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拉古是古希臘時期地中海上的一個島國。小國剛立新君，他的一個朋友是柏拉圖的學生。這個學生覺得新國王應該願意行事公正，願意接受良好的教育。於是他懇求自己的老師柏拉圖前來敘拉古。之前柏拉圖曾經到過敘拉古，在見識了老國王的暴戾後而離去。但他的學生熱情地勸說他相信，新國王與老國王完全不同，值得教育。柏拉圖猶豫良久，終於乘船而往。然而柏拉圖很快就發現新國王不過是想為自己在學識上鍍鍍金罷了，實際上仍然是一個暴君。柏拉圖的理想國方案在這裡根本無法實施，他只好失望而去。六七年後，柏拉圖再度接受了學生的邀請回到了敘拉古。這一次他發現，暴君愈發傲慢，根本不把柏拉圖放在眼裡。柏拉圖只好又一次失望地離開。
1934年，當海德格爾擔任了弗萊堡大學的納粹校長後重返講台時，一位同事尖刻地質問海德格爾：「君從敘拉古來？」那位同事的名字已經無從知曉，可是他對海德格爾的這一譏諷卻十分有名。
這是馬克·里拉在他的一本書中講述的一段逸聞。他稱之為「敘拉古的誘惑」。這本書的書名叫《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在書中，馬克·里拉將現當代的幾個最負盛名的知識分子擺上了手術台，剖析他們在政治生活中的幼稚與瘋狂。這些人中包括海德格爾、施米特、本雅明、福柯，他們的思想至今對我們的生活有著非比一般的影響。作者希望通過分析他們介入權力政治的經歷，告訴人們，這些思想深刻、影響巨大的知識分子是如何背叛了獨立自由的理念，成為極權原則或恐怖政體的支持者和擁戴者，他們的心魔與他們的思想體系間是否存在著某種微妙的聯繫，而一旦人們不能深切體察這些聯繫，就有可能重蹈他們的覆轍。
無疑，海德格爾、施米特等人的所作所為是知識分子的背叛。可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究竟要堅守哪些原則呢？或者說，知識分子的定義是什麼？
在英語世界，知識分子從來不是一個褒義詞。直到20世紀中葉，英文中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或者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都是頗負面的詞彙。保羅·約翰遜的《知識分子》一書的標題，顯然是這樣的含義，甚至是更為輕蔑的含義。在他的筆下，盧梭、托爾斯泰、羅素、薩特等人都成了自私自傲的冷酷慳吝之徒。可是，儘管他羅織了不少聳人聽聞的材料，在每一個句子上都加上表示鄙視厭惡的形容詞，卻只能讓人明白，他是一個拙劣的潑污者。為了批判羅素的「脫離現實」，他列舉的罪證之一是羅素「愛喝茶，卻不會煮茶」。為了證明薩特的行動哲學是虛偽的，他認為薩特應該去炸軍車或者刺殺黨衛軍。他的這種幼稚得近乎白癡的論調只可能得到偏執狂的認可。相反，從他的這些失敗的羅織中倒可以看出人們慣常輕蔑地使用「知識分子」一詞是多麼地不慎重。
對於保羅·約翰遜的荒謬，薩義德在他的《知識分子論》中曾表示憤慨。他認為那不過是對知識分子「極端憤世嫉俗的攻擊」。的確，保羅·約翰遜的描述既不符合現實，同時也不符合歷史。知識分子曾經在歷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到今天仍然如此，儘管目前他們的作用是加強了還是削弱了尚有爭議。
在《知識分子論》中，薩義德給出了兩種對「知識分子」一詞的定義。一個是葛蘭西的劃分。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提出，我們所有的人都是知識分子，但並非所有的人在社會中都具有知識分子的作用。而在起作用的知識分子可以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傳統的知識分子，比如教師、牧師、行政官吏，這類人代代從事相同的工作。另一類是有機的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這類人與階級或企業掛鉤，而這些階級或企業利用他們來贏取利益和權力。他們包括技術人員、政治經濟專家、廣告人、公關專家等。薩義德還提到了另一個人對知識分子的定義：一小群才智出眾、道德高超的哲學家——國王（philosopher-kings），他們構成人類的良心。例如蘇格拉底、耶穌、達·芬奇、伏爾泰等。這個定義來自朱裡安·班達的論著《知識分子的背叛》。在對背叛的知識分子的批判中班達確立了真正的知識分子的形象：他們是特立獨行、敢於面對權勢的人，是「為追求非世俗的財富而感到喜悅」的人，是自稱「我們的國王不在這個世上」的人。葛蘭西與班達給出的定義各為極端。而明顯的，薩義德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更傾向於班達，他認為知識分子應該是「流亡者和邊緣人，業餘者，對權勢說真話的人」。
儘管看起來葛蘭西的定義更容易把握，但無疑班達和薩義德的定義更讓一些人感到舒服。我相信，中國的知識分子更願意認同他們的觀點。在林賢治的《關於知識分子的札記》中，薩義德的觀點就得到了正面的呼應。他們都強調知識分子的反抗意識和「業餘者」身份，強調「內心流亡」和邊緣性。
古怪的是，幾乎所有關於知識分子的定義都傾向於縮小知識分子的範圍而不是擴大它，這或許是「文人相輕」的衍生含義。稍加留意就可以發現，班達對知識分子的定義不過是薩義德的形容詞，背叛班達的人也許正是薩義德心目中的知識分子。在班達那裡，知識分子應該遠離世俗，追求非實際的目標，為藝術、科學、形而上學的思索而工作。那些背叛的知識分子應該受到指責，因為他們「降臨到公共廣場上」，捲入到普通大眾的公共關係中，成為政治熱情和世俗熱忱的俘虜。而在薩義德那裡，這些所謂背叛簡直就是知識分子這個稱號的應有之義。在他的心目中，知識分子就應該是薩特那樣的人，「要在最能被聽到的地方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且要能影響正在進行的實際過程，比方說，和平和正義的事業」。與此同時，鑒於他們堅持「對權勢說真話」，順理成章的，知識分子必然成為公共社會的「流亡者」，哪怕不是真的被放逐或被邊緣化，也要懷著一種受難者的心情，堅持「內心流亡」。然而，儘管現代社會沒有打出「歡迎知識分子回到地面」的橫幅標語，但是，除了與權力的較量，要從現實中尋找知識分子被放逐或者邊緣化的證據仍然困難。再者，一個被放逐被邊緣化的人如何做到在最能被聽到的地方發表意見？薩義德的定義具有某種內在的矛盾性。
如果說班達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有一定的歷史背景的話——有關現代知識分子與古代祭司、教士以及中國士大夫的關係被討論得夠多了，那麼不得不說，薩義德對此的定義有些類似於構築神話，他自己也承認，符合他的定義的知識分子，像二戰之後出現的活躍在咖啡館的少數法國知識分子（如薩特、加繆等人）是偉大的，但幾乎也是神話的。那種孤獨地背負著偉大使命的人類良心，徹底反抗權力對抗主流秩序的薩特式的知識分子無疑是具備英雄氣質的，但極有可能只是自戀產生的幻覺。比較客觀的定義可能是雷蒙·阿隆給的。他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中說，知識分子應該是獨立的觀察者，有節制地履行自己作為公民和輿論領袖的角色。
種種知識分子的定義難以讓人滿意，但是總有人指出一些比較具體的例證。比如說，法國知識分子是知識分子的典型。這樣的說法還包括「俄國知識分子是最具有知識分子精神的」「中國知識界缺少知識分子精神」等等。這些說法看上去都振振有辭，但是也很容易找到反駁的論據。當1968年巴黎的學生高呼著「寧與薩特走向謬誤，不與阿隆共享真理」走向街頭，薩特的知識分子形象是更偉大了還是更值得懷疑了？當1848年俄國革命失敗後，俄國知識分子拋棄了自由主義，從此踏上一條通往極權社會的不歸路時，他們的知識分子精神是高貴的還是荒謬的？既然中國缺少知識分子精神，那麼推動、校正歷史的力量從何而來？是不是可以說中國知識分子可有可無？
也許，無論出於何種目的，試圖更多地介入社會生活，從而產生更廣泛影響的願望與企圖超越世俗、保持獨立精神的願望是知識分子將一直面對的尷尬宿命。實際上，這就是權力與知識之間的衝突。權力，無論是硬權力還是軟權力，都有助於知識分子以知識影響公眾。但知識本質上具有的真理性，天然地不願意屈服於權力。或許，知識分子能做的就是充分意識到這些衝突，坦然接受尷尬的宿命，並把這種命運的獨特性當作自身定義的一部分。只有理解了知識分子的尷尬，可能在閱讀《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時，失望的情緒才不至左右我們的判斷。敘拉古的誘惑是危險的，更是真實的。這種真實可能不僅是知識分子所要面對的，而是我們整個人類所要面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