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二月五日
新春假期中，大批香港客到澳門去玩，其中有不少是本報的「死黨」。結果澳門的明報被炒起了價，一般是賣到三毫子一份，最搶手時更炒到每份五毫。這是好幾位讀者寫信來告訴我們的。他們說，一般的香港報都沒有起價。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種情形是很普通的，那便是經濟學中簡單的「供求律」。顧客的需要增加了，但供應量沒有增加，商品的價格自然會提高。但馬克思的理論卻不是這樣。他認為，每件商品的價值，由勞動量來決定，以一份報紙為例，其中的勞動量包括排字工人、印刷工人、造紙工人、造印刷機工人、造油墨工人、寫稿者、記者、編輯、校對、報販、經理等等的勞動總和，報紙賣得貴了，超過了它本身的勞動量，所貴的部分，便是「剩餘價值」，便是被人剝削了。
因此在實行共產主義的國家中，貨物的價格不是由供求關係來決定的。當局認為一斤米、一匹布應該值多少錢，便定多少價。供應不足便沒有貨，人民便買不到。他們用行政命令來限制，而不是用起價的辦法來限制。
資本主義方式的經營企業，以追求利潤為目的。明報希望銷得多，固然是報紙的影響擴大了，在經濟上，那便是每一份報紙的成本減低，利潤增加。「利潤」這兩個字，看起來似乎不大清高，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除非你不經營企業，否則自街邊的鹹脆花生檔，以至「某某學校有限公司」，都非注重利潤不可，否則便是破產和執笠收檔。
但「利潤」這兩個字，最近在蘇聯經濟學界也討論得非常起勁。去年九月間，蘇聯卡爾科夫工業學院的經濟學教授李勃曼，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批評蘇聯各種企業管理不得當，主張應當根據「利潤觀點」來經營。他提議，每一間工廠的生產，其成功和失敗，須以是否得到利潤來計算。在共產國家中，每一間工廠為了完成生產計劃，總是只求產品增多，至於人力的浪費、原料的浪費、人民是否歡迎，那是根本不加考慮的。他們往往用一元二角的成本，來製造一件只值一元的商品。因為由政府規定價格，這件只值一元的商品，便被定價為一元三角。李勃曼抨擊這種辦法。他的意見還沒得到政府的採納，但蘇聯經濟學界已展開了熱烈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