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這樣奇妙？我們乞討泉水以供飲用，但是大地啊，你的懷裡流出的卻是什麼？你的地表以下還深藏著生命嗎？那熔岩層下覆蓋著一個陌生的民族嗎？早已逝去的人們，難道會回來嗎？
——席勒
想像的部分人馬
不難猜想，甚至大膽點說，我們看見，這群人的外貌與我們並無多大不同。雖然史書中曾說他們「縱目」，且有文字學家對「蜀」字所作的闡釋以及考古發掘的實物——其實有的實物也只是先民們的藝術創作——來佐證。但在我看來，這只不過是後人尤其中原人由於交通不便，對絕域殊方的蜀地，文化風俗與其有別的誇張。正如楊雄所說「蜀」就是「獨」，「不與外方同」，亦如李白的形容，「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雖然詩句不能坐實，但山川橫阻，蜀地自閉，其風俗民情與中原相較，另是一路，也確是可能的。公元759年杜甫剛到成都，便驚歎於它的繁華，更驚歎於寒冷的冬天還有常綠樹木，即所謂「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成都府》）。杜甫是河南人，在此前尚未到過南方，更未到過蜀地，蜀地的與眾不同從氣候開始給他全面的新鮮感，也是他在四川詩情勃郁——現存一千四百餘首杜詩竟有八百多首寫於四川——的一個因由。但無論怎樣的不同，蜀人遠祖還不至於專門要與眾不同到去「縱目」的地步，那頂多只是古蜀人圖騰崇拜的一種反映罷了。
現在，他們艱難地跋涉著，扶老攜幼，但可怪的是，他們身上既沒負荷多少值錢的重物，手中也無像樣的家什。一路上，除了偶有人在議論路途的艱辛外，似乎沒有一個人對他們曾經居住過的地方有更多的留戀之情。儘管那裡是他們曾經藉以活命，並取得一定發展的地方，但困難的是，一方面是由於再艱苦的勞作，也無法完全保證食物上的不匱乏，另一方面還有來自與其他部落的爭鬥。雖然，這個溫暖肥沃的岷江河谷地帶已然逼近今日的成都平原，但是一座大山擋住了他們向前推進另尋出路的步伐。不過，一種要過得更好的願望，促使他們冒險一試。有一次，部落中有幾個特別勇敢的人，曾因追獵野物，翻過一座大山，站在山脊上，不經意間看到一塊既是平地，又有不少水窪沼澤的大壩子。雖說是不經意，但這實在是個晴好上佳的天氣，使他們極目遠眺得如此廣闊。這次意外的發現，使整個部落處於一種嚮往與亢奮交織的情緒之中，久久不散。
所謂的路其實是並沒有的，他們只是在部落探獵者曾經走過的一兩次所殘留的標記下，被艱難地牽引著前行。但他們聰明地找著一個參照物，沿著汶川雁門關東岸安山鄉急流而下的一條小溪旁前行，這樣既可以避免遠離水源的不便，也可以躲過難於找到路標因而迷路的災難。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證他們的一帆風順，「一勞永逸」這樣的想法對他們來說是不現實的。因為這條小溪之源在四千米的山脊之上，在這近百里的行程之中，其最高處與最低處的落差是令人生畏的三千米。當他們艱難地爬上山脊時，又一次重複了那幾位勇士所看到的景象：不少的土地和大量的沼澤湖泊。這是一個具有預知意義的觀察點，因為在天氣晴好的時候，可以看見今天的成都。雖然他們的後人定都成都，還有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但這次遠眺，卻在冥冥之中暗示了他們子孫的未來，雖然我們更願意將其稱之為歷史的巧合。
這群人從山脊往下行二十里，便進入湔水河谷，良好的河原沃土和豐富的銅礦使他們歡忭若狂。再下行十里，河谷平原更加寬廣，長約三十里，到了成都平原的北界，被壽陽山和牛頸山這樣對峙如闕的山脈，亦即被李冰所稱的「天彭闕」阻斷。山內有個大河原顯系遠古內湖遺跡，人們便稱此地為海窩子。
翻山越嶺到達海窩子的這群人，是蠶叢氏的後代，這部分人屬於魚鳧氏，顯然翻越九頂山的冒險行動並沒有得到全體部族的支持。蠶叢氏中有的人選擇了繼續留在岷江河谷，有的人遷徙到了沫水一帶，有的接著遷徙到西昌甚至到了滇西地區。他們的頻繁遷徙給後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於宋人黃休復《茅亭客話·鬻龍骨》裡曾說：「耆舊相傳：古蠶藂氏為蜀主，民無定居，隨蠶藂所在致市居。」也許蠶叢氏頻繁遷徙的原因很多，但其中必有為擴展耕地，出於經濟發展需要的動力。固然，古蜀族還有循綿水、洛水進入成都平原的。魚鳧氏在海窩子居住較久，自然是當時的成都平原尚屬湖跡沮洳地，不便居住，但卻十分切合他們捕魚為業的生活習性，繼而慢慢向廣闊的成都平原進發。從海窩子流入成都平原的一條河古稱湔水，他們循著湔水平原的北端羅元壩—老熊坪—白沙河谷—九甸坪—白沙街—紫坪鋪這條路線，便可到達今日的都江堰。而老熊坪，據考證便是《華陽國志》裡所稱的「魚鳧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的湔山，而後來「蜀人思之，為立祠」，因之這一帶有古魚鳧故址。
眾所周知，古蜀歷史在魚鳧之前有蠶叢、柏灌階段，而在他之後則有杜宇、開明階段，是以秦滅巴蜀作為古蜀歷史的下限的。但「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雖是極而言之，也絕非毫無道理。因為我們至今推斷出的古蜀歷史，還有不少的疑點，也絕非田野考古如三星堆之類的發現能悉數解決。自然，我們能發掘到先人們因滄桑跡遷，歲月流播，深埋進土裡的實物，實在是我們的大幸，但對於遠古歷史的研究要進行完全客觀的復原，如德國蘭克史學派的研究，也是不現實的。因為實物和書籍中都難免有不能坐實的誇張甚至神話成分，雖然神話也可用作歷史研究之補充，但因此而下的臆斷也是在所難免的。
雖然我們可用氏族來指稱蜀山、蠶叢、柏灌、魚鳧、杜宇和開明（鱉靈）等氏系——作為蜀人遠祖，他們介於傳說與歷史之間——但如果我們將其看作古蜀人由採集、漁獵文化進到畜牧、農業文化的演進序列的代稱，這個代稱序列似乎還暗含著某種從低一級社會向高一級社會演進的痕跡，魚鳧代蠶叢，杜宇敗魚鳧，鱉靈替杜宇，無不浸透著勝利是強者這一簡單的道理，也可以明證腐儒們所謂的「禪讓」是多麼可笑。而他們的先後替代，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蜀人圖騰崇拜的遷衍，揆諸情理，或許更接近事實的真相。這個演進變遷，恰好可以解釋古蜀人祖先，為什麼名之曰「蠶叢」「魚鳧」「杜宇」「鱉靈」等在今人看來比較奇怪的命名，儘管我們可以拿史載古蜀未與中原通音問之前，尚無姓氏來證明這種命名——無論用此稱呼氏族還是對酋長或國王的稱呼——的合理性。
更為重要的是，在落後的社會和部族，用自己的食物來作為圖騰崇拜對象的做法也絕非罕見之事。譬如鄂倫春族處于氏族公社時崇拜熊，並以之為圖騰，打到熊時便哭著抬回來，到家後再哭一場，而且將熊骨和內臟像對死者一樣實行「天葬」。正如馬克思所說：「某些部落中的氏族都戒除食用成為自己氏族名稱的動物，但絕不是普遍的規定。」當然視某物為圖騰，其因素複雜，或有對圖騰始祖親族的情感，又有強化神聖的觀念。而其間所產生的圖騰禁忌也只是不准對該圖騰崇拜物濫捕濫殺，因為濫捕濫殺最終會使他們喪失主要食物亦即圖騰，圖騰崇拜的部分目的也許就是該物對他們生活的重要性而決定的。
蠶叢無疑是古蜀人對教民蠶桑的人的崇拜指稱，因為早在《說文》裡就有「蜀，葵（桑）中蠶」的闡釋。魚鳧俗稱「魚老鴰」，既稱「黑老鴰」又稱「烏鬼」，杜甫在夔州看見「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此種情境在今日沱江流域還時有所見，因此魚鳧也就是魚鷹無疑是魚鳧氏的崇拜物。至於杜宇，蜀人則將其尊為農神，呼為「杜主」，蜀人將催耕之杜鵑亦名子規擬為杜宇魂歸，因此蜀人「農時先祀杜主」的風俗一直從戰國保留到東晉，至唐代還餘風尚存，因而杜甫說成都人「見杜鵑而肅立」。至於鱉靈，蜀人有崇龜的習俗，因為龜在古人眼裡既能鎮水，又能負重善伏而不傾仄，而且龜鱉同類，由此可以認為龜是鱉靈的圖騰，成都後來被稱為「龜化城」「龜城」，與此不無關聯。所有這一切物擬於人，人擬於物，人物合二為一，將自己的生活與崇拜物緊緊連在一起的做法，是人類鴻蒙時期的一大表徵，古蜀歷史之演替變遷也不例外。
開明是個異數，儘管他也符合上述演替規律。他的名字同樣十分古怪，名為鱉靈，尤其是他「屍化西上，後為蜀帝」，更使後世史家莫衷一是。關於此，我認為史學家任乃強的推斷很有意味，闡釋了一種可能的歷史。他認為鱉靈犯罪當死，但問題在於，「巴、楚世為婚姻，楚國能向巴國索囚。蜀、巴世仇，故奔蜀不患不容，且獲重用，故曰『復生』」（《四川上古史新探》）。我們也許可將他奔蜀的神奇故事，視為悖謬不經之事，但開明確實是個治水高手，這是毋庸置疑的。
杜宇教人務農，但彼時成都地區還有很多地方屬於沼澤湖泊，而且由於岷江之水經常氾濫成災，隨著人口的不斷增加，有限的耕地使養活更多的人口變得極度困難，因此要大力治水並且解決成都平原的積水問題，從而擴展耕地面積。而當時的狀況正如《蜀王本紀》中所說「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堯時大洪水，又譬如《聖經》所記載的洪水氾濫，人類在遠古時代都有這樣的傳說。由是也不難照見水的危害之慘烈，而鴻蒙時期的先民一定手足無措。因此單有教人習農的本領，要想長期贏得民眾的愛戴是困難的。而治水高手鱉靈適時而來，使處於洪水肆虐中的群眾，若遇救星。我們不妨做一推斷，因為盼望——只是泛泛盼望治水高手，而非指名道姓坐實為鱉靈——已久，鱉靈忽然而至，或致有「屍化西上」而「復生」的神話。
這個開明，真是幸運，治水有若神助，其易如反掌。「望帝不能治，使鱉靈決玉山，民得安處。」（《蜀王本紀》）他這種方法與大禹疏導式治水法如出一轍，其效果是顯而易見的，這樣的辦法相比鯀艱難地去堵那堵不勝堵的創世紀大洪水，實在是很取巧的法子。但就是這取巧的法子，也需要千百次的實踐與眾多人的經驗。決玉山，築壩以分水，以防止洪水橫流。如今看來，十分簡單，但在當時卻是一項偉大的創舉，因而可就此代杜宇而稱帝。雖然蜀人有同情弱者的傳統，看到望帝失敗亦不忍，以後每每「見杜鵑而肅立」，其「肅立」並非是懷舊到不能讓開明代杜宇，而是因為杜宇教民習農有功。此所謂不以成敗論英雄，因為杜宇教民習農，使民眾也獲得極大的好處，不可忘記。
不過，我們若從另一角度來考慮問題，就會知道，任何農事包括治水均不可能是一個人的智慧和功勞，只不過是上古需要一種英雄崇拜，以及對領導者的神話，便於使其萬美集於一身，好凌駕於民眾之上，對登天牧民有利。這與後世，我們要詆毀一個人，或者沉重打擊一個政敵，將萬惡歸於一人一樣，既有思維上的毛病，也是可笑而幼稚的。但好像這種方法，從古至今屢用不爽，也至為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歷史及歷史觀，使得我們的歷史除了枯燥的帝王起居注和乾癟的所謂重大事件的記錄外，很少有對民眾生活的真實登錄。因為我們是一個忽視個人生存質量的社會，這樣的思想早已深植於我國早期的社會制度中。
不過，治水再有功夫，也是保不準千秋萬代——大權獨攬而又想千秋萬代，本身就是愚蠢的——永執國鼎的。貪圖小便宜——這讓我想起先秦典籍中蠢人多宋國人的記載，真是冤枉了他們。愚蠢不分先後，傻瓜無處不在，不獨是宋人的專利——開明十二世以為秦惠王真的給他送來了幾頭能屙金子的金牛（雖然有研究交通史的學者認為金牛道早於開明九世以前就已成為貫通中原的要道，而且宋代詩人吳師孟曾有詩說「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糞金牛」，我也同意他們的觀點，但傳說畢竟表達了民眾對愚蠢的開明十二世的嘲笑），便派大力士修築金牛道，於是護衛成都，扼守邊境要塞的北大門，自然洞開，雖然開明王親自率兵力戰於葭萌，但諸城邑竟不能守，秦兵長驅直入，開明王后逃至武陽被殺，相傳其太子也在海窩子被俘。開明王朝不得不在公元前316年匆忙而痛苦地畫上句號。這樣的句號，就像臨刑前的阿Q，是怎麼也畫不圓的。
不能完全勘驗的地圖
一般而言，災害總是意味著毀滅，不過事情總有例外。公元前6世紀修建的龐貝古城，在公元79年被意大利維蘇威火山噴發出的灼熱火山灰掩埋。但1784年卻被意外發現，至今該古城的三分之二已被考古學家探明、整理和修復。各種神廟、市政廣場、食堂、店舖、作坊、給水站、公共浴場、雕塑、壁畫、花園、噴泉、會議堂、大劇場、體育場、角鬥場、民居、小巷、大街、城門、官邸、城門等悉數展現出來，其保留之完整，實在堪用奇跡來形容。難怪有的考古學家出於對專業的過分熱愛，要殘酷地將這種災難視為大好事。
不過，成都甚至中國，沒有這樣幸運的考古發現。但1929年，廣漢中興鄉月亮灣的農民燕道誠祖孫三人挖車水坑時不經意間掀動了一塊白生生的大石環，使得那些被湮沒的先人們的行跡，露出了些許端倪。1933年，華西大學博物館的教授葛維漢、林名均進駐月亮灣進行考古發掘活動，從此開始了古蜀文明考古工作者長達六十年之久的漫長探索之路。尤其是1986年在三星堆方圓六平方公里的考古發掘，被英國學者戴維·基斯稱為「從中國西南傳出的消息，那裡的考古發現可能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的確，大量發現的青銅器、玉器、面積巨大的祭祀坑、城牆等，表明了古蜀文明的發達，這對於探索古蜀文明來說，是個巨大的發現。
但正如中國大多數考古發現一樣，發掘出來的物品，反映的只是統治者的權威，其主角似乎無一例外都是統治者，在顯示我們漫長文明的同時，也暴露了我們的文明在制度上的深層缺陷。相對龐貝古城的建築，我們就不能迴避，我們的城市建設及形成在功能上對個人生存質量的漠視——這一點我們將在稍後其他諸章陸續涉及——我們固然不可苛求於幾千年前的古人，但就是今天我們的城市建設又在多大程度做到了以人為本？
蠶叢、魚鳧、杜宇、開明相繼陵替，他們曾經的居所及其開發過的地方，是不完全相同的。如果將他們聚民居住較久之地視作他們的都邑的話，我們將從中看出他們遷徙及所開發地區的不同。蠶叢國的中心應是在今茂縣汶川地區的岷江河谷地帶，而魚鳧氏遷至海窩子後，可能在其中後期遷至溫江一代。至於三星堆，在我們看來只是魚鳧氏甚至包括杜宇氏祭祀用的地方，而真正的魚鳧城卻在溫江亦未可知，故而宋人孫松壽曾作有《觀古魚鳧城》詩：野寺依修竹，魚鳧跡半存。高城歸野壟，故國靄荒村。古意憑誰問，行人謾苦論。眼前興廢事，煙水又黃昏。
這首詩表明在宋代尚保留有魚鳧城遺址，而這一切都掩藏在荒壟衰草之中，世事興廢、朝代陵替，都是意料中的事，不可阻擋，就像每一天都必然要走到它的黃昏一樣。或許朝代的陵替在對聚民居住地的變遷上，最能直接而現實地表現出來，因而此後無論是開明還是杜宇都像他們的前代蠶叢、魚鳧一樣，徙治新的地方。當然，徙治新的地方，可能不只是顯示新的一朝的興起，舊的一朝的滅亡。可能還因為生存的需要，比如為躲避水災而選擇適宜農耕的較高地勢等。因為據考證，在三千年前左右，一場大的洪水使魚鳧古城煙消雲散了。所以杜宇才將自己的王朝所在地定在今郫縣城此二里的崇興鄉境內，而且為了避免其他意外，使自己及王朝有一個迴旋餘地，還別都今雙流牧馬山一帶，這似乎很有一點狡兔三窟的意味。
蠶叢、魚鳧所治的地域，史無準確的記載，我們只能作一個大概的猜測，而其城址的面積就更是一個未知數。杜宇所轄疆域，史料也是稀如星鳳，但到春秋時期，杜宇王國「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戶，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以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華陽國志·蜀志》）。拿現在的眼光來看，其疆域都是很大的，東至今重慶以東地區，西抵岷山之中，南達雲貴，北及陝西漢中。如果我們剔除其中記載的誇張成分，認為其疆域超過蠶叢、魚鳧諸朝，大抵是沒有疑問的。而開明王朝的統轄邊界也堪與其匹敵，擁有北至漢中，南及宜賓，西達天全、蘆山，東抵閬中的廣大地區。我們不難從中看出，這實際上初步奠定了今日四川的轄地根基。
和魚鳧古城的消失一樣，杜宇朝末期也遇到了大洪水的侵襲，被洪水肆虐以及治水一直是古蜀歷史中重要的主題，而治水問題的妥善解決又奠定了內陸農業文明的先決條件。開明善治水而成就了他的光榮，故代杜宇而稱帝，從而使得杜宇敗逃進青城山。而開明稱帝后並沒有立即將都邑定於一地，這並不是他不想，而是當時成都平原河網湖沼密佈，隨著人口的增加必須擴展耕地，需要有一個輾轉遷徙治水的過程。與此同時，成都又成了郫縣、新都與廣都三地之間進行頻繁物質交換和商業貿易的中轉站，其商業地位凸顯出來，正所謂一年成聚（市），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於是自鱉靈至開明五世止，雖然屢屢徙治，從郫縣徙治新都，接著向南慢慢拓展至廣都，最終在開明九世又折返成都。因而終開明王朝之世，就呈現出新都、廣都、成都這樣一條遷徙、治水、擇都的弧形路線。本來治水完畢就該順理成章地徙治成都，但偏偏還要傳說開明九世做了個奇怪的夢才正始徙居成都，彷彿這樣才能唬人，「夢廓移，乃徙治成都」。徙治之所在今成都上南大街的赤裡街，所謂赤裡就是彼時的成都還有郭（自然不是以後建城加甕之郭）無城，亦即只在四街盡頭有闕門，而無城垣。或許可以據此反過來證明，三星堆祭祀坑及其城牆，只是搞宗教活動時所用的場所。
開明王朝雖存十二代，除了遺存的武擔山有文人墨客的吟詠外——如王勃《游五擔山序》、宋京《武擔》詩等——其他鮮有保留下來的。《華陽國志》裡說：「九世有開明帝，始立宗廟，以酒曰醴，樂曰荊，人尚赤，帝稱王。」可以想見，由於在開明九世之前，就與中原有頻密的交通，才可能使開明九世定都成都並進行深度開發時，學會中原的禮儀制度和五行哲學。換言之，開明王朝在未被秦國武力滅亡以前早已被更先進的中原發達文化及其相應的文物典章制度部分征服，其必將滅亡的命運是注定了的，只是時間遲早而已。
兩千多年前的一個冬天
公元前387年，蜀王開明到其疆域領地北端漢、褒之地亦即今日漢中的一個山谷裡打獵，巧遇其敵手秦惠王，秦惠王送給蜀王金一笥，但蜀王不把其當回事，「物化為土」。如此輕蔑的舉動，自然令秦惠王憤怒無比，但秦惠王手下的馬屁精們卻說，大王息怒，您將從此擁有蜀地，使得秦惠王轉怒為喜。果然，幾十年後，張狂的蜀王越來越昏庸腐敗，不特如此，他還與巴國構兵，兄弟鬩牆。巴蜀攻戰的機會，正是他人得益的時候，公元前316年的秋天，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率軍從金牛道伐蜀，從古南鄭（漢中）經勉縣西南烈金壩，旋即又入寧強東北的五丁峽亦即金牛峽，然後再經七盤關、龍門閣和明月峽的古棧道入葭萌（廣元昭化），開明十二世親自率軍到葭萌抵抗，卻依然不堪一擊，因而秦軍長驅直入，乘勝追擊，經劍門、柳池驛、武連驛、梓潼送險亭、五婦嶺、石牛鋪，一舉奪下成都。同年十月蜀亡，蜀王開明十二世被秦軍害於武陽。古蜀的歷史由此結束其比較封閉的自我發展時期，成都翻開了新的篇章。
秦雖滅古蜀，殺了開明十二世，在海窩子抓住了他的兒子，但大批的古蜀人向南逃奔，不依附秦國，勢力還很強大，實在是秦國要鞏固平蜀成果的隱憂。在基本平蜀的基礎上，要徹底平蜀、掃盪開明王朝剩餘勢力，需要一定的時間，而要真正鞏固平蜀成果，加強秦國對蜀地的控制，就必須將秦滅之他國如趙國、齊國的富人豪強遷徙過來，充實逃亡蜀人的空白，既可削弱像趙國、齊國這樣的大國經濟和豪強勢力，如臨邛大的如卓氏家族、程鄭家族等，同時還可改變留居下來的蜀人的比例，真可謂一箭雙鵰，否則對秦國統轄蜀地十分不利。而大批遷人入蜀，就必須築城而居，便於統一管理，同時有效地阻止開明王朝殘餘勢力的反撲。
但秦滅開明王朝之前，開明徙治的成都規模還不大，且還停留在有郭無城、比較粗疏的城邑的規模基礎上。成都城市的建立，不像通常的城市那樣或依山以利防守，或傍水以便交通，而是由如上所述的、秦滅蜀之後的政治形勢所決定的。在移秦民——秦滅了他國如趙國、齊國等，固所徙之他國的人亦稱秦民，其實所移並非全是固有意義上的秦民——萬家於蜀有利於統治的基礎上，秦國將蜀地自東向西分築成都、郫、臨邛三城，又開鑿河道以便交通，又可構築為護城河，作為對開明殘餘勢力以及南方少數民族的防禦線。
成都之名，來歷甚久，具體年月已難詳考。至於關於成都的意義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說「成都」之得名來源於巢居，有說其得名於漢文對兄弟民族語言所作的音譯兼義譯。而我們則認為「一年成聚（市），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說法，更接近可能之事實。這種說法不只與《呂氏春秋·慎大覽》裡的說法頗為相類：「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莊子·徐無鬼》裡也說「三徙成都」。也就是說，成都者成為都也。而《左傳》上說，諸侯國都以外之城，凡有宗廟者為都。那麼開明九世學習中原禮儀制度，「始立宗廟，以酒曰醴」，就足以證明彼時「成都」的實至名歸。而張儀築城之後亦名為「成都」既是對成都所處重要位置的看重——此所謂取古公亶父避翟南遷三年成都之意——亦是對在此之前所形成的「成都」之名的一種因襲。目前似乎尚未有確切的資料將命名權歸屬在誰的名下，而且在我們看來，其命權就是考證出來，也只是略助談資而已，並不影響我們對「成都」一名進行能夠自圓其說的個人理解。
張儀、張若築成都城，遇到不少麻煩，在諸多有關築城的故事記載中，干寶的志怪小說《搜神記》卷十三說得最為神奇：「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成都城，屢頹。忽有大龜浮於江，至東子城東南隅而斃。儀以問巫，巫曰：依龜跡築之，便就。故名龜化城。」因為古人認為成都土惡，不適宜築城，彼時成都確是卑濕，又無排水河道，加之屢築屢頹，因此築城之中有卜筮之事，也屬意料中的事。不過揆諸事理，「依龜跡而築之」的說法，我們是不同意的，但如果說成都城「像龜形之屈縮」（王徽《創築羅城記》），是「順江山之形」（趙抃《成都古今記》）而成，我們認為更接近一種可能的事實。
成都、郫、臨邛三城均在同一時期築成，互相間二百里，形成品字形，互為犄角拱衛，可對蜀王殘餘勢力有震懾作用。成都城之修築，除了有軍事和政治意義的大城，再築少城，使其作為經濟中心。關於少城的地理位置及其經濟中心的地位，左思的《蜀都賦》裡一言以蔽之：「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會，萬商之淵。」築少城的目的，首先是便於統領這些從公元前314年遷徙到成都之秦民，發揮他們善於從事商業的特長，傳播從中原帶來的各種較高的文化技術，為成都之發展做貢獻，其次也可作為對大城的屏衛。成都城之築成，在公元前310年的冬天，至此之後，歷代的成都，只有大小盈縮之別，而無地址之遷徙——稍後之都江堰的修成而基本上保證成都水災較少，自然亦是城址較少變動的原因——今日成都雛形肇端於此，這個冬天對成都歷史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從歷代的統計數據來看，每年的七、八月份，是成都水災的多發季節，有時候甚至是洪水氾濫。公元前310年的雨水一定正常而聽話，才有這個冬天成都城的完工並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