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刻，《經濟學人》雜誌刊載了一幅漫畫，標題叫《把脈經濟》。畫中四個表情嚴肅的男人圍著桌子，面對一堆曼哈頓微縮景觀，一籌莫展的樣子。每個人物都畫得不錯，特徵抓得准。馬克思最搶眼。戴假髮的那位印在英鈔上，叫亞當·斯密。另兩人的模樣比較陌生，仔細一看，厚嘴唇是凱恩斯，高額頭的是熊彼特——瞧，每當活人解決不了問題，死人的地位就會抬升，無非如此。
從經濟的角度看，他們中間「市值」最高的人物無疑是凱恩斯。照眼下的情形，馬克思和斯密都顯得太極端了。斯密的聲望需要「止損」，而馬克思呢？就算《資本論》暢銷，《蟹工船》大賣，哪裡及得上用四萬億做信譽擔保的凱恩斯。
不過，這三位的大名仍是焦點，唯有熊彼特不尷不尬，簡直成了「多餘的人」。我就曾聽見有人問，熊彼特是不是一個服裝品牌，和泰迪熊是什麼關係。
這種多餘人的感慨並非我的想像。假如熊彼特在世，他固然會覺得和馬克思、斯密坐在一起是一件榮耀的事，但肯定也會侷促不安。因為身邊坐著的，是與他同一年出生（1883年）的凱恩斯。要知道27年前，同樣是《經濟學人》，在紀念二人誕辰100週年的專題中，留給他的篇幅尚不到凱恩斯的三分之一。
說起來，熊彼特與凱恩斯的確一時瑜亮——至少熊彼特自己私下裡這麼認為。他們都是神童式的人物，天才級的學者，然而他們又是如此地不同。凱恩斯過了愉悅、成功和自我實現的一生，相反熊彼特的人生要陰暗得多。
斯基德爾斯基（R.Skidelsky）認為，凱恩斯是一個奧德賽式的人物，一個成功的英雄。「他聽見了海妖優美的歌聲，但做好了防止觸礁的準備，堅守他的才華和世界給他指定的大方向。」（《凱恩斯傳》，三聯書店）相比之下，我覺得熊彼特的人生就像他未完成的小說標題，是一艘時不時遭遇擱淺和觸礁的「霧中之船」。
然而一切並非必然。如果某人在上世紀初認識熊彼特，他很可能會被這位年輕人的聰慧與樂觀吸引——當然，也有可能被他的倨傲與放肆激怒。26歲的熊彼特是奧地利當時最年輕的經濟學教授，28歲成為同行盛讚的學術傳奇，30歲已是學術舞台上風度翩翩的大師。另一方面，他是慣於冷嘲熱諷的學術對手，公然攬妓的「維也納情人」，身著騎術服參加學術會議的教授。朋友善意地提醒他低調行事，他的回答則是左手攬著金髮女子，右手挽著黑髮女人，坐著一輛豪華的敞篷馬車，在維也納的大道上呼嘯來去。（《熊彼特》，斯威德伯格著，江蘇人民出版社）
不管怎麼說，除了幼年喪父，從熊彼特的青年經歷裡似乎看不到多少陰鬱的東西。之後，他短暫而尷尬的從政（出任奧地利共和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以及同樣短暫而尷尬的從商（擔任一家銀行的董事會主席）給了他一些挫折。可是，他很快就回到了大學講台，回到了充滿樂趣的學術道路上來。（《開門：創新理論大師熊彼特》，洛林·艾倫著，吉林出版社）
真正的轉折也許是1926年。那一年短短三個月內，母親、妻子和剛出生的孩子相繼去世，熊彼特的生活幾乎徹底被毀。他試圖用拚命工作的方式擺脫痛苦，然而當他的《貨幣的本質》即將脫稿，凱恩斯的《貨幣論》早一步出版了，並且與他的貨幣理論諸多相似。熊彼特銷毀了手稿，其副本直到他去世才由他人編輯出版。
熊彼特想與過去的生活一刀兩斷，於是離開歐洲去美國生活。可是他後來寫作的《經濟週期》差不多遭遇同樣的命運，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再一次搶了先。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的理論完全給晾到了一邊，而凱恩斯的學說卻顛倒眾生。他幾乎一手建立了哈佛大學在經濟學領域的地位，可是令熊彼特氣結的是，他的得意門生，譬如加爾佈雷思、薩繆爾森等等，紛紛改換門庭成了凱恩斯的信徒。他曾被學生們崇敬地稱為「經濟學教皇」，卻是孤獨的教皇——在經濟學界，從來沒有一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學派存在。熊彼特的心態是如何在與凱恩斯的遭遇中一步步變化的，在最新的熊彼特傳記中有細膩的分析。（《熊彼特傳》，安奈特·捨爾佛著，機械工業出版社）然而沒有疑問的是，在熊彼特格外陰鬱的後半生中，凱恩斯的確是一塊揮不去的烏雲。他不止一次酸溜溜地表示，那些優秀的青年學子對待凱恩斯的著作過於狂熱了，彷彿凱恩斯是他們的真主。1946年，在悼念凱恩斯的文章裡熊彼特寫道：「他（凱恩斯）個人沒有後代，而且他的生活哲學是一種短期哲學。」任何人都能看出，這其中包含著多麼強烈而複雜的情緒。
有意思的是，就我所知，以熊彼特為主角的傳記類書籍遠多於描寫凱恩斯的。這是不是說明，相較於像凱恩斯那類「完美」的英雄，文學更偏愛「多餘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