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是諾貝爾獎的有力競爭者，遺憾敗在萊辛手下，令押寶在他身上的人扼腕。在小說《愛與黑暗的故事》中文版裡，奧茲寫了一篇很不錯的序言。他講自己的父親可以讀十六種語言，講十一種語言，母親會講五六種語言，可他在童年時代與父母之間卻缺乏對話。沒有談論過感情，也沒有談論過記憶和痛苦，夢想和夢想的破滅。
在一個家庭的成員之間對話竟如此之難，好像出人意料，其實卻是情理之中。回想自己青少年時期的家庭關係，所謂對話恐怕更為稀有。
有一本《僧侶和哲學家》，也是家庭成員之間的對話。法國人馬修·李卡德（Matthieu Ricard）是一個藏傳佛教的僧侶，在尼泊爾隱修。1996年，他和他的哲學家父親在加德滿都的一家客棧裡進行了一番對話。那是在白夜酒吧聊到嬉皮士、大麻和宗教時，翟永明向我推薦的一本書。在美國的時候，她意外從樓梯上摔下來傷得不輕，躺在床上無法動彈。朋友在她的床邊放了一些書。她就這樣打著石膏，以一個固定的姿勢讀完了《僧侶和哲學家》。她覺得若沒有那次受傷，恐怕很難碰見那本書，這簡直是一種緣分。她還提到翻譯者正是賴聲川，譯筆極好。
其實大陸也有此書的簡體字譯本，名為《和尚與哲學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翻譯者是陸元昶。可惜的是，我翻閱了此書，就更想讀到賴聲川的譯本。陸先生的翻譯並不像有些人說的那麼差，只是有些硬，有些「隔」。一對身份極其特殊的父子，要理解他們之間的對話，讀者或譯者得自己參與到對話裡可能才能得其神韻。前不久一個朋友要去台灣遊玩，問我需要買什麼。我第一反應就是要她幫我找找《僧侶和哲學家》。她來去倉促，還是頂著颱風去了誠品書店，結果失望而歸。後來我在翟永明那裡借到了。
對話本是一種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交流方式，可惜現代人有意無意忽視了它。我記得國內有一本很有名的雜誌叫《演講與口才》。在那本雜誌以及某種古怪思路的指引下，我們都成了自信而淺薄的辯才。一段時間，打開電視到處都能看見各種辯論會，以至於和人談話張口就是：「對方辯友……」現在想來，那不是對話，也不算真正的辯論。
對話之難在伽達默爾與德裡達之間體現得最具意味。關於「理解」，闡釋學與解構論進行了一場「不可能的對話」（《德法之爭》，同濟大學出版社，2003年）。這樣的對話雖然困難，卻又魔力非凡。因而毫不妨礙數年之後80多歲的伽達默爾繼續向德裡達發出對話的邀請：「那個讓我關心解構論的人，那個固執於差異的人，他站在對話的開端，而不是在對話的終點。」
奧茲在小說序言中強調，「對話尚未結束，萬萬不能結束。」聯想到伽達默爾對德裡達說的那段話，彷彿能聽到一種召喚，隆隆如雷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