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日
瑞典作家斯溫·林維斯特在北京住了兩年多，他所寫的六篇《中國內幕》，已於二月十五日在《衛報》上刊載完畢。本港泛亞社曾將他的通訊選譯了一些發佈，本港有些報紙也曾登載。但泛亞社的選擇說不上公正，專選林維斯特報導中不利於中共的部分，至於他說中共的好話，那就全然不提，還不如本欄那樣有好說好，有壞說壞。事實上，林維斯特的報導也有不正確的地方，不過我相信這不是由於他故意歪曲，而是由於瞭解得不充分。例如他提到人民公社和農民訂約包工、包產、包肥料，就有一位讀者來信指出，訂約的對象是生產隊而不是農戶。我相信這位讀者的話對，林維斯特是錯了。那封讀者的信，將在《自由談》發表。
林維斯特在最後一篇文章中，認為中共在各方面正在向人民讓步。他說：「在我住在中國的這段時期中，中國社會是變得比較的合於人道、有更多的容忍、比較有理性的了。看到局勢是這樣一天天地發展，那是很愉快的。沒有人知道，這種趨勢能維持多久。在一個集權主義的社會中，決不能保證這種情況能夠一定繼續下去。但我相信，中共目前的政策，對中國而言，乃是最佳的政策。」「我個人的許多經歷，雖然並不能使我讚美中共，然而使我懂得，中國目前所遭遇的巨大悲劇，使它不得不改弦易轍，在許多情形下，當局在設法改善局勢，使得本來不必如此糟糕的情況，有所改進。在兩年之間，我看到中共的政策有了整個的改變。中共黨內確是有斯大林主義的傾向，然而它避免了斯大林式的暴力行動。中共領袖們要人民流淚流汗，來建設他們的國家，但並沒有要他們流血。中共的領袖們知道他們已失卻了人民的信心，幸而他們還有足夠的聰明，正在竭盡所能，來設法重新得到人民的信心。」
林維斯特認為，一九六年時的中共，和一九六二年時是完全不同的，他說，「我相信，中共最困難的年月中所造成的局勢，比之它最興旺的年月還更有希望。中共初期的勝利，使它自大狂妄，以致造成了失敗。然而在遭遇到失敗之後，它卻埋頭苦幹，反而成為長久進步的基礎。中共只要腳踏實地，克制它過分的野心，那麼這種長期的進步，或許便能逐步改變中國困苦的面貌。」他的結論正是合於中國人的古老哲學：晏安鴆毒，多難興邦。也正是：塞翁得馬，焉知非禍，塞翁失馬，焉知非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