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同時看好幾本書。這並不是誇耀，而是想說明我的懶惰。在臥室、衛生間、客廳、露台這些地方活動時，我總希望一伸手就可以拿到書，離開時又隨意地把它放在一邊。當然，這樣的讀書方式其弊病也是顯而易見的。譬如現在我在看的幾本書就在腦袋裡熬成了一鍋粥。一本是《洪業——清朝開國史》，一本是《1688年的全球史》，還有一本是《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
為了談論文學中的輕與重的問題，卡爾維諾在《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中講了一個希臘神話的隱喻：誰也無法逃避女妖美杜莎那令一切化為石頭的目光。唯一能夠砍下她的頭的英雄是柏修斯，因為他穿了長有翅膀的鞋善於飛翔。而且他從不接觸美杜莎的目光，只在青銅盾牌上察看女妖的形象。卡爾維諾用這個故事來說明他的藝術觀，那就是輕的價值並不比重的價值低，甚至更高。他認為，在輕鬆的想像與沉重的生活之間的聯繫就是文學的重要特徵，追求輕鬆讓文學的存在更有價值了。
我想把卡爾維諾的例子用到史書和歷史的關係上。我覺得長期以來，歷史的寫作者和閱讀者走進了一個誤區，那就是認為歷史太沉重了，不可能以輕鬆的態度對待它。這沉重來自大家的共識，即歷史是真實的，而且是唯一的。想像一下歷史的體貌已足以讓人們觸目驚心，漫長地望不見源頭的時間，寬闊地看不到邊際的範圍，既然它如此龐大，人們怎麼能夠不認為，它是真實而沉重的呢？
可是誰曾經看見過歷史的全貌？儘管多少人描繪出它的一鱗半爪，可是誰能夠說出歷史究竟是怎樣一隻怪獸？這讓我想起那個盲人摸象的故事。盲人的可笑不在於他們的殘疾，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面對歷史，我們每個人都是盲人。盲人的可笑在於他們過於認真，過於相信所謂客觀存在。他們輕鬆不起來。
和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一樣，小約翰·威爾斯在寫作《1688年的全球史》時也是選取了歷史中的某一年來做一次「斷層掃瞄」。我覺得，正是輕鬆的態度和想像力讓他們的著作不同凡響。和小約翰·威爾斯比起來，《洪業——清朝開國史》的作者魏斐德顯得要刻板一些。不過那只是他筆下豐富的史料給人的最初印象，讀到後面，我也漸漸感覺到他的輕鬆想像了。
和這些國外史學大家相比，國內的某些歷史研究者恰如摸象的盲人，既偏執又可笑。我看見一篇文章批駁以《往事並不如煙》為代表的回憶作品，提出了一個極沉重的話題，稱當代中國人遭遇了一個嚴重的歷史倫理問題。「當代」「中國人」「嚴重的」「歷史倫理問題」，這根大棍子招式威猛，力道十足，似乎可以嚇煞不少人。
從唐朝開始正史收為官修，像司馬遷那樣個人修史的行為在原則上被否定，只能以稗史的方式存世。我不由想到了歷史上著名的「玄武門之變」，關於這個事件的記載向來是符合「當代中國人」的「歷史倫理」的。然而後世仍有王夫之說：「太宗親執弓以射殺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時也，窮凶極慘，而人心無毫髮之存者也。」我不知道當時有沒有人站出來指責船山先生犯了嚴重的歷史倫理問題。
和如此批評家不同，我對當代的歷史研究者和著作者的要求很輕鬆：文筆要好，想像力要豐富，而且別總是苦大仇深的樣子。從這個角度講，楊絳的《我們仨》是一本好書，我也樂見被楊絳稱為「男沙子」和「女沙子」的林非夫婦站出來辯駁。因為他們都參與了一件有意思的活動，這種活動有一個專業詞，叫做「個人修史」。我覺得，個人修史應該竭力避免那種強烈的沉重感，不應該認定歷史之於個人是一道只有唯一正確答案的標準化試題。輕鬆地對待歷史，或許能更接近於真實。
有必要聲明的是，輕鬆絕對不是輕浮。正如卡爾維諾所說：「的確存在著一種包含著深思熟慮的輕，正如我們都知道也存在著輕舉妄動那種輕那樣。實際上，經過嚴密思考的輕會使輕舉妄動變得愚笨而沉重。」保爾·瓦萊裡說：「應該像鳥兒一樣輕，而不是像一根羽毛。」當然，他們提出的是對寫作者（我認為也是對讀者）的更高的要求，我只希望看見更多的個人來寫歷史，並且不把「嚴重的歷史倫理問題」當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