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成才——我個人的一些感悟
我是1968年入伍的。當時正是「上山下鄉」運動高潮，我在南陽第三高中讀書，很幸運地穿上了軍裝，迴避了這個令人厭煩畏懼的「大事」。
應當說，我上學還是努力的。只是因為父母工作調動太頻繁，僅上小學，我就換了五次學校。各個學校講課進程不盡一致，這就拉下了饑荒。除了語文，其他課目僅能混個及格。父母是老幹部，他們忙，只注意到我「別變壞」，顧不上我的功課。我也缺乏讀書學習的主動和自覺。因此，在家長和老師的眼裡，我不算壞學生，但是是個沒有出息的無能之輩。
1968年秋，我們連隊調往山西大同，「執行毛主席『五·七指示』，學工」，為總後勤部采煤。當戴上礦燈，穿上油膩潮濕的破工作衣和長筒膠鞋走進半尺積水的井下時，我突然意識到，我已走進人生的最底層，再不改變就會永遠留在這裡。好比一個鍋底塘的底部，我在這裡無論向哪個方向努力，都是「向上」。從那時起，我下了死決心，開始了自學生涯。
所幸的是，我們是個施工部隊（總後勤部工建206團），不參加「支左」。部隊領導注重工程進度，並不留意戰士們讀書是否「四舊復辟」的問題。我用盡一切解數搜集書籍，讀完了《二十四史》（基本。有些「志」未讀）、《資治通鑒》、《中國通史簡編》，先秦諸子的哲學論文也有不少涉及。部隊黨委見我大批判稿子寫得不俗，特命我擔任黨委常委的文化教員，我就有了更多的學習和讀書的特權和機會。這個期間也閱讀了大量的中外文學名著，細讀了一些馬列的經典名著，如《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馬、恩、列、斯論巴黎公社》等等。有些時間找不到合適的書，也讀了一些很無聊的書如《奇門遁甲》、《柳莊》、《麻衣》之類的五行命相書籍。
所以，我所攝入的文化營養是十分駁雜的。然而卻也形成了我個人比較紮實的知識建架結構——以中國歷史為基礎，輔以文學和藝術的鑒賞評論能力。我的第一點體會，讀書少了是不成的；讀書不雜，純粹的經院高才生也很難創作如《康熙》《雍正》《乾隆》這類著作。
第二點，我覺得我的機遇不錯，碰上了好氣候。1978年是決定性的一年。我是比較注重政治理念的人，又擔任理論教員。雖然從心裡很佩服如康熙這樣的人，但他是「地主階級的總代表」，是封建皇帝，是不可以歌頌的。真理標準的討論開拓了我這樣的思維：A.凡是在歷史上對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作出過貢獻的；B.凡是在對當時生產力的發展、對人民生活的改善作過貢獻的；C.凡是在科技文化教育諸方面對社會作出貢獻的。——這三者只要具備之一我即予以肯定和歌頌，反之，則鞭撻。這一理念的形成是時代賦予的。我1978年隨第二批幹部轉業，剛好趕上時代。
《康熙大帝》第一卷成書出版，是1986年初夏。這個時候正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期。出版社當時雖然以計劃經濟為主，但已開始關注市場效益。《康熙大帝·奪宮》一書一次征定了七萬餘冊，社裡領導上下都很高興，用最快的速度發稿——如果按照我的知名度來辦或按「政治標準」來劃定是「歌頌誰」，定評這樣的書很難付梓。
大氣候如此，小氣候也不錯。南陽市歷史上是個比較重視人文的地方，歷屆市裡領導，比較注重栽培文氣。我轉業時，這裡已經有一個可觀的作家群。領導上經常開創作生活會，鼓勵保護創作人員。記得清理「精神污染」那年，南陽一個作者寫了《別廷芳傳奇》，有人說那是污染，應批判。市委明確表態：南陽沒有精神污染。這樣就把他保護了下來。事實上，文學人本身不但無縛雞之力，政治生命也脆弱，一打擊就完了。
就我成書碰到的機會，馮其庸先生，是真正的老師。他在《對人文社科人才培養的幾點想法》一文中提到我的情況，完全是事實。他到河南來看我的稿子，是繞道來南陽的。我當時困於兩點：我的稿子到不到「發表水平」？我在出版界「外無應門五尺之童，內無期功強近之親」，一個熟人也沒有，他當時說，稿子很好，不要發愁，出版社由他來聯繫。他五月來，我只有十七萬字，到年底，就寫完了三十四萬字，並且抄謄了一遍。《康熙大帝》第一卷就在除夕完成。我的責任編輯顧仕鵬和周百義也都是十分到位的好編輯。
力氣+才氣+機遇。大致上就這麼三條，我自己這樣總結的，我在大學給學生們講，也常說這三條缺一不可。大環境小環境，如有一方起負作用，是不可能讓人才脫出的。《康熙大帝》第一卷出書，顧仕鵬問我用什麼筆名或本名，我想出了「二月河」，這當然結合了我「凌解放」的本名。其實也是我的感悟，十一屆三中全會，真理標準的討論迎來了凍河開封的春天。我一生遇人，有不少能力大於我才力也超於我的，或老死牖下，或潦倒無力，或平淡無奇終生，即因缺乏了「際遇」而致。
由此，我建議，一、建立正規的建議與推薦渠道。由權威的學術團體定期向組織部門推薦自學成才者，作為考量人才錄用的硬指標。這種社會認定具有「當量」學歷的權威，使其有「規格」，以解決其待遇問題；二、「是人才，就當官」的理念要不得，一定要因才施用，把人才安放在他最能發揮作用的崗位上；三、自學成才者最易自生自滅，因此，為他們創建良好的小環境，施以政策的保護措施是必要的；四、具有創造潛力的人才，經過學術論證，可以在工作條件和物質條件上施以相應的優惠政策；五、人才要加以培養與教育，這件事應有專門的機構與制度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