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誠從何時起才成為一種至高的價值觀？沒有幾個人對此深入研究。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真誠起初並非人人稱頌的美德——將東方的情形暫放一邊，在歐洲人固有的觀念裡，真誠並不容易理解，更談不上神聖，至少五百年前是如此。她沒有真善美古老，也不像勇敢、忠誠這些原則那麼便於被普通人遵循，人們很難把握住她的本意，在《現實感》一書中，伯林甚至認為她是如此新穎，直到18世紀中葉以前都無法被接受。
伯林的觀點有些誇張，其實早在13世紀真誠已經在人們的思想中萌芽。弗裡德裡希·希爾在《歐洲思想史》中談到基督教靈性主義各教派的情況時，真誠已是其中重要的成分。法國南部的清潔派、瓦爾登派以及意大利的方濟各會，這些在當時的基督教運動中的重要力量無不將真誠作為他們信念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過這時候的真誠還是工具性的。一切真誠追求真理、至善、幸福和美的行為值得讚頌，並不意味著真誠本身也具備與真善美相等的價值。
到了16世紀，馬丁·路德已經可以將「真誠」單獨運用了。他一再地譴責理性是「為惡魔效勞的妓女」，是「神的死敵」，是「一切邪惡的源頭」，應當「扔進廁所裡」。而只有像他宣稱的那樣真誠信任自己內心的聲音，才能與神直接交通。在給朋友的信中他說：「罪不能把我們與神隔絕，即使我們每天犯一千次殺人罪、姦淫罪，也還是如此。」他還發表文章，主張把教皇和教廷要員的舌頭割下來釘在絞刑架上。這一切都顯示出真誠的獨特力量。弗裡德裡希·希爾甚至認為，由於貪饞，身體肥腫而死恰好能證明馬丁·路德自己的理論：只要真誠的信仰，就可以從心所欲地行事為人，哪怕不斷犯罪仍然不至於被罪壓倒，因為一切罪孽都由基督承擔了。「犯罪時也要勇敢；信仰時則更要堅強」，這是馬丁·路德的格言。
有了馬丁·路德，「真誠」最終在西方徹底扎根就不難理解了。伯林發現，到了18世紀中葉，聖哲、專家、有知識的人，像這類「通過理解的方法或通過基於理解之上的行動而獲得幸福、美德或智慧的人，被為了實現自我而不惜一切代價、不怕任何險阻、不計任何後果的悲劇英雄所取代了」（《浪漫主義革命：現代思想史的一場危機》），不為別的，只因為後者更加真誠。無疑，對於舊有的注重結果的道德觀來說，這種崇尚動機的道德觀是顛覆性的。
伊朗總統內賈德建議在聯合國大會上與布什進行一場有關國際問題的辯論，而如此真誠的願望卻被美國拒絕了，可見在大洋彼岸新的道德觀仍有些根基不穩。相反，在我們這裡，「真誠到永遠」是深入人心的。前不久，一個演員斥罵同性戀是犯罪引來不少批評，之後一個「文化基督徒」就同性戀問題發表的文章把演員的意思表達得更為清晰。如果說前者的話因文化水平所限而顯得愚蠢，那麼我不得不說，後者的文字水平足以讓他的思想閃耀著真誠的光輝。如果有人把這種真誠視為愚蠢的話，我必須為之辯護——哪怕是愚蠢，也是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