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裡正播出上海一場交響音樂會後進行的採訪。好幾個聽眾激動地對著鏡頭說：「感覺我們與世界同步了。」不禁笑出聲來。之後看見一份上海雜誌的廣告語：「讀××畫報，與世界同步」，又讀到上海一家報紙刊登的文章，才意識到這不是玩笑，「與世界同步」的觀念已進入人們的意識深處。在那篇文章裡，世界肉類組織的主席摩爾先生表示，中國豬肉價格上漲並不特殊，因為是與世界同步的。
簡單一句「與世界同步」，讓我頗多疑惑。首先是世界在哪裡的問題。因為從人們的表述看，世界肯定不包括上海，甚至是一個外在於中國的實體，但恕我短視，這個「世界」我沒有看到。至於所謂「同步」問題，更是有點玄乎。既不退步，也不搶步，還不錯步，一定要「同步」生活在這個星球上，標準的步伐由誰規定？如此「與世界同步」，只可用激動人心的荒唐來形容。
近來讀約翰·格雷（John Gray）的《偽黎明》才明白「世界」原來不是一個星球，而是一個正在塑造過程中的烏托邦。而所謂「與世界同步」更像一份全球性的政治綱領。簡言之，它的學術定義叫全球自由市場。在書中，格雷表述了這樣一個觀點：以英美自由市場為模式推廣的全球自由市場體制並不能通過促進繁榮增進自由主義價值，相反，它會導致惡劣的資本主義驅逐優良的資本主義，在產生新貴的同時還產生新型的民族主義和原教旨主義。考慮到約翰·格雷本人的自由主義政治傾向，我不至於將他誤判為「新馬」——他是伯林最好的學生之一，曾經著有《以賽亞·伯林》《自由主義的兩張面孔》。同時考慮到他驚人的前瞻性——這本初版於1998年春季即飽受各個政治派別攻擊的書早就預見到9·11的可能，使我對他在全球自由市場體制上所持的左派觀點將信將疑。
一個精通勞動法的律師朋友不久前剛考察了深圳一家手機工廠，回來後問我：「你知道人工成本在一部手機的製造成本中佔多大的比例嗎？」我認真想了想說：「百分之三。」她說：「百分之三？千分之三！」
要知道，這微薄的千分之三是在每週工作6天，每天工作超過12小時的前提下取得的。約翰·格雷在《偽黎明》裡提醒人們，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和計劃經濟理論一樣，都是理性主義的產物，二者也都是啟蒙綱領的變種。它們還有一個重要的共同之處，那就是「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傷亡者缺乏同情」。不得不承認，我對格雷的將信將疑變得很可笑了。
在《世界歷史沉思錄》裡，雅各布·布克哈特（尼采的歷史學良師）說，「現代」這個詞成為進步的同義詞，體現的不過是人們的狂妄。而「在評價這個所謂進步的時候，人們的安全感理應成為衡量一個社會的標尺」。我在想，那可憐的千分之三是否可以換得千分之三的安全感？抑或千分之三的時代進步？
當人們驕傲地描繪「與世界同步」的黎明時，就想想那千分之三的意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