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義德訪談錄》裡有一篇訪談，題目叫《野蘭花與托洛茨基》，可通篇看完，裡面既沒有托洛茨基，也沒有野蘭花。沒有托洛茨基也就罷了，可「野蘭花」三個字都不見蹤影，這就讓人不爽了（愛電影的人大概都知道我不爽的原因）。後來才知道，這托洛茨基和野蘭花是有出處的，他們都來自理查德·羅蒂的自傳。
在我讀到的傳記中，理查德·羅蒂的自傳《托洛茨基和野蘭花》是我的最愛。簡短，翻譯成中文不超過15000字。信息量還挺大，不亞於國內一個社科院研究員滔滔一輩子。羅蒂當年是個神童級的人物，到老了活力不減，爭議不斷，攪得大家心神不寧，這樣的哲學家甚得我心。一個哲學家，如果讓大家都活得很自在，在我眼裡，那基本上就是廢柴。
當然，一個哲學家如果讓大家都活得不自在，自身也是危險的。蘇格拉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也就在蘇格拉底之後，哲學直接介入世俗世界的方式基本上宣告失敗。於是有的哲學家開始玩玄活，沒一句實在的，最後搞一個包羅萬象的體系，累死那些詮釋者。有的哲學家則扮演先知的角色，替百年千載之後發言，煞有介事，一不小心成了神學家。
先知是一個高風險的職業，搞不好就有十字架火刑柱伺候著。不過那畢竟已成過去，現在有誰上了火刑柱，那也不過是行為藝術。按理說，在我們這個社會，先知應該是一個競爭激烈的行業，可事實上呢，敢於競爭上崗的哲學家少得可憐。這可能和大家對哲學的認識發生了改變有關。陳嘉映在《哲學科學常識》一書中說，雖然哲學這個名號可能還會保留著，但它早已不承擔「用鉅細無遺的理論為世界提供統一解釋」的任務，也不能為任何事物提供預測了。在他看來，這個任務已由科學來承擔了，而哲學的任務呢？是「經驗反省和概念考察」。按照他的說法，我的理解是，先知這個職業的最佳候選人，應該是托夫勒、奈斯比特，而非伯林、施特勞斯。
陳嘉映是哲學家，他對哲學境遇的體會肯定比我這樣的讀者深切。可是，我還是覺得他缺少一些勇氣，對他將哲學限定在「經驗反省和概念考察」的狹小地盤裡心有不甘。何況，連他自己也承認，取哲學而代之的科學，雖然為這個世界提供了更為準確的統一解釋，卻獨獨把人的心靈遺留在了畫面之外。而哲學雖然形銷骨立，畢竟時刻惦記著人心。
人心難測，這不正是先知施展手段的前提嗎？
理查德·羅蒂就是當代少見的有「先知」之譽的哲學家。他提出的「以希望代替知識」的哲學新主張，可能在實踐意義上還有些腳步虛浮，但不失為一條新路。在自傳中，羅蒂回憶起自己的少年時光。那時候，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托洛茨基，最獨特的興趣是研究野蘭花。15歲考入芝加哥大學時，他一心想做的，就是用某一個思想體系或審美框架，將托洛茨基和野蘭花調和在一起，以達到濟慈詩中所寫到的境界：「在單純的一瞥中把持了實在和正義。」在那種境界裡，真理的光輝普照，遍佈著超凡脫俗的野蘭花。可最終他意識到，他無法在托洛茨基與野蘭花之間，在黑格爾與普魯斯特之間，在公共正義與私人德行之間找到那唯一的真理——一個誠實的哲學家不可能在「單純的一瞥」中把握住實在和正義。於是他提出另一種哲學。這是一種以希望取代真理，或者說以想像力取代理性的哲學。在他看來，縱然沒有形而上學意義上的真理，只要人類的想像力還在，人的希望就會一直存在。從這個角度講，羅蒂認為，哲學家都應該做人類的預言家，做未來的先知，而馬克思、杜威、哈貝馬斯、德裡達都是這樣的先知。
讓我遺憾的是，中國沒有這樣的先知。有的看起來像，其實只是神學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