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證偽學說名世的哲學家卡爾·波普爾講過這樣一番話：對於「理性的」來說，再沒有比「批判的」更好的同義詞了。他進一步解釋說，「理性」或者「理智」，最佳的意義就是對批判開放——準備接受批判，渴望自我批判，並且將這種批判的態度盡量擴展開來。這種批判與自我批判的態度，波普爾稱之為「批判理性主義」。聯想到汪暉在「抄襲門」中的沉默，就明白這是多麼可貴的態度。
然而當真知成了常識，哲學家之前為此所做的努力遲早會被人遺忘，昔日的赫赫聲名也將蒙上灰塵。波普爾的命運正是如此。這位深刻而清晰的思想者，紅極一時的哲學家，死的時候也算哀榮備至。誰知兩年不到，倫敦經濟學院就將他生前的辦公室改建成了廁所。（《懸而未決的時刻》，劉擎著）
不過，別以為死後的遭遇才是定論，除非它本身經過波普爾式的考驗。再說了，從根本上講，影響個人命運的因素多如牛毛，唯獨與自己的生死無關。波普爾的早年生活夠曲折了，幹過木工活，當過小學老師，還做過被告，站在法庭上洗刷當保育員期間導致小孩骨折的指控。學術道路同樣磕磕絆絆，少年早慧，偏偏物力維艱。半工半讀，終於取得哲學博士學位。1937年納粹上台，身為奧地利猶太人，只好跑路。到了英國，他那一套學問在分析哲學的大本營並不討好，最後不得不遠走新西蘭。二戰後回到英倫，處境也不理想，只謀得倫敦經濟學院的講師職位。立足未穩，還得面對維特根斯坦「揮舞的火鉗」。
關於和維特根斯坦的衝突，波普爾在自傳《無盡的探索》裡有記述。那是1946年，波普爾去劍橋國王學院演講，兩人當面發生激烈的爭論。在談到道德原則的有效性時，維特根斯坦坐在壁爐邊上像教鞭一般舞動著火鉗，質問波普爾：「給一個道德原則的例子！」波普爾的回答很直接：「不要用火鉗威脅應邀訪問的講演者。」氣得維特根斯坦摔門而去。
維特根斯坦與波普爾的衝突尚存名士之風。相比之下，古典學者施特勞斯和沃格林的「暗算」則盡展傳統權謀。在給沃格林的信中，老辣的施特勞斯批評波普爾的哲學毫無生命力，猶如「黑暗中的口哨」，然後試探他的同行沃格林：「您在什麼時候可以告訴我您對波普爾先生的看法嗎？……如果您願意的話，我會守秘密的。」而沃格林把撩撥當盛情，一點也不客氣，在回信中大罵：「這位波普爾先生多年來並非一塊絆腳石，而是必須從路上不斷地把它踢出去的討厭的小石子」，作品「卑鄙、粗野、愚笨」，半吊子且毫無價值。施特勞斯將信件轉給科學哲學教授庫爾特·裡茨勒（Kurt Riezler），他是決定波普爾能否取得芝加哥大學教職的關鍵人物。結果令他們滿意，就像施特勞斯給沃格林的致謝裡所說：「事實上您幫助我們阻止了一起醜聞。」（《信仰與政治哲學》）
那是1950年發生的事情，從波普爾的自傳來看，對此他一無所知。相反，他覺得那年的美國訪問相當不錯。他很自豪地講，當他在普林斯頓大學演講時，愛因斯坦和玻爾都來參與討論。要知道，這兩位朋友可是針尖對麥芒的敵手。
其實，無論在那之前還是之後，波普爾一直與頂尖的科學家有著深刻的交流。早在1935年，愛因斯坦讀了《研究的邏輯》就寫信來支持他——科學家們是批判理性主義的堅定盟友，為波普爾的哲學提供炮火。在長長的盟友名單中，英國數學家和理論天文學家邦迪爵士說：「科學就是科學的方法，科學的方法就是波普爾所說的方法。」生物學家，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梅達沃爵士認為，波普爾是有史以來無與倫比的最偉大的科學哲學家。另一位諾貝爾得主，澳大利亞神經生理學家艾克爾斯說：「我的科學成就歸功於1945年我對波普爾關於科學探索行為的教導的皈依。」（《趙敦華講波普爾》）
當然，激烈的爭論是免不了的，但是他們之間沒有背後的刀子，也沒有突來的冷箭。就像波普爾所說，他與薛定諤（量子物理學之父）發生過一次又一次的爭吵，連他都擔心兩人終有一天會分道揚鑣。然而，他們總會回來繼續之前的討論——難怪波普爾認為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哲學家——假如他至死都不知道哲學家同行的暗算，那就可以肯定，他的確言出於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