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路撒冷》裡布萊克寫道：「我必須創造一個系統，否則便成為他人的奴隸。」與其說他道出了作家們的心聲，不如說探到了作家們的心病。更有哲學家將這種心病闡述得像社會新聞的標題那樣驚悚，大意是凡還沒有創造自我的人，在存在論意義上就是有罪責的。這種心病可稱為「焦慮」。
在探究這一心病方面，沒有什麼作品比哈羅德·布魯姆的《影響的焦慮》更有名。在書中布魯姆把詩人的創作描繪成擺脫他人影響的種種嘗試，並用弗洛伊德的方式對他的理論進行了一番包裝。而實際上他的焦慮學說簡而言之就類似於香港鬼片中鬼附身和驅鬼的情節，對付王爾德、史蒂文斯還成，一旦碰上莎士比亞這般的厲鬼就不靈了。儘管布魯姆在迴避了20年後以《影響的焦慮》再版前言的方式企圖將莎士比亞納入焦慮理論中，但他的那些臆測實在不能說服我，但我理解他的焦慮。要知道，莎士比亞就是布魯姆的上帝，用自己的理論給造物主之上安排一個更高位階的神癨，那是何等痛苦。
如果布魯姆讀過席勒在1795年發表的文章《論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他不至於20多年來為莎士比亞耿耿於懷。在那篇文章中，席勒區分了這樣兩種類型的詩人：一種是在他們自身和他們的環境之間，或是在他們自己的內心，意識不到有任何裂痕的人；另一種是意識到這種裂痕的人。對於前者，藝術是一種自然的表達形式，作為藝術家，他們理解自己直接看到的東西，為了它本身而去表達，而不是為了其他任何外在的目的。而對於後者來說，天地崩裂，不復統一，那個情與思和諧的世界已然消失，他所做的，就是依靠自己的想像力去追尋、重構那種和諧，以期重返那個世界，卻又無時無刻不得不承載著斷裂所帶來的焦慮感。席勒將前者稱為naiv（素樸的人），後者稱為sentimentalisch（感傷的人）。素樸的藝術家同自己的繆斯喜結良緣，而感傷的藝術家與繆斯的婚姻卻頗為不幸。因為前者的婚姻祥和快樂，而後者卻要面對時代的緊張、衝突和焦慮。
按照席勒有趣的二分法，很明顯，莎士比亞是素樸的藝術家，他沒什麼可焦慮的，而易卜生顯然不是。塞萬提斯是素樸的，而喬伊斯明顯不是。巴赫是素樸的，貝多芬不是。李白是素樸的，杜甫則多半不是。無論如何，將作家的創作歸因為擺脫他人影響的嘗試，這是對易卜生、喬伊斯的矮化。他們的焦慮其來有自，絕非什麼「影響的焦慮」。
而今焦慮的作家舉目皆是，而席勒意義上的素樸的作家——和自己的創作手段和諧相處，普通人與作家的身份完整統一，沒有自我意識或困惑，同時才華橫溢，這樣的人我很難找出一個。也許馬爾克斯算半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