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顱相學盛極一時。法國顱相學家G.勒朋（Lebon）1879年寫道：「在最智慧的人種中，比如巴黎人，大量女性頭骨的尺寸更接近於大猩猩，而不是高度發達的男性大腦。這一低劣是如此明顯，沒有人可以為此一作爭辯，只有低劣到什麼程度還值得討論。研究過女性智力的所有心理學家，以及詩人和小說家，如今都承認，她們表現了人類進化中最有缺陷的形態，她們更接近兒童和野蠻人，而不是成年的有教養的男人。」
之所以引述這樣一段今天看來如此荒誕不經的話，是因為近來我一直在琢磨一個問題，誰是今天的顱相學家？
在Genes,Genesisand God（基因，創世紀和上帝）一書中，作者Holmes Rolston，企圖把科學、倫理和宗教統一起來。這種接近於捆綁銷售的一攬子解決方案是天真的人們所希望的。起碼，一些困擾的心理學家可以長出一口氣：「這個問題歸基因說了算，我們沒有必要為此浪費精力。」
Theresa Marteau和Martin Richards主編的The troubled helix（《麻煩的雙螺旋》）的第一章講述了幾個個人故事，我覺得頗有意味。其中一位叫June Zatz的女士的母親、兩個姑媽都死於乳腺癌，她的一個表妹也患有乳腺癌。當她知道乳腺癌有可能遺傳後，出於恐懼，她做了兩側乳腺切除手術。而另一位叫Ellen Macke的女士在知道自己家族曾經有四個女性成員在30多歲到40多歲時患上乳腺癌後，同樣是預防性的，她切除了乳腺、卵巢和子宮。「斬草除根」本是不分東西的文化傳統，我並沒有對上述兩位女士的行為有任何批評的意思。還是同一個問題，就現在來看，所謂科學，正在幹些什麼？
讀到這兩個故事，我就對人類基因組計劃、克隆人之類的爭論失去了興趣。有人說，人類基因組計劃產生了三大社會問題：人口篩查、資源分配和商業化。我覺得這些看似嚴重的問題都比不上一個懷念自己乳房的女性更讓人震撼。
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蘇珊·桑塔格批評了當代文化中企圖擴大疾病範疇的傾向。據她的分析，疾病範疇的擴展依賴於兩種假說。一種假說認為，每一種疾病都可從心理上予以對待。另一種假說認為，每一種對社會常規的偏離都可被看作一種疾病。我覺得她的分析至少會受到兩種人的抨擊。一種是心理學家，一種當然是社會學家。尤其是後一種假說事實上已經逐漸被採信。犯罪行為被當作疾病，應受到懲戒的罪犯被當作病人接受診治和關心，這樣的事情屢見報端。
蘇珊·桑塔格沒有說穿這種傾向背後隱藏的事實，那就是，當代文化中疾病範疇的擴大，實際上就是科學範疇的擴大。我有一種感覺，當代科學比以往更頻繁地闖入傳統的人文領域，甚至正在逼人文拆遷。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近幾十年裡，科學的手中多了一個利器，那就是「基因」。在我看來，某些科學家、人文學者和普通大眾甚至達成了共識，基因的力量如此巨大，已經成為決定我們命運的根本。
基因是麻煩的，可是基因是不是麻煩的根源，我看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