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五日
外國人對於中國問題的瞭解，往往是隔著一層的。據我個人的看法，中國人研究英國問題或是美國問題，比之英美人研究中國問題，那是要容易得多。這有多方面的原因：中國的歷史長久而複雜、中國的文字難學、文學作品不易欣賞、語言發音困難、方言眾多、中國地大人多，各個地區的情況有很大差別。像我們這種從小到大，讀了三十幾年書的人，一生和書籍筆墨為伍，但還會有許多中國字不認識，許多會寫錯、用錯、讀錯，要一個外國人來研究中國問題，確是有很多難以克服的困難。許多世界著名的歷史學家，在讀到中國史時不免有許多笑話，而這種錯誤，一個不必是學者的中國人，也會很容易發現的。這些日子中我在讀英國史學家湯恩比的大部頭著作《歷史的研究》，便不禁有這樣的感想。顯然，錢穆先生一本薄薄的《中國文化史專論》，對於中國文化本質的瞭解，比湯恩比說得正確得多。
但在政治與經濟問題的研究上，外國人就不這麼吃虧。政治牽涉到人事、心理和性格，比較困難些，經濟卻主要是具體的事實和數字，可以說是社會科學中最接近於真正科學的。我以為外國人對中共經濟的分析研究，雖然不及中共的當政者或專家們瞭解得清楚透澈，但他們也有一個極大的長處，那便是比較客觀，不必顧忌到成為右派、觀潮派、「前怕狼後怕虎分子」等等。當然，政治和階級性的偏見還是避免不了的，但我個人以為，在外國人所寫關於中國問題的各種文章中，以經濟性的論文最有參考價值。
例如，美國人艾榮·鍾士對中共經濟近況的分析，我以為很接近於事實。他那篇專文的結論是說，中共在五十年代中經濟上有很大的成就，這主要是政治力量和社會革命所推動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巨大的失敗，使得北京的當政者認識到，中國的發展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六十年代中所遭遇到的問題，已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以思想改造、發動群眾、苦戰三年等辦法來解決。他們需要一種穩定的制度、漸進的進步。他認為中共目前所推行的緩進而現實的政策可以克服各種經濟困難。真正的問題在於，當中共有了若幹成就之後，是否又會急躁起來，又會沉不住氣而「癲」了起來，是否又會過於信任黨的組織力量而在經濟上採取革命性的行動，如果再來一場大盲進，那又會全功盡棄。因此，關鍵在於「是否能夠自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