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愛因斯坦的眼裡，伯林是「上帝這個巨大但一般來說不怎麼吸引人的劇場裡」的十分明智的「旁觀者。」這究竟是讚譽還是貶損？恐怕連伯林自己也拿捏不準。但從他年屆六旬忽然熱衷於承建和管理牛津大學一所新學院的事實來看，他內心的確對愛因斯坦的評價相當在意——證明自己有處理實際事務的能力，從而擺脫「旁觀者」的角色，大概是有些人不可言說的渴望。
新學院沃爾夫森的創立對伯林個人意義重大，可時至今日我的感受和當年他的朋友們沒什麼區別。一個哲學家寫信給伯林抱怨道：「一想到你將把自己出眾的才華和時間浪費在召開學院會議和擔任各種委員會委員上，我就不寒而慄。」在那段時間裡，伯林的學術創造力的確降低了，收錄在《反潮流》中的《喬治·索雷爾》算是期間為數不多的重頭文章。有趣的是索雷爾這個行動至上論的鼓吹者，滿腦子「反抗」「暴力」「從肉體上取消反動分子」的人，一生高喊「讓知識分子見鬼去吧！」的口號，事實上卻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旁觀者。用伯林的話講，是一個「局外人中的局外人」——住在寧靜的塞納河畔，每週四乘著有軌電車去參加聚會，最終被俄國和奧匈帝國的債券搞到破產貧困而死——那裡的革命和他的思想可能有些關係。
為什麼旁觀者的角色讓有些人恐懼而力圖擺脫呢？彼得·德魯克在《旁觀者》中說，那是因為「旁觀者沒有個人歷史可言」。他進一步說，旁觀者連觀眾都算不上，只是站在舞台側面觀察情形的消防隊員：在以前，一些劇院須在後台有兩個消防隊員坐鎮才可開始演出。這真是具有手術刀一般質感的解釋，以此理解伯林的選擇，準確而疼痛。而伯林通過新建學院的方式改變旁觀者的角色的確是十分明智的，這比不少哲學家通過政治實踐改變角色的方式風險小，並且有實績。
不過我不認為旁觀者這個角色有什麼可尷尬的。在現在資本囂張、資源匱乏、資訊氾濫的「三資」時代，做一個旁觀者是榮耀的，至少一個無所事事的旁觀者是環保的，還可以用「不跟你玩兒」的態度超脫於權力遊戲。在這點上，杜尚有比較完整的「旁觀者」理論。在《杜尚訪談錄》中他講過，他一生所迴避的就是上台成為一個演員。他有一句名言：「這裡沒有解決，因為這裡沒有問題。」這是「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的法文版。杜尚甚至說，他「羞於使用創造這個詞」，言下之意，世界這個舞台上演員太多了，而旁觀者少。他不是哲學家，卻堪稱智者。
超現實主義藝術家普呂東評價杜尚是20世紀最有才智的人，同時，「對多數人而言，也是最擾亂人心的人」。可見旁觀者的角色並非可有可無，而往往讓人寢食難安。想到這點，我倒有些幸災樂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