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的「大」，是盡人皆知了的。近聞某市副市長帶了秘書進京人部辦事，秘書見那接待辦公小姐大咧咧待搭不理地，情急之下介紹說：「這位是我們××市常務副市長……」不料話未說完，那丫頭頭一揚，嘴一撇當即頂了回去：「市長，市長怎麼樣？沒看我正忙著嘛——那邊等著去！」然而這市長卻也不同尋常，也當即拍案道：「我是國務院×市下派幹部，我不是那市的市長！」這姑娘聽了不禁臉一紅，面頰也便鬆弛了一些，且不好意思立即便笑，便道歉，但口氣已經緩了，漸漸也就客氣了，禮讓了，有點對待客人的模樣了。
這也猶如一些港人。比如：我有點惡意地思索，京人之大，大概因為他或她傍著或見過的「大官」多了，於是便想當然地認為自己也是「上級」，上級見下級，自然要大幾頭；港人只消把大官換了「洋大頭」，一切習慣照舊，我們一樣玩不轉。
作家朋友訪歐歸來，在香港一家飯店就遇到這類事：那侍應生大約懷疑他身份，死活不放他回房，也是情急之下，他嘰裡咕嚕甩了幾句英格裡希，於是侍應生的臉也鬆弛了下來，慢慢「不好意思」，慢慢慇勤客氣。
其實港人與京人人內地到「下頭」，他們也曉得謙虛，親熱得叫人心裡發燙，又是遞名片又是給客人端茶送水，那是因他曉得離了他那一畝三分地兒，原先那一套便玩不轉了。假使你沒有這點識見，真的到香港或到北京名片熱熱地去「認親」，多有熱臉蹭了冷屁股的。這不需人教，實驗幾回自己就曉得了。
這也有點像我們文學界裡的評論家——高級讀者，能給你造一點輿論的權威者吧，心理狀態也和上頭說的差不多。不知道是誰選的，也不曉得是誰派的，因他能指手畫腳說一通蘇格拉底如何如何，莎士比亞怎樣怎樣——每隔一段日子，他們就聚在一起，吃吃，談談也順便玩玩，新的一屆什麼獎也就誕生了。這在用老話說——舊時的話說該叫什麼呢？客卿吧，清客吧……《紅樓夢》賈家奴才說的「篾片相公」吧。吃飽了玩美了，談天是了，擦著油光的嘴講「文學界」的是非，決定他人作品之文野高下粗細等等。總而言之，來「執牛耳主騷壇」。
我說這話或許是刻薄了點。他們獲取這種身份，當然是需要些真才實學的，別人學富五車就可以抖一下，這些家們修得十年甚至一百年——要讀這麼多書才傍上如來佛，成了觀音，普賢等等「老母」或鬥戰勝佛（註：孫悟空後來是對了這位子）之類小佛，其中辛苦也非局外人能知。
老香港人一百多年前是否今日這類做派，我沒有考證，不得而知。實在的，今日說的北京人云云，絕不是說人藝《茶館》裡老捨筆下的北京人。老北京人甚至老「北平」人我都見過不少。我沒有本事寫他們，但你看一看《龍鬚溝》就曉得他們的質樸、誠實、善良、辛勤、厚道與明白事理了。這群人現在已老去了，或者在老四合院中還能遇到——總的說是湮沒在當今光怪陸離的霓虹燈裡或高樓群中了。又牛又大的多是「當今」那些有本事或靠了有本事的新馬仔們。
我這個人出身成分高（富農）——說起也是笑話，爺爺的家產，倘若與伯父父親均攤，也就是中農吧？那就是「團結對像」了。他不懂這道理，送了兩個兒子去抗日。土改時一評，他的地多了，應評為富農，這就成了與貧下中農的「敵我關係」。反而帶累了干革命的兒子，成了我一生難以化解的心頭陰影。由此，一個沉重的政治十字架始終壓在我的肩上，我的飯飽思饑也是由此而來。
昔日不寫書，也不過掙扎著過而已。浴血幹了一輩子的父親是「富農出身」，我也就有「富農孩子」的身份嫌疑。今日寫書，又有人說我寫書寫成了千萬富翁，還有個說我「為封建帝王」歌功頌德。牆頭上掛洋蔥，根焦葉爛心不死，「封建餘孽」一詞有其根源，寫的書「既不符合歷史也不符合現實」（見《中華讀書報》二二年七月七日頭版），還有一位評論家，算是我們文界的「北京人」吧，乾脆要塞我進「時間隧道」去見雍正，讓雍正的血滴子收拾了我去。
因為精神緊張，也沒有挨公開批評的經驗，我記得起初是毛髮森然了幾個小時。這罪名倘放在「那時」還得了？後來看看，沒有什麼後繼的手段，沒人開批鬥會，也沒有公安來找我。人，其實表相長得差不多，我猜我的臉也有點像那個北京姑娘和香港侍應生，漸漸放鬆了。就算我曾是「套子裡的人」，也算走出來透了點氣。話又說回來，借用「套子裡的人」一句話款款相問：「你們幹嗎欺負人？」
近日《中華讀書報》刊《兩作家揚言超越二月河》。我想，超越是極好的，讀者可以讀到更好的書。我同時又想，我決計不與人比賽。能寫的話，自己的能耐寫點什麼就是了。這絕不同於我們國足，踢贏了，抖得走路冒黑煙，說出話來污染空氣；踢得糟了就孬種縮脖兒，一副「嘿然」樣兒，臉拉得老長。文界有文界的遊戲規則。那是很有風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