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知識產權」成了熱得炙手的話題。由這話題衍射到作家隊伍，那說法便是書的盜版。
這是很新的名詞了，我們老祖宗寫的史書裡頭沒有。其實就我而言，應該是極度憎惡痛恨盜版商的。我的社會身份裡頭就有保護作家權益這一條責任，我的書在市場上也很有點賣相，盜版商不納稅，這損害了國家利益，不給我付稿酬，也是褻瀆了我的勞動，我兜裡也少了不少（肯定是天文數字）「銅」。然而「應該」是應該，我極少對此提出批評。今年在北京，開人代會，一家報紙請我給編輯們講講。有人提了這個問題，我答：「對於盜版，我的心理和感情是複雜微妙的。」
倘說「盜版好」，我不敢。它違法，二月河你敢說它好？你不是和法律對著幹？我沒有這個膽。我自己是盜版的深受損者，倘若心裡還誇盜版那我就需要看心理病的了。
然而我對盜版商恨不起來。且是，我對我的同行高張義幟大肆撻伐，聲色俱厲，激切陳詞……征討盜版，「竊以為……」不能理解。我的心理陰暗到這種程度，看到這類激烈文章，坐在沙發上掩口而笑。
我說「陰暗」許是真的。盜版與「強盜」、「盜竊」同族。我不恨，還不夠陰暗嗎？
我的書早就被盜版盯住了。1990年前後吧，出版社在南京做了個調查，僅《康熙大帝》一書就有八種盜版本。從那時過來這多年，也是「與時俱進」愈演愈烈。有人問我這些年受損若何，我粗作估計「大概兩千萬吧……」哇！兩千萬呢！
如若躺在被窩裡想：我可以在南陽濱河路邊修一座大型別墅，買三輛汽車吧，一輛自己坐，兩輛接送客人機動使用，三個司機兼做僕人，再要一個女秘書，當然還得請個保鏢，誰的武功好呢……這麼著想，一覺醒來，發現原來還是那個二月河，他的本名叫凌解放！媽的……就像《漁夫和金魚》那首詩裡的老太婆，跟前仍是那個洗衣盆；又像薩克雷的《名利場》裡頭的蓓基，身前只剩了個小賣攤……這麼著，非發瘋了不可。我看有的同仁，提起盜版那種憎恨，那樣聲嘶力竭，歇斯底里，氣急敗壞……心裡很是不懷好意：是不是君子剛剛做了個什麼夢？
前年春節，有一位陌生人到我家來，直稱「我是盜您的書的，我……想送您一點……錢吧……」我說：「我不問你名字。咱們各奔前程，各安天命吧。錢是決不能收你一分的。」這是盜得不好意思了。也許是見我被人偷了也不罵，更「不好意思」了，來找我找一找他的心理平衡。但不論怎樣，他算一個「盜亦有道」的人。
其實我的心思也很簡單，盜版書對窮讀者有利。這也是個不爭的事實。這事我原本不曉得的，十年前吧，第一次碰到盜版我的《康熙大帝》，一問價，是原版的三成。我當時真大吃一驚，這件事讓我想了「良久」。我知道了，出版社付給我千字三十元的「優惠稿費」是個什麼含義，知道了書的利潤，也知道了「三成」裡頭也還有賺頭。現在的下崗工人是什麼境遇？兩年前聽一位工人講，他們是「三線廠」，在深山農村，過去是農民來偷工廠的設備賣銅鐵。現在農民告工廠，說工人把他們地裡的菜根都偷吃光了。還有一個真故事，一個雙下崗工人家，媽媽帶孩子買菜，腰包裡只有兩元五角錢，買完菜還剩五角錢，小孩子鬧著要吃豬頭肉，媽媽把最後的五角錢掏出來，賣豬頭肉的說：「五角錢的肉怎麼稱？別處買去。」媽媽為難，孩子哭得很凶，賣肉的知道了也掉淚，說：「我不要錢，給孩子割點吧……」還有一個警察，抓到一個小偷。小偷說我窮，因為下崗了……警察帶他到他家看，家徒四壁，冷落鍋裡，煮著一鍋絕無糧油的野菜。警察擺手放人，當下就默然離去……
一套書是幾何錢？我的一套文集，便宜點的版是二百多元，軟精裝、硬精裝、豪華版本、帶木箱精裝是三百多、四百多、五百多、七百多元不等。我不講上面這些極端的例子，就是一般下崗工人，販夫走卒，推車賣漿者……花三成的錢買一套回去看看你的書，我不好意思剝奪掉他的這一點權利。
從這一點上說，我以為我的心理還是健康光明的。三百多年前在一個嚴冬，蒲松齡停住了筆，在他的綽然堂窗前端坐而逝。他沒有見過他的《聊齋誌異》「版本」。二百多年前曹雪芹兩個兒子死於天花，悲苦困頓中「淚盡而逝」，他也沒見到他的《紅樓夢》版本，更遑論什麼「版稅」、「稿費」！二月河何人？你們「那眾位」何人？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凡是討伐盜版書的，我看都是有版可盜的，這也是吾國國情，除了盜版，還有多少潑天大事，極令人頭痛的混賬事？這件事比起來，不是什麼了不得的。
但盜版確實在「盜」，確實損了國家稅收及版權規矩，算是損公肥己的劣行……這麼麻煩的事，我想不透，感情又這麼複雜，不聽，不問，不管算了，請社會學家和政治家來傷腦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