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有人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你最愛讀什麼？”
對愛好世界文學的人來說，這是一個相當難以回答的問題。我讀過好幾萬本書，其中讀過兩三遍的為數也不少。當中還有幾本是一讀再讀的。原則上，我反對把文學、流派或作者剔除於自己的藏書，跟自己相關的圈子或興趣的範圍之外。但，這個問題還是正確的，而且可以回答到某種程度。有的人什麼都喜歡吃，從黑麵包到脊肉，從胡蘿蔔到鱒魚，沒有一樣會拒絕。但是，他還是會有三四樣特別喜歡的東西；有的人一想到音樂，就會馬上想起巴赫、韓德爾、葛魯克，但他也不會放棄舒伯特或史特拉汶斯基。因而只要深入去看，在任何文學中，我都會遇到較親切、較喜好的領域、時代與節奏。譬如在希臘人中，荷馬比悲劇作家對我更親切，希羅多德比塔西佗對我更有親切感，老實說，我本來就不十分適合帶有悲壯韻味的作家，他們多多少少都會給我一種重荷感。根本上，我不喜歡他們，對他們的敬意也是相當勉強的，儘管他們是但丁、赫伯爾143、席勒或許特芬·格奧爾格144。
我一生中最常造訪，也可能是認識最深的文學領域，便是1750年和1850年間的德國，其中心與頂峰是歌德，此一文學領域在今日看來似已遙遠無比，甚至變成了傳說。不過，我只要在這範圍內，幻滅便跟感傷一樣，離我遠遠的。即使想旅遊到最古老的世界或最遙遠的世界，我也總會回到這領域，回到詩人、書簡作者和傳記作家那裡。他們都是善良的人文主義者，都有鄉土和民族的芳香，尤其那些風土、民族與語言都是我極其熟稔的，從幼年時代就漂浮著故鄉風味的書本，當然更會直接跟我閒聊。讀這些書的時候，無論多微妙的韻味，多迂迴的暗示，多幽渺的共鳴，我都能品味到“瞭解”的特殊快樂。離開這些書，回歸到譯本，或那些缺乏有機的、真正的、從根萌發的語言與音樂的書本時，我總覺得有點勉強與痛苦。總而言之，使我能真正體會到這種幸福的自然是西南德語、阿萊曼方言和許華本方言。只要舉出莫裡克145或赫伯爾146就綽綽有餘了。不過，從年輕的歌德到施蒂弗特，《海因利希·許提林的青年時代》到英摩曼147和德洛絲特·修爾斯霍夫148這段幸福的時代裡，幾乎所有的德國和瑞士的詩人，在語言上都綻放出異彩。然而，這些可愛的書，在今日大多只存在於少數的公私圖書館中，這可說是我們這個淺薄時代最叫人難過與憎恨的徵候之一。
但是，熱血、土地和母語，在文學上並不能說是一切。在這之上還有人類。在最疏遠的地方，我們也經常可能意外而高興地發現故鄉、嗜愛那看來隱密難以親近的東西，並進一步去親近它、瞭解它。就我而言，在我的前半生中，這件事已先由印度精神，後由中國精神予以證驗。說到印度，至少，我已經有預先安排好的道路。也就是說，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曾住過印度，學過印度語言，多少也吸取了一些印度精神。然而，那令人驚歎的中國文學以及中國本色的人性觀和人類精神，對我來說，不只是可愛的珍貴事物，還遠超過這一點，變成了我精神上的避難所和第二故鄉。關於這一點，我三十歲以前是無法瞭解的。三十歲以後，我卻完成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這以前，我只讀過呂克特（Ruekert）翻譯的《詩經》，現在我卻透過李希特·威爾黑姆的譯本，認知了我生活上不可或缺的東西——賢者與善人的中國道家理想。我不懂中國話，不曾到過中國，卻幸運地越過了2500年，在中國古代文學中找到自己預感的化身、精神上的氛圍與故鄉。而這一些，我以前充其量只能從自己的出生地與母語中獲得。中國的大家與賢者，如偉大的莊子、列子和孟子，都是悲壯作家的反對者，他們非常樸素、平民化、日常化，而且坦蕩蕩毫不矯飾，喜歡自發地過著隱逸自適的生活。他們體驗得來的自我表現法，經常給我們帶來驚喜。老子偉大的對手孔子，是禮治家、道德學者、法律家、道義的守護者，同時也是古代賢者當中唯一具有些許儀式風貌的人物。但是，在某個機會裡，他仍然被形容為“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歟！”這句話已顯示了在其他文學中無可比擬的泰然自若、幽默與樸質。我經常想起這句話以及其他諸多語辭，尤其在我觀察世界問題，傾聽那些在這幾年或幾十年中意欲控制世界並使之完美的人物發表言論的時候——他們已經像偉人孔子那樣行動了，但他們行為的背後卻沒有“知其不可”的自覺。
日本人也是我所不能忘懷的，雖然日本人無法像中國人那樣使我熱衷，給我精神食糧——說到日本，我們只知道她跟德國一樣，是好戰的國家。幾世紀以來，日本已經像禪那樣雄壯，富於機智，又極端精神化，同時也毫不遲疑地，甚至剛健地過著實際生活。現在依然如此。禪跟佛教國家印度和中國都有關係，在日本才開綻出美麗的花朵。禪可說是一國國民所創造出來的珍寶之一，也是跟佛陀、老子相類的智慧與實踐。隔了相當時期之後，日本的抒情詩也非常令我著迷，日本人將詩極度簡短化的努力更叫我佩服——讀了日本抒情詩，便不能立刻去讀現代的德國抒情詩，因為我們的詩看來似已脹得圓滾滾，而且節奏緩慢，日本人竟然想出了17字詩（即俳句）這樣令人讚歎的東西。他們很瞭解：藝術並非舒緩才會變好，而是要緊湊才會變好。有一次，一個日本詩人寫了兩行詩：埋在雪中的森林裡，有兩三根梅枝開了花。他把這首詩念給路上的人聽。路上的人說：“只要一根梅枝就夠了。”作者認為對方說得很有道理，這時他才發覺自己已遠離了真正的單純，於是聽從友人的勸告，把詩改正過來。他的詩，現在我仍然牢牢地記在腦海裡。
在我們這個小小的國家（瑞士）裡，由於今日書籍的生產過剩，往往成了笑柄。如果我還年輕有精力，我一定放棄一切去編輯並出版書籍。我們不能把持續精神生活的這項工作拖延到戰後重建的時候，也不可以把它當作不顧良心的一時性熱門工作。那些匆忙趕製出來的新書，對世界文學的危害絕不下於戰爭及伴隨戰爭而來的後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