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近春節，我都由衷地祝福朋友們快樂、幸福、心想事成。這些美好的字眼背後，有你我淳樸的希望。然而現在，我卻不由的思忖，當我送出那些祝福的時候，是不是在說違心的話，甚而撒了彌天大謊。因為事實明擺著，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前景已經變得越來越不明朗了。
我想起當年在金融投機領域，猶太人安德烈·科斯托拉尼是一個比股神巴菲特還牛的傳奇人物。上世紀30年代，他在巴黎從事股票生意，賺得盆滿缽滿。有一位聰明的記者朋友，常給他一些有關政治的小道消息，而他則回饋以不少股票方面的技巧和建議。總之兩人合作得很愉快。可是，他倆在一個重大事件的判斷上存在巨大的分歧，那就是戰爭會不會爆發。
記者朋友一直認為德國不會入侵波蘭，更不可能和法國作戰。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而科斯托拉尼顯然不是。1939年8月24日，蘇德簽署互不侵犯條約，之後歐洲進入一種奇異的平靜。儘管巴黎證交所沒有停止任何業務，可是科斯托拉尼意識到，戰爭已經不可避免。他在兩周之內停止了所有的股票投機，把套現的錢和存款全部轉移到了美國。
兩周之後，也就是9月6日，那位記者朋友急匆匆地到證交所找到科斯托拉尼。他把科斯托拉尼拉到僻靜處，既興奮又神秘地說：「好朋友，告訴我，現在我該買進什麼，我想立刻賺上一大筆。」
科斯托拉尼也很激動，他問道：「是不是希特勒死啦？」
朋友回答說：「不，正相反。納粹離巴黎只有30公里了，兩天內他們就能抵達。戰爭要結束了！股票一定大漲！告訴我，這時候我該買什麼股票？」
科斯托拉尼覺得有人用大錘猛擊了自己的腦袋，一陣眩暈。他看見交易所裡的人們一如既往地跑來跑去，聽見朋友急切地追問著生財之道，感到心臟在痙攣，卻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他飛快地跑出大樓，攔下一輛出租車，迅速趕回家，簡單收拾了一下行李，乘坐最近一班列車離開巴黎，一路向南向西，翻越比利牛斯山脈，經由西班牙、葡萄牙，逃去了美國。
據說，那位記者朋友仍在交易所裡尋找科斯托拉尼，請他指點迷津，直到納粹關閉股市為止。二戰之後，科斯托拉尼回到巴黎才得知，他的朋友因通敵判國罪判了十年監禁，還關在牢裡。
後來，科斯托拉尼總結道，逃離法國是他一生中做得最好的一筆投資。
是不是悲觀主義挽救了科斯托拉尼？好像不是。
這讓我想起另一個故事。故事的主角叫瓦爾特·本雅明，他也是猶太人，德國有名的文化批評家。自從1933年離開德國開始流亡，他的大部分時光都在巴黎度過。事實上，當科斯托拉尼飛快地逃離法國，本雅明正在巴黎——德國人並沒有即刻進攻，直到1940年5月戰火才真正延燒到那裡。6月中旬，巴黎陷落前夕，本雅明逃到了法國南部。9月25日，在朋友們的幫助下，他翻越比利牛斯山脈，來到了西班牙的邊境小鎮布港。可是因為西班牙臨時關閉了關卡，不准難民們入境，當夜，絕望中的本雅明服毒自殺。
更令人唏噓的是，就在他自殺的第二天，邊境重新開放。他的同伴們都得以通關過境，途經西班牙，在葡萄牙的里斯本登船，最終抵達了美國。
是不是悲觀主義害了本雅明？好像也不是。
美國人瓦裡安·弗蘭二戰時期曾經幫助很多與本雅明有著類似境遇的人逃脫納粹的魔爪。他曾經回憶到，在他幫助的那些逃難者中間，不少人即便是拿到了簽證，拿到了跑路的經費，也可能因為恐懼而無法繼續他們的逃亡之旅。
「他們對於停留表示出極度的不安」，弗蘭說，「又對離去表現出巨大的恐懼。你把他們的護照和簽證都給準備好了，可一個月後，你還是能在馬賽的咖啡館裡看到他們。他們呆呆地坐在那裡，等著警察過來把他們抓走。」
究竟是什麼造就了科斯托拉尼與本雅明的不同命運？本雅明沒有留下答案。但是，科斯托拉尼有。他說，父親曾經告誡他，世上的人可以分成兩類。一類人談吐聰明，行動愚蠢；另一類則不善言辭，行動敏慧。科斯托拉尼認為，自己要做的，並且一直做的，就是成為後一類人。
本雅明是不是前一類人呢？不好說。畢竟，他只活了48歲，而科斯托拉尼差不多多活了一倍，直到1999年才以93歲的高齡去世。後者贏得了更多的為自己辯護的時間。
也許沒什麼意義——不過說完這兩個人的故事，我方能安心地祝福朋友們。
希望在新的一年裡，大家都有一雙洞察世事的慧眼。更祝願大家有著獨立的判斷力與強健的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