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斷續續地在讀一本書，伽達默爾的回憶錄《哲學生涯》。書中涉及的人物不少，我對他們大多不熟悉，老實說有的甚至沒聽說過，只好一邊讀一邊在大腦和電腦裡「狗哥」，加上《哲學生涯》的翻譯也並非無可挑剔，這讓我的閱讀變得緩慢，時常處於死機狀態。
但這些困難值得一一克服，因為《哲學生涯》太獨特了。伽達默爾在思想界是無人不曉了：著名哲學家，海德格爾的學生，現代哲學闡釋學的鼻祖，戰後德國學術重建的領頭羊等等，每個身份都頗多故事。對於我等普通讀者來講，他還有一大特點，那就是長壽。長壽的哲學家和短命的詩人一樣總是魅力無窮。遠的像蘇格拉底、孔子，近的如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伯林，他們偉大的思想與綿長的生命意志交織一體，難分彼此。而伽達默爾生於1900年，活了102歲。他不僅見證了兩次世界大戰和第三帝國的覆滅，自己也投身於漫長的學術生涯，與那個時代最深刻最有影響力的人一起思考和生活。這些人裡既包括身兼師友的海德格爾，也包括遠走異國的列奧·施特勞斯。前者是《哲學生涯》中一個主要的角色，而與後者之間的關係，用伽達默爾自己的話講，他們持續不斷的精神交流「可怕地打亂了世界史」。
以「可怕」來形容哲學家的長壽也是恰當的。對於那些致力於哲學突破的人來說，像伽達默爾這樣的哲學家，長壽一分，則危險必增加一分。最著名的例子發生在1981年。在巴黎歌德學院舉行的專題座談會上，伽達默爾與當時風頭正勁的德裡達進行了一場面對面的學術交鋒，這是闡釋學與解構論的第一次直接論戰，也被哲學界稱為一場「不可能的對話」。在對話中，德裡達指責伽達默爾的闡釋學對理解的認可犯了「邏各斯中心主義」的錯誤，而伽達默爾反詰德裡達：視理解為不可能的解構論無法面對解構本身同樣需要理解的悖論。在我看來，德裡達對西方後現代狀況的把握可能比伽達默爾準確，但伽達默爾強調的理解與對話更能體現人類的希望。關於這場論戰的內容及餘波，孫周興等編輯的《德法之爭》（同濟大學出版社，2003年）中有詳盡的記錄。其實，伽達默爾對「一」的尊重與德裡達對「多」的強調，恰好可以用他們之間的年齡差距來說明。那一年，伽達默爾81歲，德裡達51歲，整整相差了30年。長壽的伽達默爾就像《魔戒》中的樹人，雙腳在一個世紀的泥土中獲得力量，而雙手在當代的思潮中攪動。近來讀張隆溪的《道與邏各斯》，就不時能聽到伽達默爾的聲音在迴響：「處於傳統之內並不限制一個人的認識自由，而是使之成為可能。」
《德法之爭》中的伽達默爾思維敏捷，邏輯清楚，而巴黎交鋒的幾年後，他還意猶未盡，再度向德裡達發出了對話的邀請。他熱情地說：「那個讓我關心解構論的人，那個固執於差異的人，他站在會話的開端處，而不是在會話的終點。」可見伽達默爾至少在80多歲的時候還有語言上的自信。譯者說伽達默爾寫《哲學生涯》的時候上了年紀，以75歲的高齡和語言戰鬥，使得書中充斥著大量佶屈聱牙的復合句。這個說法不大站得住腳。
對於逝去的人們，哲學家的長壽卻又是幸事。通過伽達默爾對大半個世紀的回顧，德國一代哲人由枯燥的句讀復活為生動的人。海德格爾復活了，黑眼睛小個子，穿著畫家烏拜婁德設計的「存在主義制服」，活脫脫一個盛裝打扮的德國農民，正在向他的學生們嚷嚷著滑雪和手球。尼古拉·哈特曼跟以前一樣，穿上了黑色的禮服和筆挺的褲子，繫著「慈父般的白色領帶」，冷靜地，近乎一板一眼地出現在課堂上。身高一米八二的漢斯·李普斯喜歡站著和人交談。他朝我們強烈地揮舞著手臂，兩隻大眼睛彷彿要從他的腦袋上跳下來。而保羅·那托爾普正和到訪的泰戈爾在一起，兩個長著花白長鬍子的老人鶴立雞群，閃耀著令人折服的光輝。這是怎樣的一代人呢？用伽達默爾評價馬克斯·捨勒的話足以恰當地評價他們，這是一代精神率真、銷人心魄的人，是一代「在精神上貪得無厭的人。」
除了那些同路人，伽達默爾自己的心路在《哲學生涯》中也頗讓人唏噓。年輕時的伽達默爾恃才傲物，相當狷狂。他自己都還記得，有人問他是否知道某本書，他的回答是：「基本上我只讀不少於2000年歷史的書。」隨著歲月的增長，伽達默爾的形象變得溫敦而寬厚。與德裡達的爭論中，他的表現就是很好的例證。除了年齡，我想這種變化也來自於兩個方面。伽達默爾的闡釋學是追求理解，強調和諧的哲學，他的變化大概與此有關。另一方面，他所經歷的種種世事也必然參與了性格的塑造。書中「萊比錫」一章尤其生動。在他的筆下，一個哲學家所面臨的情景真是奇妙：巨大的學術演講廳中坐滿白髮蒼蒼的聽眾，其中有一半還戴著助聽器。他們的身體齊刷刷地傾向講台，像一片由聾子耳朵組成的森林。
伽達默爾還寫到他飛越戰火到伊比利亞半島講學的經歷。那裡和平美好的生活與自己數年驚魂不定的戰爭歲月在伽達默爾的內心形成了強烈的風暴。他用一個哲學家特有的方式說，自己的內心「有如被世界史抽打」。
儘管在邏輯課上暗諷納粹「所有的驢子都是灰色的」，但總的來說第三帝國時期的伽達默爾只想逃避納粹和蓋世太保的監視，而不是其他的什麼主動行為。但即便如此，他與海德格爾在二戰中的行徑仍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正因如此，戰爭結束後，一身清白的伽達默爾當選為萊比錫大學的校長。在這所面臨俄國人主導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大學裡，他竭盡全力維護學術研究自由，不得不經常以威脅辭職的方式為德國學術復興保全火種。最終當努力成了泡影，他千方百計想回到聯邦德國轄下的法蘭克福大學。隨之而來的是俄國人的報復、拘禁和審問。體面的哲學家不得不交出褲子的背帶和腰帶以防「畏罪自殺」，不得不靠背誦記憶中所有的詩句打發囹圄時光。在數度真真假假的提審後，伽達默爾被突然釋放了。他回憶到：「我感謝了他們，悠然地穿過夜色中的森林步行回家。」
除了那些幾近幻滅的日子，生活仍是美好的。在書中，伽達默爾寫到一群哲學家朋友到黑森林裡野餐，在露營地的篝火旁，海德格爾向他的學生們做了精彩的演講。伽達默爾一直記得他的開首語：「夜火催人醒……」在伽達默爾的記憶中，哲學家的生活就具有這種肌膚般的質感。這團夜火可能是心智蒙昧如我者很難體會的。我所能做的，無非讀一讀《哲學生涯》，在書中，陪著哲學家步行回家，穿過夜色中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