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過境遷，歲月流播，歷史好像成了先人們對後來者的惡作劇。因為他們不可能給我們留下太多的方便，彷彿那樣就太便宜了我們。這是我寫《從歷史的偏旁進入成都》一書所獲得的最核心而無奈的感受。
我深知自己對蒙昧無知的童年，怎樣地沒有記憶。順理而推，我便主動放棄了一些無謂的努力，即想通過本書全方位地再現先人們生生不息的生活全景。哪怕他是一位標榜客觀的歷史學家，也只好在邈遠的時光隧道面前投降，空有一腔無所畏懼的抱負，是不能取得實質性的成功的。相反，對自己蒙昧無知的童年，如果不是特別不幸，我們倒有自己歷史的活見證。比如母親或父親，或者家族的其他長輩。正是從這種角度看，我們對歷史的傳說，對故老的軼聞，對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應有特別的觀照。因為我們還能從這些一星半點的蛛絲馬跡裡，尋出歷史的初步輪廓來，我希望在運用這些傳聞、筆記、笑話、民間故事、私家史乘、方志譜牒時，能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因為我對專制制度下的官家正史，尤其是對那些大言玄玄的旌表文章，雖也不得不批判地利用，但卻對它們保持了較多的警惕，間或有某種程度的厭倦。這是我個人不可改易的毛病。
三年前，因為研究中國告密史與專制制度的勾結，開始了讀廿四史的日課，現已讀過泰半，就所收羅的資料來說，自然是不少的。但就閱讀感受來說，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陰謀太多，豈止是「吃人」，制度之殘酷及其無所不在的缺陷，幾乎使人窒息而氣絕。中國的史書，看上去抱負宏大，頗成規模，其實不外乎是帝王起居注和斷爛朝報。好像除了官方那些所謂的大事，其他便付諸闕如，自然民眾的喜好和個體的生活便沒有位置。我們一貫對個人的地位、利益及其相應的價值之忽略，於斯可見一斑。看法國漢學家謝和耐所寫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一書，其資料來源似乎僅限於《東京夢華錄》《癸辛雜識》等少數幾種，我真的理解他寫作該書時的艱辛與無奈。這就說明中國官方的正史總是不給史家提供分析世俗生活和個人生存狀況的方便，此種尷尬，也絕不會放過像謝和耐這樣的漢學大家，最終弄得他這本書取名為「蒙元入侵前夜杭州人的部分生活」更為恰切。而中國的史學研究者，似乎根本就不屑去關心民眾的生活，而只對帝王將相有著不懈的熱情，甚至變相肉麻地謳歌。如果要我點出自己所喜愛的史學著作，我將毫不掩飾對布羅代爾的巨著《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布爾斯廷的巨著《美國人》三部曲，威廉·曼徹斯特的巨著《光榮與夢想》等書的由衷喜歡和讚賞稱許之情。他們所記載的民眾生活是如此的鮮活，而分析又是令人歎服的透徹，有趣成了他們著作不可缺少的特質，這一切挽救了史學著作在讀者中的聲譽。而我們，唉，真是不說也罷。
建築師埃利爾·薩裡南說：「城市猶如一本打開的書，從中可以看到其抱負和目標。」我希望自己能揭示一點成都這座城市生長的年輪，過往人民的生存狀況，他們的悲傷和歡樂是怎樣延續到我們身上的，借瑣細的面貌，使之得到某種意義上的復活。但不管怎麼說，我只能告訴你一個我認為的成都「歷史」，而不敢以客觀自命。我把本書的寫作，當作自己學習寫作歷史著作的一個訓練過程，並希望在將要進行的更為漫長而艱苦的，關於《中國告密史》的寫作裡，做得更好一些。
1999年7月20於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