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這種東西正在中國肆虐。這種病現在還不明白它的「來龍」，因此也就不能果決地預料它的「去脈」，知道它厲害，講科學、講衛生，謹慎防護，這都是應該的。我在電話中告訴女兒，「這就是瘟疫，爸爸也沒有經歷過，現在極老的老人也很少見過，要沉著精心應付……」她天真地反問：「連爸爸也不知道瘟疫嗎？」
在女兒的心目中，我應該是什麼都知道的。倒很慚愧，事實是知之甚少。
瘟疫是人類早就面臨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有一場瘟疫席捲歐洲，死了有一千多萬人吧？政治家忙打仗，千萬百姓任由疫魔蹂躪；說來也可笑，不過是流行感冒而已。中國的瘟疫記載，那就更早得不知何時起。除了五胡十六國那許多短命王朝，任是哪一代都有，漢、唐、兩晉、隋、宋、元、明、清等，都有瘟疫滋擾，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記的就是災異與人事的「聯繫」。他想「辯證」，用的卻不科學，漢張角、唐黃巢……直到明代的白蓮教們用的是「乘時而起」，似乎「天亡一朝」，所以「我朝當立」，是給一些民間野心家提供了造反機會。
我不認為腐敗和「非典」有什麼超自然的聯繫，「因為腐敗所以非典」，倘這樣說，肯定二月河神經有問題。
但是，但是……「非典」不由腐敗生，腐敗卻能助「非典」，這個辯證，怕是無可掩飾。
中國的醫生，講究於病人有「割股之心」，中國的藥店，門前掛的招牌是「但願世上無病人，何愁架上藥生塵」。遇到這樣的災異，坐堂的先生有義務，藥店裡非但不漲價，且多有捨藥濟民的。《三言二拍》中就不少這類記述，白娘子和許仙就是這樣做的。年成收不好，大戶人家、廟宇寺院，設棚賑饑的也不乏其人。然而「非典」折騰了這許久，所有輿論媒體開足馬力宣教，我們見到的差不多都是「政府行為」。政府忙政府的、我忙我的。政府忙著救人，我忙著掙錢，掏腰包捨錢支援救災的，除了幾戶「特大」集團之外，「捨藥」的幾乎不見，倒是趁危打劫，哄抬物價，賣假藥、假防品的。打個比方，一包板蘭根沖劑，幾毛錢的東西，一下子抬到十幾元、幾十元——它治病不治病還不見得。甚或有劣質官員設卡收錢，發災異民難財，打之不盡，報道不完。
缺德的醫院、藥店，缺德的官員，當此非常時期，應有非常手段，以雷霆之力擊之。
天降災難，對國家民族是一場考驗，結局可能有兩種，或者激動民族活力，萬眾奮發，在抗擊中生同仇敵愾之心、之情，在患難中，從此凝聚起來，這叫「多難興邦」；再就是在「禍不單行」中被一擊又擊，終歸頹坍了去。這樣的教訓，也是史不乏書的。雖無天人感應之事，但忌年「事多」，應是鎮定警惕。不見一九七六年？天降隕石雨、唐山地震，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先後逝，又歷粉碎「四人幫」……頗是大事迭起！
「非典」在元月已在世界上發生，三月已是列國嘩然，震驚全球，我們的衛生官還在那裡「負責任地」胡吹「疫情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一頭是哄騙媒體，剝奪人民的知情權；一頭是一群知情不法商販，甚有藥物機關，乘機連送所謂防「非典」藥物，發黑心財，反使災情大作，在我們的「心臟」猖狂。
舊時代祛疫，有請和尚道士設祈禱消災的，有民間鰥寡孤獨跪天哀的，有放爆竹驅魔的，還有「打醋炭」辟邪的——這些花樣當然是唯心主義在支配。但我不以為它們全然無效。祈禱，老天爺未必聽得見，動心降祥，但是這樣的社會行為有穩定人心的作用，放爆竹的硝煙，燒紅了的炭淬醋的霧，有消毒的實效（醋場工人不患感冒，是情真的確）。
現在放爆竹燒醋炭恐怕都無效。一點不假，「這是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就死亡人數看，實際上已超過伊拉克戰爭中死的美國人。
這「非典」嗅之無味，視之無色，醫之無藥，治之無術，有點像永州之蛇「以嚙人，無御之者」，「對症治療」是唯一可行之法，那就是說，只能頭痛治頭，腳痛治腳，且是治療中醫生護士也「成批量」染病，同樣只好「對症」——這玩意兒真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