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長細緻觀察的女人總是讓男人不安。席勒在給歌德的信中這樣評價特別長於觀察的德·斯達爾夫人：「她想要解釋、理解和衡量一切事物，她拒絕接受一切模糊不清、不可理解的東西。對她來說，任何事物只要不能被她的火炬照亮，那就是不存在的。」席勒給這位夫人下的結論是：「對於我們稱之為詩歌的東西，她甚至連一點起碼的感覺也沒有。」
如此評論女人是過於粗魯了，放在當下更是政治不正確。不過如果將席勒的評論對像轉換為另外的事物，卻令我有一番別樣的認識。
所謂模糊不清的東西，很難加以不那麼模糊的定義。清少納言曾經列過一個給她帶來模糊感覺的事物清單：老鼠窩、早上起來遲遲不洗手的人、白色的痰、吸著鼻涕走路的小孩、盛油的瓶子、小麻雀、大熱天長久不曾洗澡的人、舊敝的衣服……我想，這些東西一定觸碰到她內心的某個界線，讓她感到不安。在那個界線的裡面，定然包裹著某個核心。一旦它受到損害，後果是相當嚴重的，甚至讓文學意義上的清少納言不復存在。
我曾經想用「潔癖」來形容清少納言式的文學觀，卻有人一語道破了實質：「清少納言是一個勢利的人。」（《閱讀日記》，阿爾維托·曼古埃爾）的確，唯有勢利二字，才能比較準確地把握清少納言。其實，席勒對那位特別長於觀察的德·斯達爾夫人的評語裡面，不也隱含著這個意思嗎？「拒絕接受一切模糊不清、不可理解的東西」，這種對複雜的世界、複雜的人類情感的拒斥，正是勢利的內在含義。
作為日本文學的源頭之一，這位平安王朝宮廷女官的勢利是否已融入日本人的血脈？答案也有人早已給出。1959年，哲學家科耶夫在訪問日本後就斷定，日本社會展示了另一種世界歷史的選擇，一種甚至可以超越美國生活方式的選擇。這是因為日本人為人類發明了一種民主的勢利觀（snobbism）。這是一種膚淺的民主化與美國化的混合體。在這種觀念下，武士道傳統得以徹底地去政治化，日本人在茶道、俳句、劍道等各種「高貴而優美」的事物營構的精緻美學中嬉戲，同時不妨礙現代技術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滲透，也不妨礙官僚體制有條不紊地運行。
到了1968年，再度訪問日本的科耶夫發現民主的勢利觀已經結出了「豐碩的果實」。在隨後的演講中他說：「日本是唯利是圖的象徵。800萬日本人就是800萬勢利小人。」
並非只有日本才有勢利小人。在我的經驗範圍內，800萬恐怕是個小數目。勢利的美國人口中常常用」loser（失敗者）」互相謾罵，我也看見不少在美國混過幾年的中國人用「loser」指代乞丐、流浪漢、沒有晚禮服的作家、40歲還單身的女人和娶了相貌醜陋的亞裔女子為妻的白人老年男子。不久前，某商人對導演賈樟柯的指責，就可以視為中國式勢利觀的典型。但是，除了日本，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文學傳統中，勢利從未曾取得正當的地位。所以，我們能看到《湯姆·索亞歷險記》，能看到《笑面人》《霧都孤兒》《阿Q正傳》《許三觀賣血記》，一直到最近的《船訊》。那些卑微的、始終要面對一切模糊不清、不可理解之命運的小人物，仍然是文學的主角。
可是，文學始終面臨著勢利的侵襲。與那些令她煩擾的事物相對，清少納言曾經將「優美的事物」列了一個清單：瘦長而瀟灑的貴公子穿著直衣的身段；可愛的童女，特地不穿那裙子，只穿了一件開縫很多的汗衫，掛著香袋，帶子拖得長長的，在勾欄旁邊，用扇子遮住臉站著的樣子；年輕貌美的女人，將夏天的帷帳下端搭在帳竿上，穿著白綾單衣，外罩淺藍的薄羅衣，在那裡習字……絲絃裝訂得很好看的薄紙本子、長鬚籠裡插著五葉的松樹……「在勾欄旁，有很可愛的貓，帶著紅脖繩，掛有白色銘牌，拖著索子，且走且玩耍，也是很優美的」。細心的讀者不妨把這些文字與安妮寶貝的《蓮花》做個比較，後者那種「白色亞麻襯衣」在門縫裡轉瞬即逝的調子不是也很「優美」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