更是極寫游賞的盛況，滿城士女「泛舟浣花溪之百花潭，因以名其游與其日。凡為是游者，架舟如屋，飾以繒彩，連檣銜尾，蕩漾波間，簫鼓絃歌之聲喧哄而作。其不能具舟者，依岸結棚，上下數里，以閱舟之往來。成都之人，於他遊觀或不能皆出，至浣花則傾城而往，里巷闃然。自旁郡觀者，雖負販芻蕘之人，至相與稱貸，易資為一飽之具，以從事窮日之遊。府尹亦為之至潭上置酒高會，設水戲競渡，盡眾人之樂而後返。」（轉引自《成都文類》）百花潭至萬里橋的長度，有數里之多，可見遊樂人數之眾，岸上船上互相映襯、民眾官僚共同遊樂，極一時之盛。至於說窮人在這一天哪怕借貸也要遊樂，恐怕我們今天也能在成都看到這種場面。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種「寅吃卯糧」的方式自然還有刺激消費、促進生產的意味。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況下，「寅吃卯糧」的消費方式自然不可能制度化。這等盛況只有在唐宋經濟繁榮的成都才能得見，後來的成都雖然亦有游賞之樂，但此等鋪張之盛況卻是難以再來。說明遊樂之盛與經濟文化的繁盛消長的關係是互動的，游賞娛樂固然刺激經濟的發展，但經濟不繁榮，游賞娛樂就失去了難以支撐的物質基礎。
不用問，浣花溪有這樣的游賞盛況，必然引起「好事」的文人們的歌詠，倘若沒有他們的「好事」，不僅浣花溪的一切無跡可尋，而且你涉足浣花溪時絕沒有蘊藏人文遺跡的歷史感。如果那樣的話，古人在浣花溪的游賞情狀就是完全的「事如春夢了無痕」，同時一座城市因少了這些人文景象，而失卻了它應有的份量和看點。杜甫前後兩次居住在成都近四年，而其居住地所毗鄰的便是浣花溪，因而詠歎浣花溪的篇章是不少的。四年之中，據粗略統計，杜甫寫詩260多首，其中田園、山水詩不下百首，而寫浣花溪的就有近40首之多，佔其田園、山水詩的近半數。這對時常想「致君堯舜上」的詩人來說是個真正的意外，說明成都相對安定的生活及獨特的風光，使得終日愁眉苦臉的老杜大發歌詠田園山水風光的雅興。而杜甫之寫浣花溪，築草堂，詠歎浣花風物之美，為後世游浣花、懷草堂、吊老杜的人留下了憑借之資。浣花溪一帶由四月十九日之遊賞浣花，而擴大到憑弔杜甫，欣賞草堂，儼然而成旅遊區。以致後來，游浣花溪的盛況讓位於人們到此憑弔草堂。我手中有一本李景焉選注的《歷代浣花詩選》，載詩161首，除了40多首杜甫寫浣花的詩外，大多是後人悼懷他及草堂的作品。浣花溪隨時間的推移，越到近代，注意的人愈加減少，這固然有老杜魅力勝過它的地方，更有一層原因是，愛老杜的人多文人，文人能寫，而愛山水的一些普通人則未能表達出來，史籍不載，因而浣花偏少，而草堂偏多。當然最壞的原因是，隨著浣花溪的污染越來越嚴重，浣花溪失去了往日的風采，這才是奪其性命的根本。
設若只有環成都之二江散發出相應的魅力，那麼成都的格局，便不是被二江環抱，而只是環二江之濱發展。這樣就會使成都城址發生變化，比如靠近今展覽館、後子門、青龍街及北較場一帶就不可能取得良好的發展，大小二城的交結及其城址，就只有遷徙而沒有繼續存在的理由。由於成都古時號稱「陸海」，沮洳沼澤之地甚多，除了稍後李冰所穿之內外二江（後被高駢改為今道），在城內亦是溝渠縱橫，達一百多條之多，從今日尚存之眾多橋名如青石橋、桂王橋、高昇橋、三洞橋、玉帶橋、半邊橋、落虹橋等已不難偵知，而城之西面、南面分佈著「七星橋」。加之後來韋皋鎮蜀開解玉溪，白敏中執掌成都疏浚金水河，使得城市內部的渠道更加暢通成為可能，更為實質的是，由此拓展了新的經濟增長區域。比如唐玄宗敕建大慈寺，使得成都東郊逐漸繁榮，加之由西北引內江水入城，鑿解玉溪，經城中斜向東南至大慈寺，而稍後白敏中於城中所開的金河，亦在大慈寺一帶與解玉溪匯合，於東郭附近又流入內江。因此才有唐宋兩代大慈寺的繁榮，也才有《歲華紀麗譜》所言的「暮登寺門樓，觀錦江夜市」。
自然，解玉溪、金水河這樣的城內河道，對綜合發揮城市的作用是很大，諸如可供城中用水如消防、排污——當然更為先進的做法是，大慈寺僧眾多達八千至一萬人的時候，其大便即可通過金水河運到糞草湖街，再轉運其他地方，而最終成為農民的肥料。大抵是可以據此與農民以物易物如柴草，或許可以賣給他們，總之不會無償運送——汛期防洪、行舟運柴米入城區等。往更深處想，還可以美化生活環境。
而高駢之改原李冰穿二江形成的今天府南河格局，一方面減少城南洪水時期的壓力，因為此前二江平行流經南面，且相距不遠。另外彼時最要緊的是提高了成都抵禦外敵入侵的能力，這與高駢築羅城聯合起來，使得成都城的守衛能力大大加強。自高駢之後，諸多執掌成都的人，都把解決成都城內水道淤堵問題當作自己的首要任務，因為它的通暢與否，事關民眾的日常生活、城市的建設及其發展。宋代王覿將城中的兩條干渠，東行分為四大支，分散於居民區中，便利用水及防火。遇有暴雨洪災，則可在引水處將節制水槽打開洩水，那麼城中所有溝渠的水位便能保持不氾濫成災的正常狀態（吳師孟《導水記》）。
成都環街大渠的疏浚工作按例是每年初春進行，但由於並沒有形成不可更易的制度，因此到成都知府席旦來組織疏浚的時候，他將淤泥堆在渠道上，被農民當作肥料拿去肥田了；而當其孫子席益知成都府的時，河道又淤塞了，該年瘟疫流行，死亡不少。後來他採取他祖父的整治河道的方式，並且將要經常疏浚的渠道及其地段，用地圖的形式繪製下來，加以刊印，以便留給後來治城內水道的人參考（席益《淘渠記》）。此後尚有明代劉侃、清代項誠等都曾大力注意城中水道及其排堵問題，但似乎還沒有完全變成今日之下水道，因為明水道的淤堵尚費事不少，在技術沒能達到之時，即便能用下水道之法，也是不能解決其堵塞問題的。
現在我們當然解決了下水道問題，但成都卻處於缺水及水質嚴重污染之中，過去泛舟府南河，因而溯游浣花溪的美事，不知何日得以重現？而這一切必須仰賴於我們對於府南河的生態性綜合開發利用，以環境之美化為第一要務。否則我們真是對不起有一個偉大而歷久彌新的都江堰工程，對不起我們古人曾經卓越，且至今仍放光芒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