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可以分為兩種，一種叫巴黎人，一種叫外省人（prov-ince）。這還是略顯客觀的分類。換作一個老巴黎人，多半會輕蔑地說：「出了巴黎就是沙漠」。托克維爾在他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曾經分析過法國這種奇特的割裂現象。他說，像倫敦、紐約這樣的大城市，人口和巴黎差不多，但很難想像它們足以決定大不列顛或美利堅的命運。而巴黎呢？以前它是法國最大的城市，到了1789年，它卻一躍成為法國本身。實因為巴黎抽走了大部分法國的顯貴、商人以及才智之士，帝國的菁華盡被吸取。同時，法國地方上的自由權利不斷消失，獨立生活的特徵也已停止，不同省份的面貌特徵漸趨混淆，「舊有的公共生活的最後痕跡正被磨去」，最終導致「巴黎吞噬了外省」。
一位旅行家在攻克巴士底獄之前離開巴黎去各地遊歷。他發現各個城市都群情激憤，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偶有集會，也是為了聽取來自巴黎的消息。旅行家每到一個城市都詢問市民打算做什麼？得到的回答一模一樣：「我們只不過是一個外省城市。」
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裡寫道：「外省就是外省，巴黎就是巴黎」，其態度甚為模糊。不像帕斯卡，他在《致外省人信札》裡設計的那個通信對像倒是一個淳樸熱情、對世事知之甚少卻充滿好奇的「外省人」。
有意思的是，這個法國人的專用詞所對應的中文竟是乾隆帝尤好使用的。在他斥罵臣子的朱批裡面，「外省習氣」「外省惡習」「外省模稜之風」等詞句幾乎成了習慣用語。比如他在一個大臣的奏折上批注道：「平日尚屬實心辦事之人，不意其亦染外省模稜惡習。」對另一個大臣，他則如此歎息：「汝在刑部，表現出色。然一任外省，即染模稜腐敗之陋習，殊堪痛恨。」所謂「外省習氣」，在乾隆心目中之不堪，恐怕連巴黎人也難以理解。——我的一個朋友在北京的時候，一個辦暫住證的大媽很惋惜地對他說：「多好的青年啊，可惜不是北京人。」那位大媽估計理解。
孫隆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在整體上顯得粗率，他說在甲骨文字形中，「京」與「高」相通，有著高於一切地方的意思，而中國有「重京師而抑郡國」的大傳統，這似乎不能完全解釋所謂「外省」的內在含義。不過他舉的例子很有趣。他發現上世紀80年代的大陸城市在市政規劃上基本雷同，可以說是整齊劃一。只有一個例外，就是上海。因此長期以來上海就成為一個被壓制的對象，以使其俯身於首都之下。將孫隆基看到的情形與托克維爾筆下的法國比照，就會發現一些有趣的事實。巴黎吞噬外省，是因為法國地方獨特性的消失。而中國各城市以及城市居民的矮化和自我矮化，可能不乏類似的原因——去任何一個城市都可以看到，建築、雕塑、廣場乃至城市格局，都是對大城市的模仿。而大城市呢？毫無疑問地模仿著北京的格局。
地方獨特性的消失，大概是「外省」受到輕視的原因。至於「外省習氣」，倒像是一種不易壓制的頑強的精神——被乾隆爺深惡痛絕的東西，無論如何，肯定是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