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七日
毛澤東所說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那句名言，是一九四六年八月對美國女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說的。這位斯特朗女士一向左傾，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報導不遺餘力，但後來在蘇聯訪問時，卻被蘇聯當局認為是美國間諜而驅逐出境。當時香港文匯報正在連載她的一篇長文，因此而不得不突然中止。事後事實證明，蘇聯這指責是沒有根據的。中共在一九六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在提到斯特朗時，絲毫沒有當她是敵人的表示。
在共產主義內部的鬥爭中，蘇聯人最喜歡把政敵說成是敵國的間諜。斯大林大清黨，將大批紅軍將領和高級共產黨人槍斃，罪名一概是通敵叛國。大概間諜的罪名一來極重，二來容易使人相信，三來旁人不敢為得罪者辯護。
中國皇帝要殺一個人，罪名往往是「造反」。岳飛三十二歲任節度使，他得意之餘，說過一句：「三十二歲建節，古來罕有。」哪知罕是罕的，卻不是沒有，宋太祖趙匡胤也就是三十二歲當節度使。這句話後來成為他的主要罪名，秦檜一黨說他自比太祖，顯然有「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意圖。漢景帝時大將周亞夫的兒子給父親買葬器，有甲循五百具（相當於現在燒給死人用的紙汽車、紙洋樓之類），就有人告他造反。周亞夫辯護說：「我買的是葬器，那是死人用的東西，怎麼能證明我造反？」主審的大法官道：「就算你不準備在活著的時候造反，那也足以證明你有死後在陰世造反的意圖。」就此而定了他的罪。
到了赫魯曉夫，加在政敵頭上的罪名都是「反黨」。莫洛托夫、馬倫可夫（又譯馬林科夫，編者注）、卡岡諾維奇、朱可夫、伏羅希洛夫、布爾加寧，無一而非反黨。「反黨」的罪名是比「通敵」輕得多，因此這些人的性命還可保留。
比較起來，還是中國皇帝所用的方法是直截爽快，也是最不虛偽卑鄙。因為造反就是想做皇帝。中國皇帝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皇帝是我做的，有誰想覬覦大寶，企圖取我而代之，此事就該殺頭，根本不必研究反得對不對，有沒有理由。赫魯曉夫的目的是一樣的，凡是威脅到我寶座的，一概需要排斥，不過「反赫」而成為罪名，究竟不大好聽，於是硬加一個「反黨」的罪狀。其實黨的領袖並不等於黨，反赫也不等於反黨。斯大林則更為狂妄，自以為斯大林就是國家，反斯就是叛國，不擁護斯大林就是通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