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倫敦《泰晤士報星期刊》駐北京特派記者若克·馬苟斯的那篇通訊中，描寫了北京一個典型的資產階級的生活後，接下去描寫一般參加工作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大都曾在英美法德等國留過學，現在是在政府機關、工廠、醫院等機構中工作。那篇報導中說：「這些人極大多數是薪水極低，營養不足，工作過勞。在每天時間極長的工作之後，還須參加政治學習。這種政治與主義的灌輸有多深，能發生什麼作用，那是我所不知道的，但看來他們都很起勁和忠心，如果不是對共產主義忠心，那至少是對國家忠心。這些人之中，只有極少數的人敢於向一個外國人說真心話。每逢我遇到他們，總是向他們提出三個問題，我所得到的答覆總是相同的。
「第一個問題是：『你是否覺得中國的一般情況正在越來越差？』每個人都說不是。生活情況正在慢慢改善。在去年十一月以前，每個月配給豬肉二兩，現在已有三兩，雖然一個月三兩肉還是少得可憐，但卻已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蔬菜和水果的供應很充足。現在，北京市場上甚至已首次有檸檬出現——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運動在工業上是失敗了，但那時候種的果樹，現在卻開始有收穫。大家一致承認，物質生活是在逐步改善之中，雖然改善得極慢。
「第二個問題是：『你是否覺得受人剝削？』答案仍舊不是。有一個醫生，因為看病實在看得很辛苦，知道自己遲早會病倒下來；又有一個工程師，經常的加班工作，只希望能獲批准出國（那是辦不到的，凡是技術人才，決不可能被當局放出去），但他們都不以為自己是受到了剝削。他們對我說：『沒有人想在我們身上賺錢。』事實上的的確確是這樣，共產黨的高級官員並沒有變得有錢。部長們坐了蘇聯制的豪華大汽車去辦公，但這些汽車是國家的財產。周恩來總理的薪水，比我上述那位上海資本家朋友所收的定息要少得多，當我聽到這消息時，我絲毫也不感驚異。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你是否喜歡國民黨回來？』我所得到的回答，又是一個很強調的『不』字。有一位中國醫師，我是經常和他見面的，他坦白表示對目前的政府十分不滿，但他對我說，『那批腐化貪污的國民黨傢伙將我們交在共產黨手中，咱們還要他們來幹麼？』
「極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者到底是否快樂，我無法肯定。因為熱心的共產黨幹部對我這種番鬼佬心存懷疑，說的話都是共產八股，不值一聽，而肯和我說真心話的那些人，又都是對共產黨不滿的，說出來的都是黑暗的一面，未必公正。」馬苟斯認為，據他所得到的印象，這些人最大的反感是「沒有自由」，內容如何明天再在本欄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