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們為何克制自己的肉體，時間是那樣漫長，那樣的久遠？
——約翰·鄧恩
農業社會的作息時間
「上帝保佑您，快走吧！」
這是一位在中國的傳教士所下的逐客令，因為他經常面對一些像這樣的來訪者：對信教並無興趣，卻滔滔不絕，不知疲倦，說個不停，問個不休，意識不到時間的流逝，卻整天整天地來他那裡耗著。依我們的猜測，去他那裡耗著的人，要麼是無業遊民，要麼是有閒階級、紈褲子弟，間或說不定也去一些有點好奇心的農民。而這些有時間去那裡耗著的農民，如果他的品德是勤勞吃苦的話，那麼他一定處在難得的短暫的農閒期間。
農閒，是大多數中國人甚至包括非農業人口，對時間的一種認定方式。這種認定方式，雖然從階段性來看較為準確，但對於時間的界定卻是模糊的。在古代的農業社會，作物的生長週期決定著農民的生活規律，也就是說從耕作週期的開始到結束稱為一個「農年」，而這個「農年」之後尚有些時間因氣候或其他地理條件限制，不能做野外耕作的事，就被稱之為農閒。而「農年」完結之時也因各地地理氣候及其他風俗，而並不相同，而且就是同一地今年「農年」的完結也與去年並不完全重疊。因此「農閒」並不是一個絕對準確的時間概念。因為室內所做的事如編織家用品等都不是農活，而有編織的活也不是無限度的，這就說明對於辛勞的民眾來說，確有農閒可言。除非集市興起，可以拿去以物易物，或者直接換錢。這樣就使得農民的農閒時間縮短，但是商業社會的興起，直接導致的社會分工，將會使人們通過從事自己的勞動而獲得非自己勞動的產品，滿足自己日益多樣的需要，從而既可以使人們擁有比此前更多的閒暇，又因而使生活變得更有質量。
從鱉靈開始，玉壘山一帶的水勢得以整治，成都平原的水災得以大大緩減，而蜀守李冰率眾修成舉世聞名的都江堰，使得整個成都平原成為灌溉農業的典範。經過逐步的發展，成都成為水旱從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國。水旱從人，對於靠天吃飯的農民來說，簡直就是夢中的理想，但對成都平原地區的農民來說，卻是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實。灌溉農業的最大特點便是適宜於水稻的種植。法國年鑒學派史學巨擘布羅代爾認為，水稻最初種植，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經海道和陸路被介紹到中國（但民食政策史研究專家馮柳堂認為，中國自古就有水稻，見馮著《中國歷代民食政策史》，對此我不能同意）。「隨著水稻的推廣，中國生活的重點完全顛倒了過來：新興的南方代替了歷史悠久的北方」，而接受稻穀種植「是獲得文明證書的一個方式」。
我認為布羅代爾的推斷是有道理的，因為水稻的產量可以養活更多的人，所以秦滅巴蜀徙萬戶到成都，並沒使成都感到養活人的壓力，儘管當時成都的水稻種植的單產量並不高。但便利的灌溉，以及來自石質地區的水，含沙量較小，有利於水稻的生長，確是個無可否認的事實。而便利的灌溉，使得成都地區的水稻種植所需勞動力和勞動日，明顯低於其他那些水利灌溉不甚便利的地區，加之土質肥沃，使得水稻單產量也較高。以相對較少的勞動力和勞動日獲得較高的收益，這就使得閒暇較多，便於剩餘勞動力轉向工商業經營。而工商業的經營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改變農業社會裡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使人們通過商品交換而進行頻繁的交往。
誠然，在古代社會，農民對時間的支配並不是我們現代人所想像的那般自由。不只是統治者不可能使農民輕而易舉地獲得其所需的物質，或者自由地遷徙；另外由於獲取個人所需物質的大部分來源，或者是作為佃農依附於地主而租地耕種，大多仰賴於小農耕作，或者偶爾的集市交換，在最原始的意義上互通有無。也就是說，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中國漫長的農業社會裡極有市場，表明農業在中國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正如學者許倬雲所說：「中國人好像一旦踏上了農業路，就再也沒有背離過。進步和變革時有發生，但是農業在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中始終保持著至高無上的地位。」（《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這種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成都也不例外。
儘管農業如此重要，但有關農民每日花在耕作上的時間，包括官員們在農業社會裡為管理地方事務所需的工作與休息的時間，我們史書記載的卻是少之又少。這與我們的歷史記載中沒有真正的個體關懷有涉，因為在他們看來，辛勤勞作是如此值得提倡，以至於可以忽略作為工作之一部分的休息。加之史家歷來認為這種記載瑣碎而不具備其可資利用的價值，與那些風雲際會的大人物、大場面相比，實在無足輕重，因此要寫出活中國包括活成都的歷史，其困難之大，便不難想像。
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一點使人振奮的根據都找不到。一方面，整個社會的時間安排都是圍繞著農業而制定的，比如拿今日來看並不算精確的二十四節氣，靠二十四節氣的週而復始，配以天干地支來達成人們在時間觀念上的循環往復。這和西方公歷年向前行進的時間觀念透露出來的哲學觀念有著質的差別。另一方面，每年立春的前一天，地方官員要象徵性趕一下耕牛，以告示漫長的冬天的結束，以及新一個務農季節的到來。而皇帝也會選擇春季裡一個美好的日子，象徵性地親耕，以顯示農耕的重要性，便於給萬民垂范。同時提示人們「耕之本，在於趣時」（《氾勝之書》）。而在成都，如每年都江堰的放水節，是對成都農業影響至為重要的節日，因此每年清明的放水節堪稱盛況空前。這也就是說，農業社會的勞動和休息時間，有很強的官方和民俗意義。一般說來，古代農業社會中的成都，圍繞著成都城而生活的鄉下人，都是起早貪黑地在地裡勞動，而在夜晚，如果消費得起燈油的話，婦女們一般會紡紗和織布中度過。
而在實行集體農業的區域，或者是地主大規模僱傭而非租賃給佃戶種植的地方，宋元時期的四川包括成都地區，多用「農鼓」和「漏壺」來計量勞動和休息的時間。元代農學家王禎曾在《農書》裡說：「薅田有鼓，自入蜀見之。始則集其來，既來則節其作，既作則防其笑語而妨務也。其聲促烈清壯，有緩急抑揚而無律呂，朝暮曾不絕響。」詩人蘇軾對此亦有較為詳細的記載，作為蜀人，他的記載更含有親歷的成分，其家鄉風俗「歲二月農事始作，上月初吉谷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眾。擇其徒為眾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眾。」（《東坡集》卷三十二）這一指示時間的習俗最適合集體勞動時使用，利於勞動中加快速度而不覺疲累，故在包產到戶前的廣大四川農村地區仍有保留，我也有親身體會。
如果白天的時間，對農業社會的人們來講，多半是勞作（不管是辛勤還是懶散）的話，那麼人們對它的享用還有相對的公平。而夜晚對於人們來說是並不公平的，除了有能力燒桐油、菜油、煤油之類來照明的家庭，能夠享受夜晚的些微生機外，其他的人只能沉入茫茫黑夜之中，變成單調枯燥的上床休息，即便他們並不想馬上就休息，但黑夜逼迫他們只能做出這個唯一的動作。當然另有一些家庭手工業者，點上桐油並不是為了享受夜晚的靜謐與閒暇，而是為了在白天的勞作之外，繼續找一種利用夜晚進行繼續勞動以補貼家用的方式，而婦女們通常是在手搖紡車的嗡嗡聲中，度過漫長的夜晚的。在一些特定時段，婦女們的勞動強度加大，「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漢書》）。也就是說一到冬天，農村婦女就聚集在一起日夜紡績苧麻，一個月要做相當於四十五天的工作，一天等於一天半，這就是夜晚純粹給搭上了，沒有什麼休息時間，可見其勞動強度之大。而一個婦女每天所紡的精細麻紗僅一二錢，如像馬王堆那塊約二十三升的苧麻布，需要花費一兩年的時間，由此不難想見苧麻布在彼時的金貴。四川蜀郡的麻布在西漢時就已經是四川的名產，《鹽鐵論·本議篇》就曾將「蜀漢之布」與「齊陶之縑」對舉。不難想像成都地區的婦女在漫長的冬夜之辛苦程度。
當然就前述內容來看，這些織錦的大抵都帶有奴僕性質，奴僕的勞動時始終是最為特殊的，自由民與他們的勞動和作息時間有不少的區別。但在農業社會裡，隨著土地的高度壟斷，奴僕在地主莊園中給其耕種，以獲衣食的事也不在少數，手工業的發達，官方的作坊和手工業主的作坊，同樣需要僱傭一大批勞動力，以從事各種不同的工序之工作，因此這樣的人也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的勞動和作息時間的研究不可忽視。唐代詩人王建對此有一首《織錦曲》痛徹地描寫了成都織錦工人繁重的勞動，其中雖然告訴我們勞動與作息的具體時間，剔除詩人的部分誇張外，我們亦可隱約地做些推算：
大女身為織錦戶，名在縣家供進簿。長頭起樣呈作官，聞道官家中苦難。回花側葉與人別，唯恐秋天絲線干。紅縷葳蕤紫茸軟，蝶飛參差花宛轉。一梭聲盡重一梭，玉腕不停羅袖卷。窗中夜久睡髻偏，橫釵欲墮垂著肩。合衣臥時參沒後，停燈起在雞鳴前。一匹千金亦不賣，限日未成官裡怪。錦江水涸貢轉多，宮中盡著單絲羅。莫言山積無盡日，百尺高樓一曲歌。
從大的時間方面來看，被勒逼為官府織錦的女工，不得不按照工頭亦即「長頭」的旨意，冬天不停地織單絲羅，夏天辛勤地為宮廷織錦。從小的時間來看，錦工每天要工作到深夜，倦了只有斜靠在機台上休息片刻，髮髻弄偏了，束髮的釵快掉到肩上，顧不上收拾，仍要不停地織梭。而且最終是「限日未成官裡怪」，這就說明趕時間，在織錦戶來講，是家常便飯。宋代成都的地方官向匠戶攤派織錦任務，限期完成，織工不得不連夜加班趕造，以至於弄得「燃膏繼晷，幼嫗竭作」的悲慘景象。
也許按我們尋常的邏輯揣度，這種焚膏繼晷、夜以繼日而辛勤勞作的生活，確是盡早結束得好。但我們也實在找不出一種替他們另謀生活的方法，因此對於官府禁止夜火，而不讓織戶點燭的做法，也會像織布一樣怒火填膺，在這裡工作是重要的，休息變成了一個他人的動詞。《九靈山房集》中有一首控訴「火禁」的詩，可以拿來一讀：「成都婦，何太苦，官家火禁猛如虎；夜長不得秉機杼。就中小姊最堪憐，箔蠶已老雪團團；欲繅新繭為匹帛，有燭當窗不敢燃。」這是元朝的官吏對民間絲織業的禁壓。如是觀之，農業社會的夜晚肯定比工業社會，當然更比現代的信息社會要漫長。這種漫長並不只是物理時間作用的結果，同時也是心理時間附屬作用其上的顯現，而對織工來講，漫長的夜晚便是漫長的折磨，漫長的勞役給人永無天日之感。
如在漫漫長夜不得勞動，那麼他們又怎樣生活？因而無論是休息還是工作，漫長的夜晚對農業社會中的人們都是一種折磨。固然，在電燈發明之前，官方曾在某些要道口用燈籠設天燈，以便路人，同時也給整個都比較黑暗的夜晚一點亮光，故而與上南大街北口接壤的就有天燈巷作為街名。就掌握的資料而言，南接紅石柱橫街東口，北至中東大街東口的義學巷，因清代有人在此興義學而得名，同時這巷東尚有豎指禪院，有庵名豎指庵，此處有天燈通夜照明。
而電燈的發明是對夜晚時間觀念的一個巨大挑戰，是對人們潛在能量的一個不容忽視的釋放，也是工業社會不同於農業社會最為顯著的標誌。因為明亮如晝的夜晚——同時可以自行控制開關，增加一種選擇餘地，白晝黑夜彷彿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人們遊樂享受，是很容易不知東方之既白的，那種只能沒入黑夜的單調枯燥苦挨時間的方式，其人生質量自然是不能與之比肩的。
當然，成都人既愛玩耍，又生性奢靡，那麼夜晚必不能久困他們，尤其是唐宋兩代成都經濟文化的急速繁榮發展之後，在一些重要的場所，人流出沒較多的地方，官家設立了燈籠用以照明（清末有電燈之前為馬燈、油壺照明），似乎在財政撥款中設立了膏火費一項。或者鼓勵商人們聯合起來自行解決照明問題，以便在該地搞經營，進行交品交易，終成夜市。
《成都志》中載有關於夜市的古詩：「錦江夜市連三鼓，石室書齋徹五更。」（轉引自祝穆《方輿勝覽》）祝穆是宋人，其所載的《成都志》夜市的情況，應早於宋代，證明唐代成都即有夜市存在。當然到了宋代後就更為普及。田況有《七月六日晚登大慈寺閣觀夜市》詩作記載彼時夜市情景，兩位在成都生活過的詩人，范成大和陸游亦對此有記載，前者說：「東郭風喧三鼓市，西城石洶二江濤」（《石湧居士詩集·前堂觀月》），後者有：「明河七夕後，倦馬五門前。小市燈初鬧，高樓鼓已傳。」（《劍南詩稿·七月八日馬上作》）而《歲華紀麗譜》也記載：「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設廳，暮登寺門樓，觀錦江夜市」。這就說明，有案可稽的成都夜市，有錦江一帶、大慈寺、五門亦即得賢門附近，而且一般說來，這些夜市大多要交易到三更時分。
像大慈寺的夜市，既有官方的倡導，又有民俗的吸引，商品交易固然旺盛，商人們還是極其辛勞的。但官員們不大相同了，他們在七夕（或者如田況在七月六日）這晚登樓賞月，用公款大宴賓客，確實糜靡費不少，「其（師）〔帥〕府監司，七夕率皆登臨宴飲，無復忌憚，吏民聚觀，不可以訓。」（《宋會要輯稿·刑法》）因而宋朝統治者曾下令禁止，但並不奏效，因為在官吏荒唐的宴飲中，這種夜市確實有其民眾和商業基礎。在農業社會裡，這實在是難得對付漫漫長夜的一種良策，愛玩的成都人哪能讓其輕易廢掉呢？及至清末，成都夜市更盛，近人徐心余在《蜀游聞見錄》裡說：「雖無大宗交易，而每夜銀錢出入，尚有千餘金。」可見夜市對成都人的生活影響日漸擴大。
可以肯定地說，成都周邊地區由於地理氣候諸多條件的優越，加之灌溉農業的發達與完善，人們花在同樣單位的農作物所需要的時間和勞動強度要比其他惡劣地區少得多、小得多。加之成都地區通往外省的交通條件歷來不是十分便利，而彼時簡單的交換、販賣等小型流通商業，又不足以使農田作物及其產量的改進成為具有內在動力的必然。換言之，無論是成都城內還是其周邊地區，由於上述諸多因素，人們餘裕時間相對較多，這必然誘發出人本能上的娛樂戲耍的本性，再者農副產品的豐富，必然帶來釀酒及其相應的吃喝玩樂的盛行。因此在中國很多地區還尚待開發的時候，班固已在《漢書》裡對與成都相連的廣漢郡的人情風俗做了描述，而此地與成都是如此之近，兩地幾乎沒有什麼差別，因此用廣漢的資料作為對成都的分析，也是有相當的適用性的。從地理物產上看是「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如此好的條件，民眾自然是不知凶年饑荒為何物，即所謂「民食稻魚，亡凶年憂」，其個性中便少有愁苦之色，這甚至成了一種習慣，「俗不愁苦」。如果我們在一定條件下同意人是環境的動物的話，那麼這些人的言行輕率（「輕易」）、貪圖享樂（「淫泆」）、體格矮小而生性懦弱（「柔弱」）、心胸不夠寬廣且容易自足（「褊厄」）等等，便不會顯得那麼突兀。
也就是說，成都這樣的地理氣候條件所造就的與其他地方作息時間上的差異（儘管在農業社會的總體差異不會像今天這麼大），固然有經濟學的意義，如通過對某人或某些相近的群體的工作和娛樂比例分析，來判定其給予社會和向社會索取的一個指數，同時還可以運用福利（Welfare）等於薪金（Wage）除以工作（Work）的公式來分析其在社會中的位置及其生活質量。但是另一方面，這也鑄就了成都人的性格及其相應的文化風尚。其時間上的餘裕所帶來的商業性和民俗性節日及其他遊玩時間的增多，無疑對成都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今日成都人——儘管多半是因為明末清初的戰亂而從外地遷入成都的人的後裔，而非此前之「土著」——與班固所描述的彼時之成都人的性格風俗沒有多大區別，由此不難看見，環境所帶來的諸如民情風俗甚至包括作息時間與他處的異同，其影響不可謂不巨。
遊樂與工作
我們現今常批評成都人工作像玩樂，玩樂就是工作，將兩者混淆在一起。其實這並非今日成都人的「獨創」，追流溯源，實在有其來由。成都人的閒適是很有名氣的——比如說成都人平均的起床時間可能是全國最晚的，街巷中步行的速度是最慢的，茶館的營業時間可能是最長的——這種名氣從古代即已傳開。這裡蘊含一個相當簡單的道理，就像飽暖思淫慾一樣，物產的豐饒，生活的相對穩定，必然給該地的人民個性、民俗風情諸多方面帶來極深的影響。
歷史上，唐宋兩代是成都最為興盛的時代，繁榮的經濟和豐富的文化，最能見出許多與今日成都相同的遺脈。宋代佚名所著的《歲華紀麗譜》（一般認為本書系元人費著所著，但我贊同謝元魯的考證）一書開篇辟首即斷言：「成都游賞之盛，甲於西蜀，蓋地大物繁而俗好娛樂。」換言之，西蜀大地都有游賞之俗，而成都為最，游賞在成都有著相當的物質和群眾基礎——地大物繁和俗好遊樂兩者缺一不可，只有其中任何一點都不可能形成大規模的游賞盛況。北宋呂陶說：「夫蜀之四隅，綿亙數千里，土腴物衍，資貨以蕃，財利貢賦率四海三之一，縣官指為外府。」（《淨德集·成都新建備武堂記》）由此不難看出，不特是成都，就是成都周邊地區，亦是非比尋常的富庶，同時也就形成了一個以成都為中心的物質與文化的繁盛地區。更為關鍵的是，「既富且庶，役寡賦輕」，因此「古為奧區，今猶壯觀」。於是「俗尚遊樂，家多宴樂」，這就是宋人劉錫在《至道聖德頌》裡所描述的成都景象。以至於清代學者紀曉嵐得出一個頗富總結性的結論：「成都至唐代號為繁庶，甲於西南。其時為之帥者，大抵以宰臣出鎮，富貴悠閒，歲時燕集，寢相沿習。……其侈麗繁華，雖不可訓，而民物殷阜，歌詠風流，亦往往傳為佳話。」（《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歲華紀麗譜》提要）
紀曉嵐總算還解風情，雖然也要說「侈麗繁華，雖不可訓」之類冠冕堂皇的官僚廢話，但他終究要說「歌詠風流」「往往傳為佳話」這樣的文人評語。而且他更看到了一個顯著的事實，那就是在唐宋兩代，因成都為富庶之地，出掌成都的人多是政壇上的重臣，可見成都之重要。當然作為形成成都風俗民情的要件之一便是這些執掌成都權柄的人，有著「富貴悠閒，歲時燕集，寢相沿襲」的心態和做派。此種榜樣之作用，其力量真可謂無窮，我們不妨以一個事實從側面切入。
大抵在1056年8月，朝中重臣聽說仁宗皇帝要用一位本來就喜歡遊樂的著名文人——宋祁去執掌成都的權柄，反對的人非常多，其中尤其宰相反對最為猛烈。宰相的理由是：「蜀風奢侈，祁喜游宴，恐非所宜。」意思是說，宋祁的個性有太多與成都相合的地方，去了將把成都人民「教壞」，自然這裡面含著成都的繁盛對宋祁的「軟化」。但是仁宗皇帝不信這套，似乎相信宋祁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最終，當然還是宰相反對得有理，宋祁在成都奢侈過度，過著神仙的日子，其舉動聞名於朝廷，因而數次受到台諫的攻擊。像宋祁這樣在成都奢侈過度，自然不足為怪，成都有其奢侈的物質基礎，而他本人又有奢靡的愛好，在成都當然是如魚得水。不過由於他經常受到攻擊，因此兩年零兩個月（1056年8月至1058年10月）後便被調走。古代當官走的是開科取士的道路，因此凡是當官的都能寫幾句詩，尤其是詩歌寫作還被作為考題的時候，就更是如此。不用說，宋祁自然一邊做官，一邊吟詩作賦，面對成都這樣的美景及繁盛之地，更是不能無詩以記。當然他的詩中在他看來最為切要的無非是：「此時全盛超西漢，還有淵雲抒頌無？」（《成都》）物質和文化上的繁華超過西漢已經很多，怕的是沒有揚雄、王褒這樣的「歌德」高手來給盛世唱讚歌。此中已然透露了宋祁喜粉飾、重遊樂、好燕集的本性，看來別人說他來成都「恐非所宜」，也並不全是誣枉之辭。
無論是到成都當知州還是當督撫，喜歡遊樂燕集的，宋祁既不空前也不絕後。薛奎就曾因喜好春遊，作了十章詩歌《何處春遊好》來讚美成都的春天之繁麗之生機勃勃，因而自號為「薛春遊」，像這樣不避貪玩之名聲的地方行政長官在其他城市是相對較少的。這個薛奎，有意思得很，最擅長入鄉隨俗，在某處當官或者在某個職位上當官，他因表現而獲得的綽號是不相同的，其表現似乎判若兩人。比如他在開封府的時候，以嚴格治理開封諸事著稱，即所謂「權知開封府，為政嚴敏，擊斷無所貸」（《宋史·薛奎傳》），因而人稱「薛出油」。一個人在不同地方當官，所用的方法竟然截然相反，不能只武斷地說薛奎善變，這也是時勢地理、人情物理相去甚大之必然。成都之好遊樂燕集，不只是一個民俗風情的問題，所謂「違之則人情不安」。薛奎或許非常用心地研究了這點，當然也可以從旁驗證成都對一個人潛在慾望的激發與改變。
事實上，成都如果不遭逢大的天災人禍，繁榮是有先天基礎的。如有宋一代，成都發生大的水災共七次（996年、977年、1135年、1137年、1172年、1217年、1233年），亦偶有地震，間或有農民起義，這些都對成都的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有著一定的負面作用。但有宋一代，整個成都的繁華是不爭的事實。進而言之，即便是面對一片廢墟，成都的復建能力也是極強的，這可以在清朝前期的成都重建與開發中得到印證。這其中原因固多，但地理氣候之類的自然條件不可低估，譬如土壤肥沃、耕作技術高、水旱從人（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灌溉農業比較發達等，同時還有雖經毀損而並不曾完全斷絕的文化遺風，這些都是成都得以近三千年不遷址且繁榮不衰的內在因由和基本動力。
有這樣的物質和文化基底，在繁榮的唐宋兩代多幾個像宋祁這樣「號召」士大夫和民眾——自然是有一定物質資本的民眾，廚煙不繼是斷不會去遊樂的，當然這種人在成都相對其他地區較少——遊玩燕集的人，也是並不奇怪的，儘管也有不少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其實宋祁好燕集遊樂的生活方式，只不過是承襲了他的成都前任的作風而已。如在1026年至1028年、1048年至1050年分別執柄成都的薛奎、田況，便可算是帶頭「號召」成都人民群眾遊玩的高手，儘管他們也並非開創遊玩風氣之先河的人。
當然，我們不能具體找出一個倡導遊樂風氣的長官，來作為此種風氣的「發明者」，以便給他獎賞。據《歲華紀麗譜》裡記載：「凡太守歲時宴集，騎從雜沓，車服鮮華，倡優鼓吹，出入擁導，四方奇技，幻怪百變，序進於前，以從民樂。歲率有期，謂之故事。」可見在田況、薛奎、宋祁們之前，遊玩宴集已形成了一種風氣，定期定程序，已經「謂之故事」。而且我們知道，太守是秦代至隋朝的官，後來已廢。因為作為一郡的最高行政長官太守所執掌的「郡」不再作為地方行政區，所以太守已然不再是正式官名之稱呼，只不過是習慣上作地方府和州級行政區最高長官的另一種稱呼。如果我們尊重歷史事實，隋代以後便沒了太守之類的正式官職，那麼上述記載就表明，成都遊樂風氣已久，至少可遠推至隋代以前，而且有一地最高行政長官帶頭「號召」遊玩，可以反證班固《漢書》裡對彼時成都地區人的習性的描述與評價。倘使上述記載並不是對彼時成都最高行政長官的稱呼，而是對唐代以後執掌成都權柄的行政長官的習慣性稱呼，那麼至少也證明是「第一把手」在「號召」大家遊玩這一事實。而這一點對於我們這個道德（當然大部分是偽道德）至上的國度不啻是一種挑戰，因為從農業社會的角度看，我們強調的是官員象徵性的春耕季節趕一下牛，在春季放水灌溉農田的時候放一下水，在久旱的年份帶著一地的大小官員祈一下雨。
我們似乎可以順理成章地得出一個結論：唐宋兩代執掌成都權柄的官員在冒天下之大不韙，與傳統的官員形象作對。事實遠非如此簡單。前述的「以從民樂，歲率有期，謂之故事」，並非全是虛假之托詞。「以從民樂」，是因為成都不少的民眾尤其是士紳階層衣食相對較為無憂，有喜好遊樂玩耍的習慣，「以從民樂」就不只是入鄉隨俗的問題，就是從現代意義上講，法律中的自然法也是由此而來的，也是真正的法律得以本土化的基礎。這說明「以從民樂」除了掩飾統治者自己驕奢淫侈的目的外，確有相當的「民意」基礎，不能不給予應有的尊重，自然我們不能拔高古人，說他們達到了這樣認識事物的高度。如此一來，行政長官的「號召」就與成都人古來即貪玩好樂的稟性結合了起來。「歲率有期」，說明成都人的遊玩和成都行政長官的「號召」既有不違農時之處，又有利用閒暇遊玩的意識，其遊玩的時間相對較為固定，就形成了類同一定時間的「節日」。從正月元日至冬至日，成都衣食無憂的人「節日」不斷，有的是地方行政長官倡導，有的是百姓自發而成。總之，眾多的人參與，從而形成的遊樂宴飲之風以至終年不絕。
城市隨著自身的擴大，人口的增加，功能也就越來越多，人們需求的多樣，包括在數量和質量上的激增，勢必需要城市的功能越來越完善。人們更多的需要刺激了商業的發展，商業的發展也刺激了人們更多的需求，同時使農業生產與商業的發展愈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商業發展與農業生產的互動。如此一來，就使得成都地區的廣大農民和小手工業者，通過這種「歲率有期」的遊樂活動，更好地利用農閒來進行這種生產和交易相結合的活動。不僅將自己生產的剩餘產品販賣出去，換回自己所需的物品，更重要的是從遊玩與商業交易勾連在一起的活動中，獲得了比農業生產中更大的利益。因而我們才在每年不停的娛樂活動中，尤其是每年正月元日到四月十九日浣花夫人誕日的遊樂中，看到了關於蠶市、藥市等大型商業性買賣活動。
在蠶市、藥市、花會其間，除了養蠶人賣蠶，醫人鬻艾，道人賣符，花農銷花，官府賣酒（宋代實行酒類專賣），還可以方便農民們來買農具。可以說這樣由官方「號召」或者民間組織官方相助的商業性遊樂活動，似乎有點類似今日之「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各種「某某節」，只不過彼時是遊樂甚於商業，不存在過於明顯的經濟目的，遊樂的氣氛自然還非常強烈，文化意味比今日濃厚得多。可見宋代的蠶市、藥市的遊樂活動，內含有大規模的商業交易活動，對成都文化與經濟的繁盛是必不可少的。
強調遊樂活動對成都的必要性，並非出自田況、薛奎、宋祁這樣喜歡遊樂、隨時燕集的官員之手，而是史稱為政簡易，以一琴一鶴自隨，匹馬入蜀，兩次執掌成都的趙抃在《成都古今記》裡所闡述的。由於王安石頒行市易法，讓官府出本向商人貸款，並根據市場情況向商人收購或出售貨物，以此控制商業貿易；與此同時又實行酒類官府專賣，因此「方遊觀時，人情懼然，減常歲之半」。這樣就使得各種收入減少，而彼時宴會和贈送過往官員的費用在成都地區又無度增加，反而造成了成都發展的萎縮。所以趙抃指出：「譬之巨人以狹衾寢，覆趾則露肩，擁左則闕右，甚可笑也。今盤饌比舊從省，樂、優之給亦復過殺，設遂廢之，則非天子所以付畀一隅、惠保遠人之意。而小民之鬻餚果者，旦營暮供，藉以為養，此游宴之不可廢也。」（轉引自《歲華紀麗譜》）這就像明代地理學家王士性在論述杭州西湖作為旅遊勝地時所說的一樣：「遊觀雖非樸俗，然西湖業已為游地，則細民所藉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時禁之，固以易俗，但漁者、舟者、戲者、市者、酤者鹹失其本業，反不便於此輩也。」（《王士性地理書三種·廣志繹》）
設若我們排除趙抃與王安石政見不合的因素，那麼兩次執掌成都的經歷，表明趙抃對成都如何保持繁榮與發展是有足夠清醒的認識的。他從兩面論述了成都帶商業性的節日遊樂之不可廢：一方面他從地方官的角度入手，認為天子交給臣下執掌一方，要保持穩定，「惠保遠人」，但要注到前兩點，經濟的發展與繁榮無疑是極其重要的。另一方面他又從細民百姓的角度著眼，說他們從早到晚，經營果品餚饌，供遊人食用，以此養家活口。並不十分喜好遊樂的趙抃於是得出「遊樂之不可廢」的結論，實在是讓人深思的。這說明田況、薛奎、宋祁諸人之提倡遊樂，雖然不無造成佚樂浮薄之嫌，但在客觀上是對促進經濟與文化的繁盛起著一定作用的。
更為重要的是，趙抃的言說中還包含著一些樸素的消費刺激生產的思想，其實這也切中了成都城市發展脈絡之一端，也從某種意義上暗示了成都今日仍是以消費為主的城市經濟格局。譬如「今盤饌比舊從省，樂、優之給亦復過殺」，則不能「惠保遠人」，便是這種思想的體現。因此凡是掌管成都的人，固然要依照成都的人情，即成都人的民俗習慣，更應該順著成都的物理，即自然條件及其氣候物產，來管理成都，才可能使成都獲得真正的繁榮。這應是農業社會治理成都的不二法門，因為成都交通不便，所謂群山四蔽，物產豐饒，地狹人多，具有強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特徵。在此種自閉的經濟形勢下，人們不可能將剩餘物品大規模地投入手工業和商業之中，也不可能將自己更多的投入花費在購置土地上（後蜀節度使田欽全在成都佔地一萬畝，像這樣大規模的侵佔，在前後蜀當然很多。但他們不是買賣的結果，而是權力侵佔土地的結果，不能用來作為支撐在土地上投入更多花費的觀點）。
在這等情況下，就只能刺激消費，擴大內需（成都地區自己周邊人群的消費），因而《宋史·地理志》中談及成都：「地狹而腴，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歲三四收。其所獲多為遨遊之費，踏青、藥市之集尤盛焉，動至連月。」換言之，人們辛勤勞作的累積，肥沃土地的賜予，只有自己想些辦法來消耗掉，那麼吃喝玩樂便是一種最好的方式，因此成都人尚奢好玩就不只是成都人的過錯了，也有自然條件的促成。因此韓琦在給張詠寫的神道碑裡就曾說：「蜀風尚侈，好遨樂。公從其俗，凡一歲之內，遊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為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而人情不安。」（《安陽集》）韓琦所說的正是趙抃在《成都古今記》裡告訴到成都為官者的技巧。這也是古代農業社會對於自然條件過分倚重的必然結果，一個城市的發展十分依靠自己所處的地理位置，受制於這個「天」就是必然的。
成都人這種在外地人看來，對「過剩」產品不健康的、不正當的、華而不實的使用方式，是可恥的、不能容忍的，也在中國幾乎所有的書籍中遭到一致的譴責。除開我們的消費傳統中對寅吃卯糧的方式不分青紅皂白的否定外，的確還在於整個社會有一個尚儉的道德傳統，從而形成了整個民族對奢靡之風排拒的集體無意識。我們固然不必完全同意馬塞爾·莫爾離經叛道的說法，「推動社會迅速發展的力量並非來自生產：奢侈風尚才是偉大的動力」（轉引自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我們要說，成都並沒有忠實地履行他這一論斷，但在農業社會，沒有擴大再生產規模的機會，「過剩」產品出川的運輸成本又較昂貴——交子的發明有多半源出於此，但交子又產生了新的問題，以後我們會談到——成都人的選擇餘地就非常狹小，奢侈成了他們唯一的機會成本。而這成本的風險就必然加大，進而影響到個人生活品質，以及整個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成都人好遊玩並不證明成都人的生活就不辛苦，蘇軾就曾在《和子由蠶市》詩中寫道：「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遊樂不知還。千人耕種萬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閒。閒時尚以蠶為市，共忘辛苦逐欣歡。去年霜降斫秋荻，今年箔積如連山。破瓢為輪土為釜，爭買不啻金與紈。」蘇軾這首詩的描寫對像寬泛為四川人，在一定程度上自然也適用於成都人。作為一般民眾來說，蘇軾所描寫的生活才是他們真實生活，即所謂「一年辛苦一春閒」，而且「閒時尚以蠶為市」，他們工作的辛勞程度可想而知。這至少表明，歷史是經官方和史家淘汰過的，因此成都人愛遊玩及奢靡之風被一代一代的好事者放大，在眾多文獻中反覆記載，而那些艱辛的勞作細節反而湮沒不彰了。這實在是歷史的宿命與無奈。
但蘇軾的詩卻在無意中透露了，一個成都人尤其是從事商業工作的成都人，工作與遊玩的秘密，即在一定的時間內，工作與遊玩是很難分清彼此的。這就在一定程度模糊了成都人在農業社會的作息時間——作息在我們看來，並不完全指白天工作晚上睡覺，還包括工作與休息是如何處理的這種觀念——使我們想遽然分清工作與遊玩的具體時間界限的企圖變得徒勞，就像現今社會中的作息鐘點對許多成都人並不起多大約束作用一樣。
詩詞中的成都市場
市場的形成固然是因商業的勃興，貨物交易的必要而發展起來的。現存的成都街道，大約還有七八十條能見出過去作為市場之所在，進行買賣的痕跡，譬如珠市街、鑼鍋巷、八寶街、白絲街、銀絲街、煙袋巷之類均是以市場或者作坊來命名的。倘若成都的市場形成僅限於此，那麼其獨特性便無法顯現，因為其他諸多城市的市場形成，也與此大同小異，並無什麼值得特別表彰的必要。但成都之不同，正在於它市場之形成，與成都農業發達後所形成的工商業發展有關，更重要的是與成都人愛遊玩，喜宴集，包括人們利用農閒將商業與遊樂一同付諸實施的特殊做法有關。
一般說來，綜合性市場比專業性市場發育要早，因為綜合性的市場內要分若干的行，而專業市場是由市內的行獨立分裂出來，專門組成專賣一種商品或主要賣一種商品而形成的。成都在後蜀時期便有米市、炭市這樣的專業市場，而炭市還曾被王建拿來處決犯人。當然，像這樣的綜合市場和專業市場，不獨成都有，全國其他發育較早的城市都會形成這樣的市場，這是經濟發展之必然。
但成都比較不同的是，有一些季節性的特殊市場如賣花果、蠶器的蠶市，賣香、藥的藥市，賣器用的七寶市，其他尚有扇市、夜市等等。這是唐代的成都，準確地說是唐僖宗年間的成都市場的情形。到了宋代，這些季節性特殊市場，更多變為季節性專業市場，甚至是每月都有，此類市場的性質是商業交易與遊玩享樂兩者兼而有之。細數下來，「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成都古今記》）。一位名叫慶余的近現代詩人，完全依照每月所舉行的季節性專業市場，用竹枝詞的形式寫了二十四首（每「市」兩首）《成都月市竹枝詞》，可見上述季節性專業市場，流風所披，影響之大。
當然形成這種季節性很強的市場，既需要民眾對農閒的掌握判斷，又需要商人和手工商業者依據每一物種由生長到成熟，包括加工成商品所需時間的概算。市場的形成都是他們長期經營總結的結果，比如蠶市在前蜀王建時期便頗成規模，「蜀中每春三月為蠶市，至時貨易畢集，闤闠填委，蜀人稱其繁盛」（宋代佚名《五國故事》）。因而這種季節性專業市場既有人為因素又有順應天然物理的一面。首先是便於經營者對自己主營或兼營的商品加以購置羅致、儲備運輸，在時間上符合這些季節專業性市場對時間的特殊而短暫的要求。復次便於消費者在相應的季節裡購買自己所需的商品，以便購買立刻就用或以備他時再用。當然有的東西也可不分季節地在綜合市場購買到，但其時鮮程度便大打折扣，而且因不合季節反而還比合季節性的購買要貴。不過有的物品也並不要求其時鮮程度，比如錦、香、扇、藥等，因而消費者參加這些季節性市場交易的時候，有不少人是為了參與一些和時令內容相符的民俗風情觀光，以及交朋結友的娛樂宴集。娛樂宴集自然是少不了詩酒流連，文人雅士徜徉其間，並以詩詞記之而留下佳話，而我們更看重他們詩詞中因歌詠成都市場而保存的文獻價值，從中看出民俗風情及其相應的社會學、人類學的意義，藉機明瞭時間對成都人進行商業交往的特別作用。
而天生就喜好遊樂的文人們，更是在遊樂之餘或者在市場上買到了自己的東西，或者在市場旁飲酒找到了快活，或者與好友一起尋花踏青，獲得了使人難忘的享受，等等。因而在游賞之餘，還有雅興將自己親歷的市場之點點滴滴描述出來，公諸同好，使得後人既可以從中賞析其藝術價值，學習作詩詞之技巧，亦可以從中窺見成都經濟消長的線索。這也許是文人們在獲得「百無一用是書生」酷評後，另一種意想不到的小用途吧。當然，歌詠各種市場的有很多是官員，有的甚至是被稱為「遨頭」的太守或地方最高行政長官。譬如田況《成都遨樂詩》二十一章裡就有不少關於專業市場的描繪，而蠶市便是其一。因蠶市在不同地點舉行，田況便有分別歌詠大慈寺蠶市和南門蠶市的詩。關於前者，他寫道：「高閣長廊門四開，新晴市井絕纖埃。老農肯信憂民意，又見笙歌入寺來。」（《成都遨樂詩·三月九日太慈寺前蠶市》）田況沒有直接寫大慈寺前蠶市的買賣，而是用在蠶市上買蠶具、農具的老農和寺裡面的笙歌對比，點染出成都人少愁苦、易歡樂的特點。也表明蠶市除了貨物交易外，還是達官貴人和士大夫們車馬喧闐、笙歌悅耳的遊樂觀光場所。而另一首描寫南門蠶市的詩，則非常直白地寫到市場上眾多的貨物買賣，對方便人們的生活和幫助農業生產發展的實質，「齊民聚百貨，貿鬻貴及時。乘此耕桑前，以助農績資。物品何其夥，碎璅皆不遺。」（《成都遨樂詩·正月五日州南門蠶市》）
檢閱上述二詩，我們可以得出，蠶市有多處，計有城南的得賢門、城東大慈寺、城西南的聖壽寺和大西門等。時間也不一定都在三月，三月蠶市或許是一個官方或者准官方的規定，要麼乾脆是一個從眾的習慣。更多的時候，蠶市是在一至三月要舉行多次，並非要等到三月才開張，那麼季節性的專業市場也是相對的，不像規定的時間那般絕對。因為田況還有一首《二月八日大慈寺前蠶市》詩以及《歲華紀麗譜》裡載有正月二十三日聖壽寺前蠶市，三月二十七日大西門睿聖夫人廟前蠶市，可以佐證。詞人張仲殊曾有一首《望江南》：「成都好，蠶市趁遨遊。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燈火上紅樓，車馬溢瀛洲。人散後，繭館喜綢繆，柳葉已饒煙黛細，桑條何似玉纖柔，立馬看風流。」（轉引自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一《鬻蠶器》）蘇軾有《次韻劉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詩：「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他自注道：「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遊，謂之遨頭，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那麼蠶市與遨遊在時間上大體一致，而遨遊時間比每年蠶市存在的時間相對要長一些，但二者大部分時間是重疊的，這就是「蠶市趁遨遊」，二者聯合起來，以達商業貿易和笙歌遊樂的雙重效果。
張仲殊似乎只是把蠶市當作一個起興的引子，其主要落腳點在於讚歎蠶市期間那些縱情遨遊者的奢靡無度，男歡女愛。韋莊說：「錦裡蠶市，滿街珠翠，千紅萬妝。」（《怨王孫》）一生未必到過成都的、寫艷詞的高手柳永也忍不住提到成都「地勝異，錦裡風流，蠶市繁華，簇簇歌台舞榭。雅俗多游賞，輕裘俊，靚裝艷冶」，可見當時成都蠶市及遨遊已名聲在外，或許就像漢代有人因不得見成都一面而遺恨終生一樣。不過，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旁看到蠶市的盛況——吸引了眾多遨遊之人的參與。
黃岳淵、黃德鄰合著的《花經》，開篇辟首即大講特講種花養草的氣候和土壤，可見得有適宜之氣候及土壤，才能進一步說得上花草的培植。而成都的氣候溫潤，雨量豐沛，土壤肥沃，《山海經·海內經》說「都廣之野……百谷自生」，而且「園囿瓜果，四節代熟」（《華陽國志·蜀志》），這樣的自然地理條件，自然比較適合梅花、海棠、芙蓉等花種的種植。花草本來就是我們傳統詩歌及繪畫題材中的常見對象，詩人們對其加以歌詠，畫家們對其加以點染，確是他們分內之事，因為花草是最能移人性情的尤物。
但有關成都的花尤其是海棠、梅花的詩，我認為最好的還是抗金不成，鬱鬱從南鄭退下來，不能施展其愛國之抱負，到成都做小官的陸放翁寫得最好。他雖然沒有直接寫成都的花市，但他寫到梅花及海棠的盛況，可以從側面映證成都花市的繁榮，以及成都人的惜花之心。「當年走馬錦城西，曾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斷，青羊宮到浣花溪。」（《梅花絕句》）陸游借此把對梅花的傾心喜愛，自己的醉意（真正的醉意以及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沉醉）及不得志的失意混合在一起，其複雜之情躍然紙上。而寫海棠的詩則是：「看花南陌復東阡，曉露初干日正妍。走馬碧雞坊裡去，市人喚作海棠顛。」（《花時遍游諸家園》）「市人喚作海棠顛」與「曾為梅花醉似泥」一樣，堪稱千古名句，由此可看出陸游對梅花與海棠的摯愛，非比尋常。
對於各種時令鮮花，既有文人的努力倡導，又有民眾的喜愛，更有杜甫曾寫過的一位黃四娘這樣的農婦之愛花、養花——「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江畔獨步尋花》）——同時進行鮮花的買賣交易，以適應市場，因而成都花市的繁榮便不是空中樓閣。花市成為季節性專業市場，應是宋代的事。1018年，官員趙稹開放彼時成都花開得最為繁盛、園林規模最大的「西樓亭榭」，「俾士庶遊觀。自是每歲寒食辟園張樂，酒壚、花市、茶房、食肆，過於蠶市」（《歲華紀麗譜》）。比趙稹晚幾十年知成都的趙抃在作《成都古今記》時記載的花市為二月，寒食開放西園觀花遊樂的習俗，只保存了幾十年的光景便被廢黜。
因為舊日以農曆二月十二日或十五日作為百花的生日，又稱花朝，成都人在花期開花會，相沿成習。由於成習，很多本地人對此已無敏感，倒是一位隨唐僖宗逃亡到成都的外鄉人蕭遘，對彼時成都的花市比較敏感：「月曉已開花市合，江平偏見竹簰多，好教載取芳菲樹，剩照岷天瑟瑟波。」（《成都》）雖然不能確定此花市交易的準確地點，但是從水路運來進行交易則是無疑的。而且這個花市是從早上開始進行的，或者是個花卉的二級批發市場亦未可知，因為真正的個體消費者不可能那麼早起來進行個體的單獨消費，要麼不全是或者大部分不是個體消費者。花市由唐代單一的交易，到宋代變成遨遊節目的一部分，再到近現代成都青羊宮的花會，既是一個商業交易的機會，更是一個賞花遊樂的好去處。
生老病死對於人來說是不用測算的，也無法迴避，因為上天不可能給任何人這樣的豁免權。但人之所以與動物不同，就在於要與不可迴避的人生之一態——「疾病」作「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爭鬥，藥的誕生可以預見就是如此抗爭的結果。成都的藥市見於《歲華紀麗譜》記載的有三次，全在觀街（觀街系玉局觀之省稱，與子城西南得賢門同處一地，有論者說或系今日柳蔭街一帶）舉行（一為二月八日、二為三月九日、三為九月九日），大抵觀街藥市也納入正月元日至四月十九日遨遊必行之項目，因此前兩次藥市在春季舉行，實為春季藥市；另一次則為九月九日的秋季藥市。
九月九日作為秋季藥市的時間，並非是隨意而定的，而是從較早開始，人們就有在九九重陽插茱萸避邪的習俗。宋人京鏜曾有詞云：「玉局祠前，銅壺閣畔，錦城藥市爭奇。正紫萸綴席，黃菊浮卮，巷陌連鑣並轡，樓台吹竹彈絲。登高望遠，一年好景，九日佳期。」（《雨中花·重陽》）而詞人張仲殊以詠蠶市的同調《望江南》又描繪了成都藥市的盛況：「成都好，藥市宴游閒。步出五門鳴劍佩，別登三島看神仙。縹緲結靈煙。雲影裡，歌吹暖霜天。何用菊花浮玉醴，願求朱草化金丹，一粒定長年。」（轉引自陳元靚《歲時廣記·吸藥氣》）京鏜和張仲殊都寫出了九月九日成都藥市的盛況，九月的藥市或許是成都一年的藥市中交易最為火爆的時候，人們紛紛前去乘興遊玩、求醫問藥，這對深受潮濕氣候之苦而又解方不多——「西南歲多癘，卑濕連春夏」（宋祁《九日藥市作》）——的成都人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但在如織的人流中，除求醫問藥想將病治好的人以外，自然還有不少如張仲殊所說的「願求朱草化金丹，一粒定長年」的人，想在藥市上尋求長生不老之方。對於此，有的文獻記載更為詳盡：「成都九月九日為藥市。詰旦，盡一川所出藥草異物與道人畢集，帥守置酒行市以樂之，別設酒以犒道人。是日早，士人盡入市中。相傳以吸藥氣愈疾，令人康寧。是日雨，雲有仙人在其中。」（轉引自《歲時廣記·吸藥氣》）
如上記載之史料，再一次證明，古往今來，想長生不死的人，絕非細民百姓。因為他們果腹尚難，苦海無邊，談何長生不老？只有那些不為生活所困的人，才可能興起此等邪門之妄念。讀書人入藥市的目的，既是為「吸藥氣愈疾」，更是為「一粒定長年」，像這樣違反基本生活常識的舉動，竟然受到士人們的普遍認同。讀書人應算是社會的有識階層，尚且如此，中國社會的不堪，便不難想像。自然這其中有官員對長生不老的道教的號召，引起並無獨立能力（經濟上和思想上）的讀書人的跟隨附和。好在並不是一點批評的聲音都沒有，正是曾執掌成都權柄的宋祁對士人階層在藥市裡尋長生不老之方的可笑做法，在《九日藥市作》詩裡提出了批評。而且他還在詩中表達了一些經商賺錢的經驗，「乘時物無賤，投乏利能射」；藥市中魚龍混雜，藥物質量沒有保證，故而「曹植謹贗令，韓康無二價」，應該提倡嚴格打假。宋祁畢竟算有見識的讀書人，在彼時已經提出了對藥市的管理措施。
要言之，詩詞裡所表現出來的成都市場，所言的大多是現象及其熱鬧的表面，作為正規史料文獻的佐證物來講，它更多的是具備一些民俗風物的價值，而與經濟如何發展、市場如何繁盛關涉不大。因為古代的讀書人雖然也很愛錢貪利，但在詩詞中他們總是習慣於侈言高論，一旦著書立說，注重的也是所謂的修身養性等大言玄玄的道理，而於致用之處缺乏應有的觀照，像宋祁在詩中所表達的觀點都相當地稀少。但是從詩詞切入市場這個角度是我們所迷戀的。
一個名叫大慈寺的地方
中國是個等級森嚴之社會，因此漢語中對於某人到某地，其稱呼自然是很不相同的。如平民百姓，無非是「到達」，成都的方言口語則更為輕描淡寫——「走攏了」，一旦稍有級別的人到了某地便是「抵達」，更有級別者則是「駕臨」，而軍隊之列陣到某地者則為「開進」，至於案犯嘛，就對不起了，屬於「竄至」。公元756年6月，成都來了一位特殊的人物，這個人到成都的稱呼很特別——「幸蜀」。其實這位「幸蜀」的人物才是真真切切地屬於倉皇「竄至」成都，以求保命。但人們對他的逃至成都，卻不能據實以陳，因為他是大唐的皇帝李隆基。皇帝之駕臨成都，便成了「走攏了」的最高級別「幸蜀」。他之「幸蜀」可說是成都民眾的大不幸，因為他的到來只能加重民眾業已繁重的負擔。
但總有人得了一點唐明皇「幸蜀」之幸，佛教徒們便是其中的幸運者。唐明皇逃到成都時，難民蜂擁入川，當時的彭州刺史高適說：「關中比饑，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系」（《新唐書·高適傳》），以躲避「安史之亂」帶來的災禍。有點地位的人逃入四川多至「道路相系」，那麼平民百姓之悲慘逃命就更是難以數計。沙門英干——可惜的是，台灣比丘明復編的載五千多人的《中國佛學人名辭典》失載，因為大慈寺的敕建他居功至偉，儘管名為敕建，花的也還是納稅人的銀子——正在施粥濟貧的時候，被幸蜀的唐玄宗看到。仰佛力救濟本該他所領導的國家拯救的災民，或許感到愧疚，或許感到佛教之仁善，於是敕建大聖慈寺，並親書「大聖慈寺」的匾額（這一匾額躲過了會昌武宗毀佛的劫難，卻躲不過大慈寺被戰火焚燒的命運），以示崇揚。
於是在成都城市東南部的，出現一片龐大的寺院建築群，「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區」，兩萬多間房屋，接納僧眾幾千人（有的甚至說是一萬多兩萬人）。其佔地面積之大，令今日尚存之大慈寺望塵莫及。相傳成都鼓樓街就是大慈寺鐘鼓所在地，北門紅石柱街就是以大慈寺廟門兩根紅石柱而得名，雖然這只是傳說，亦可想見其廣大。但就是據實而言，寺極盛時，其佔地面積亦屬不小：西抵今東錦江街、江南館街、金玉街；北至天涯石北街、四聖祠北街、慶雲南街；東抵城垣一線；南至東大街。寺院之宏闊壯麗，千拱萬棟，名畫紛呈，佛家勝景，一應俱全，不可縷數。
但我對大慈寺的興趣卻不在其中的佛家勝景，紛呈的名畫，雖然遙想起來亦不免動情，尤其是痛傷那些價值連城的名畫的毀損亡失——文同《彭州張氏畫記》、黃休復《益州名畫錄》和范成大《成都古寺名筆記》都曾記其盛況。但我更在意它與其他寺廟不同的「與夫市廛百貨珍異雜陳，如蠶市、扇市、藥市、七寶市、夜市莫不麇集焉」的世俗煙火情景。當然佛事勝景、名畫眾多，是吸引皇帝王公、官吏文人經常於此遊覽宴飲的一個原因，但它的另一方面亦即世俗煙火氣，吸引的卻是大量的商賈市民，使各色人等聚集於此，因為此處有作為消費購物的場所，還有不錯的商機，且不時有隨之而來的民俗表演。
概而言之，大慈寺之所以在唐宋兩朝如此繁盛，與當時經濟發展、文化興盛的大環境有相當的關聯，但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功能的多樣化，除了上述所言受達官貴人、平民百共同喜歡，但是各取所需的功能外，接受眾多僧人的剃度受戒，是它作為大寺院的分內事；同時也是在戰亂以及其他天災人禍時期，接濟難民給他們施粥的地方，因為正是沙門英幹這一點使得唐玄宗敕建大慈寺。據稱詩人杜甫到成都的第一站就是隨難民到大慈寺接受施粥，以便留下時間到西郊浣花溪以及去拜訪有點權勢的舊交。而像杜甫這樣逃難的人肯定不是少數，因此作為每次逃難經過大慈寺的人來說，大慈寺成了他們歇腳的場所，是讓他們補充一點微不足道但卻十分重要的能量，然後再投奔下一站或者另外的目的地，使他們不至於在尚未到達目的地或下一個救濟地之前，成為餓殍，填屍溝壑的地方，大慈寺於民眾尤其是難民之重要，於斯可見。
唐宋兩代執掌成都權柄的人包括割據政權的皇帝，未必去了成都所有的地方，但有一個地方，似乎所有的人都去過，那就是大慈寺。由於成都唐宋兩朝經濟的發展，遊樂漸成氣候，後來更成習俗，加之又有地方行政長官的倡導，因此大慈寺作為成都東南部新興的商業區及遊玩場所，必然引起人們的興趣。現在我們就《歲華紀麗譜》一書裡所記載的大慈寺作為市場和遊樂場所的情況，輔之以其他文獻，以作必要的參證，來對大慈寺市場、宴飲、娛樂諸方面作一個案考察。讓我們根據《歲華紀麗譜》一書，先排出一個在一年裡，依照時間（按農曆）順序，成都遊樂宴飲、市場及遊樂內容、領導者（為方便計，通稱太守）及參與人數諸方面的大致情形的表格：
表 唐宋兩代成都遊樂及市場情況
需要說明的是，如果將冬至前後三日的遊樂活動分成三次，而把六月三伏天的遊樂活動當作一次，把寒食無論是在四月三日還是在四月四日都當成一次，並且將一月十四至十六日包括十五日的活動當作兩次，整個遊樂活動，包括專業且季節性很強的市場活動，算在一起，那麼成都的遊樂包括市場總共24次。24次中只有2次太守沒張宴或者就宴，那麼說明，成都的整個遊樂和市場活動，只有8.3％的活動是沒有行政長官親自宴飲的。也就是說，只有兩次是沒有太守親自率領或參與的，而且從深處說，與民同樂始終是個懸擬在那裡的標準，因為從太守的設宴來看，沒有一次是沒有民眾參加的。由此觀之，整個成都的遊樂活動是一種官方行為，從經濟的角度看，是擴大內需的迫切願望；從市場的角度看，是繁榮市場，有無互換的得力措施；從人文的角度看，是倡導人文氣習，加固民俗習慣，順應民意的需要。成都整個一年的遊玩中，其中有關民俗的遊玩活動有17種之多，佔全部遊樂活動的70％，而關涉市場或者市場與民俗相結合的遊樂活動只佔30％，這就說明民俗風情活動，仍是主宰遊玩活動的主項。換言之，整個活動仍是以遊樂為主，而市場之設立與發展，乃至滿足民眾的需求方面仍舊只放在一個相對次要的位置。這也就進一步表明，農業社會對商業發展的鉗制，因為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始終只有這樣的結局。
使我們最感興趣的是，大慈寺在有關成都的遊玩活動中，佔據了一個非常顯要的位置。
從最為枯燥的統計數據來看，在有案可稽的34次宴飲中，在大慈寺的宴飲有14次，占總數的40％。如此眾多的宴飲，在背後必然有著更深刻的原因。其一，大慈寺是個很大的市場，舉凡蠶市、香市、七寶市、扇市以及小規模的藥市均在這裡舉行。這些市場活動中都或多或少含有一些民俗意味，需要官方的號召與參與。復次，公元785年，韋皋任西川節度使時，自西北引內江水入城，鑿解玉溪，經城中斜向東南至大慈寺前，於東郭附近仍入於內江。如此一來，使得大慈寺更成為遊覽勝地，而且有河流經過，遂成避暑之地，公元934年六月後蜀主孟知祥到大慈寺避暑。另外，大慈寺的壁畫及佛家勝景，雄冠當時，據說唐僖宗及其群臣百多人的畫像及眾多的佛像在大慈寺裡（《益州名畫錄·常重胤》），這就證明「成都，西南之都會也，佛事最勝」（蘇軾《大聖慈寺大悲閣記》），不特如此，大慈寺「左壓華陽之勝，中據雄都之盛，岷江灌其前趾，玉壘秀其西偏，足以彰會昌之福地，宏一方之善誘，安得不大其棟宇，規正神居哉！」（韋皋《再修成都府大聖慈寺金像普賢菩薩記》），加以市場遊覽之勝，因此四方之士，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販夫走卒，都前來參觀拜訪。這樣就使得官家在大慈寺的宴請變成常事，自然就有專門的「設廳」來宴請同僚，以及官方要員及其他來訪者。設廳是唐宋兩代郡署之廳事，唐代諸州郡每十天宴犒將吏一次，為之詢設，因而後來亦稱宴請官吏的官署廳事為設廳。這就說明，官方在大慈寺有專門的宴集之處。此等常設之宴請，固然可添盛況，但靡費甚多是避免不了的，而且也是吏治腐敗的表徵。
大慈寺之繁盛可作為唐宋兩代成都繁榮的一個標本，那麼它在此之後的逐漸衰敗，也是成都在近現代以前一蹶不振的縮影，可以說，大慈寺對於成都來講是個活的觀察點。大慈寺在極盛時佔地千畝，至宋末衰敗。而1435年，寺院發生大火，損毀殆盡，到1481年才修復，但佔地大為削減。而清初整個成都全毀，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清初成都的建設較為緩慢，自然大慈寺只有簡陋殿宇一二棟及銅佛一尊。1867年僧真印發願重修大慈寺，經過十一年的時間才修完畢，但佔地只有四十畝，可能只有極盛之時佔地之零頭。
我有很多年就生活在古大慈寺的佔地之內，走過這些街道，想起古今往事，竟不勝滄桑之感。前幾年我住在舊名福壽街通過的一個院落中，那裡是清末妓女成堆的地方，又名新花街（後更名興化街），訛呼為「心花街」；現今我借住在清末名為殺豬巷，後改名為玉成街的地方。它們都被包括在古大慈寺範圍之內，雖然大慈寺已今非昔比，但現今仍不失為人們休閒的好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