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讀了中央社所發在倫敦訪問周榆瑞的通訊。那是中央社寫得較好的通訊，作者的文筆很生動活潑，其中描寫周兄談到放屁的一節，很能抓到他那種「粗魯的幽默」的特性。文中說，當他在大陸看管所中進行思想改造時，有一天忽然大放其屁。看守員進行干涉，他說：「這是身體上攪不通，又不是思想攪不通，你怎麼能禁止我？」
不過中央社的記者站在極端反共的立場，或許在報導周兄的談話時，有誇張或歪曲的地方。周榆瑞兄我相識已久，雖然在香港不常見面，但說得上深知他的個性。他對中共當然不滿，可是對國民政府的不滿和輕視，程度也相當深。通訊中說他準備去台北向「自由中國」致敬，如果那是出於國府的誠意邀請，那麼去訪問一次也是有可能的，但我想他不見得有興趣在台北久居，他以「宋喬」的筆名在新晚報上寫《金陵舊事》和《侍衛官雜記》，幾乎把國府的每一個黨國要人都挖苦得很厲害，尤其是對「先生」（蔣介石）諷刺得不留餘地。要是在台北久居，說不定三年五載之後，隨便哪一個氣量狹隘的要人忽然跟他算賬，應該說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前幾日遇到秦羽小姐，談到了周榆瑞。秦羽和周兄是世交，向來很談得來，她說周君到了倫敦後，曾有一封長信給她，詳細說明這次出走的經過。據我推想，那封信中所說的，當比中央社的官式通訊更加接近於事實。
周兄在香港時，曾說他那部書的書名決定叫做《香港之北》，現在改了《彷徨和抉擇》。前一些時，又聽人說，那部書的第一章叫做「費彝民和我」。費先生我也相熟的，我很想看看那書中說些什麼。周兄到倫敦後，我從沒跟他通過信，偶爾見到他太太只是間接的相互問候一下。昨天讀了中央社的通訊，我心中只是想著《樂毅報燕王書》中的兩句話：「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我讀榆瑞兄過去的文章，往往覺得他對國民黨人員挖苦得太刻薄了些，有傷忠厚之旨。他這本新書是否會反過來挖苦一下中共和大公報中的許多舊友呢？
中國讀書人一向把「溫柔敦厚」四個字，作為文章風格的最高標準，也是做人風格的理想之一。如果我有機會寫一封信給周榆瑞兄，一定是為了勸勸他：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理想，然而在持身立品這方面，總是要勉力做個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