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對人說，對死去的人要寬容，對活著的人要嚴厲。當然，我也可以跟人講，對死去的人要嚴厲，對活著的人要寬容。之所以我常常講的是前面那段話，不是因為它比後面那段話更有道理，只是我先想到了它。
世事蕪雜，人們卻總想生活得簡單。雖然不一定照辦，但最好有那麼幾句話，翻來覆去可以運用，可以寬慰自己的渾渾噩噩。上學那時候喜歡在筆記本上抄寫人生格言，到如今有了自己的格言，也不寫在本子上，直接刻在腦子裡了。有時候想想，一個人沒有幾句屬於自己的，不同於其他人的語言，其實活著會更艱難。
在某部國產影片中，一群凶神惡煞的團練跟著一個腆著大肚皮的黑臉壯漢，齊聲高喊「刀槍不入」，揮舞刀槍衝向紅軍的陣地。一梭子子彈將壯漢撂倒，眾人驚慌四散。導演用了不少菲林來交代這段場景，可能只是覺得精彩，背後卻隱藏著一種嘲笑，一種對語言的嘲笑。這種嘲笑像子彈一樣滾燙而冷酷。
在螢因一類的哲學家眼裡，這個世界只有兩種東西，語言以及語言的對象。簡要地講，也就是兩類，一種叫「刀槍不入」，一種叫「刀槍」。這兩種東西彼此依存，又在歷史中製造衝突。在上述那個場景中，信奉「刀槍不入」的壯漢是唯心論者，而顯然，善用子彈的紅軍戰士是唯物論者。當然，導演的哲學立場是不言而喻的。
但語言有語言的力量。在穿過一條寂靜無人的夜巷時，語言能壯膽，這是兒時的經驗。長大了，語言可以幫助一個羞澀的男孩去親近一個女孩。「刀槍不入」顯然是對語言力量的濫用，可反過來一想，不管這四個字如何荒唐，它畢竟支撐著那些人衝向了陣地，在子彈橫飛之前豪情萬丈。
語言究竟有多大的力量？蘇格拉底把它用到了極致。他的學生斐多曾經滿懷感激地說到自己的老師：「他治癒了我們。」用什麼治癒？無他，唯語言爾。尼古拉·格裡馬爾迪（Nicolas Grimal-di）在《巫師蘇格拉底》一書中說蘇格拉底在本質上是薩滿、魔法師和巫師的混合體，因為蘇格拉底用有魔力的語言蠱惑人們，同時也治療人們靈魂中的疾患。
正因為語言有特別的力量，使用的人便須謹慎。
以前百姓管寫有字的書信、印有字的報張之類為「字紙」，是不可隨意丟棄的。按習俗，這類「字紙」須拿到指定地點統一焚燒，以示對文字的敬畏。我所在的城市有一條街道叫「惜字宮」，就是因一個焚燒字紙的小廟而得名。這讓我想起倉頡造字時「天雨粟，鬼夜哭」的異象。古人比我們多的，就是一份敬畏心：語言對這個世界造成的影響究竟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只有天知道。
於是有人開始反思語言，對如何使用語言、該不該使用語言產生了疑問。黃子平在《害怕寫作》的代序中就表達了一個寫作者對語言的諸多困惑。他問自己：是誰給了你寫作的權利、寫作的資格？是語言讓他體會到了寫作中的空虛與充實、軟弱與堅強。他是一個有敬畏心的人。
和「刀槍不入」的壯漢一樣，不少人仍在濫用語言。拙劣的翻譯是司空見慣的例子，粗心大意的作者和編輯也在創造新的笑話。比如前面提到的《巫師蘇格拉底》，在書的封面上，作者尼古拉居然印成了「居古拉」。這樣的錯漏也可以放過，看來出版社也在玩「刀槍不入」的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