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在他的名劇《麥克白》裡借主角之口感慨：「人生就是一個荒唐的故事，由白癡講述，充滿著喧嘩與騷動，卻毫無意義。」兩個世紀之後，小說家福克納以此為題寫下了名篇《喧嘩與騷動》。上世紀70年代，雷蒙·阿隆在法蘭西學院的課堂上再度引述了這句著名的台詞。只不過他著眼的不是蘇格蘭的貴族爭鬥，也不是美國南方的家族悲劇，而是一個比個人生活更宏大的詞語：「歷史」。
難道到那個時代，歷史為何物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以至於需要厚厚一本《歷史講演錄》（上海譯文出版社）來探討它？要回答這一問題，有必要對現有的歷史觀重新加以審視。
本質上講，歷史就是人生——無非是過往時空當中的人生而已。更重要的是，歷史與人生一樣，必須以價值判斷作為脊樑。沒有意義的人生不值得過，沒有意義的歷史不值得書寫。如果不憑藉意義的燈塔，回望過去，後世之人看到的，要麼是一團迷霧，要麼是癡人囈語，充滿難以理解的怒吼和噪音。
然而說到歷史的意義，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誰」的意義？這涉及一個重要的學術表述：「誰是歷史的主體？」同一段過去，在有的人眼中是開國史，在另外的人看來卻可能是敗亡史；同一段記憶，一撥人稱之為解放，另一撥人視其為抵抗。這都是主體轉換導致的常見情形。事實上，由於人類很晚才成為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所以「人類歷史」的敘述出現得也相當遲。蠻荒時代，所謂「人」往往指的是自己部族裡的成員，部族之外的那些直立行走的動物根本就是食物或天敵。即便進入文明，古人常說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也分明包含著這層意思。
真正把人類當作一個整體來考察的歷史觀出自基督教神學：創世紀、伊甸園、墮落與放逐、原罪與拯救。圍繞著罪與罰，普世的意義誕生了，歷史中的喧嘩與騷動從此就不難理解。即便出現踏平歐陸的阿提拉，或者肆虐一時的成吉思汗，歐洲人也能用「上帝之鞭」予以解釋。東方的情況有些不同。例如中國也有創世造人的神話，但從來沒有以此建立起一個信仰的體系。在傳統的歷史觀中，天命才是關鍵詞。圍繞得道與失德的主題，歷史成為天命予奪的循環，這幾乎構成了二十四史的全部內容。這種天下興亡的歷史觀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普世意義，足以用來解釋王朝更迭、異族統治、農民叛亂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從文藝復興開始，一直到啟蒙運動，人類的觀念發生巨大改變。神癨隱退，人性高張，理性的進步成為歷史最重大的意義。與這一主潮相對的，另一股思想也涓匯成流，這就是歷史主義（historisme）。德國史學家梅尼克認為，對理性主義的順從，對因果關係的服膺使得人類的內心成了一塊任憑觀念塗寫的白板，喪失了本該有的激情與自覺。而歷史主義對個體意識、特殊性和多樣性的強調則可以幫助人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人類精神，從而賦予歷史嶄新的意義。（《歷史主義的興起》，譯林出版社）然而他沒有挑明的是，按照歷史主義的邏輯，歷史總是特定人群的歷史——特定的個體，然後是特定的階級、民族、國家等等。這個邏輯包含的危險，歷史已經給出了證明。
在兩次世界大戰的硝煙中，理性進步的歷史觀徹底動搖了，精神至上的歷史主義遭遇的失敗更加可怕——對理性的蔑視使它徹底否認普世價值的存在，最終產下納粹思想與種族主義的異形。就像歷史學家卡洛·安東尼所說，在崇拜歷史的同時，歷史主義傷害的是個人的權利、正義以及人道。（《歷史主義》，格致出版社）
在《歷史講演錄》中，阿隆思考的背景大致如此。在書中，他針對的主要是歷史主義的變種，即馬克思主義和存在主義，並試圖用批判理性主義去搭救它們。在我看來，他的嘗試未必成功，但毫無疑問，這種努力是非常貼近現實的。因為那時候的阿隆剛從六七十年代的思想風暴中脫身出來，其親身經歷必已化入思緒。
阿隆的反思對於我們觀察中國現實也不無裨益。事實上，由於政治的強大影響，中國的歷史研究一直處境尷尬，中國人的歷史觀更是大有問題。一方面，我們要反省規律至上的歷史決定論，這種觀點造成的傷害實在太多了；另一方面，我們要警惕勃興的歷史崇拜，任其氾濫必會產生極端的非理性。我個人認為，《歷史講演錄》是幫助人們消褪迷思的一劑清涼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