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家報紙前幾年來採訪，回去寫了一篇文章。談到初見我的印象「好像很易欺侮的樣子」，那意思是說我綿善，無橫霸之氣的吧？這句話混在幾百句話中，很容易被讀者忽略的。然而到今天，通篇文章已經皆忘，模糊不知所云，唯獨這幾個字還印在腦子裡，鑄在心裡，想起來滾燙、簇新。因為它真實，記者銳利的目光，只掃了我一眼，就擊中了我心靈的這個暗區。
倘注意一下我的小說，凡是欺侮人的地棍、惡霸、流氓，幾乎都是在當時現場現世現報，立即倒霉吃虧，甚至丟了性命。我知道，在實際生活中這種情況是極少發生的。「惡有惡報」那是真的，但有個「時候不到」的事。有的欺侮錯了物件：比如攔路搶劫攔了泰森，被他一拳打得滿地找牙——這種事只是說說而已。有撬門人室的賊，在主人家突發心臟病，反而求主人搶救的事。我還在報紙上看到這麼件事——一個樑上君子半夜回宿舍，辛辛苦苦爬到十樓，雙手扒著陽台沿喘息未定，誰知這家養了只鸚鵡在籠子裡突然發話問：「你是誰？」這位大吃一驚，雙手一鬆直落下去。這都是新聞，之所以是新聞，是因為它發生的少，是奇事，而在我的書中卻是頻頻地，不厭其煩地，變著花樣地發生。我也知道這不是「生活的真實」，但這是我的心理狀態使然，我仇恨他們——那些仗勢、仗權、仗力無緣無故整治壓迫人的人。哪怕是這樣，車匪路霸上車搶劫，碰上了持槍砸銀行的在逃犯——這種事也自有幾分舒心的愉快，讀來令人解恨。比如一個在逃殺人犯突發「非典」，被隔離，被發現，治好了病再斃掉，也是很教人痛快的。
這樣積極地揚善懲惡，和我創作「社會小說」的宗旨是不切當的。這純是我的個人心理在作用。我的這個家族，是個很易欺侮的家族：我祖父在日寇侵華時，先後把兩個兒子送進抗日隊伍，一九三七年送一個我伯伯，一九三八年又送一個我父親。伯伯戰死。父親在空墓穴中藏身，與日本人周旋七年，家中二十四畝地，困乏勞力用了個長工，被劃為富農——地富反壞右（派）那是「階級敵人」，專政對象。我始終認為，祖父是深明大義的，個人卻身遭不幸。因了他給我們的這個「成分」，真的對我們貽害無窮。一九四二年我父親已是縣武委會主任，又打仗又立功，樣樣積極，處處小心，一丁點不敢犯過，輾轉到一九五八年，復又到一個縣當武裝部政委——退是沒有退步，然而半步也沒進。他一直到死，都是勤謹慎微，小心、亦步亦趨地「照著社論」辦事，影響得我們兄妹也都是大晴天出門帶傘。我入黨那年，志願書已填，遲遲不見批准。後來組織找我談話，劈頭就問：「你還有個姑姑，是地主，為什麼不填？你對土改家中挨鬥，是什麼認識，什麼態度？」家中如此，我在學校功課不佳，也是底子，老師白眼，同學譏嘲的事也自然難免，好在學校還不把我看成是「富農子弟」，不然，真的沒法過了。——落後就要挨打這是小平的話，於國家民族是真理，放在一個團體，一個部落，一個人身上，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貧弱就要挨打，沒有理可說。所以鄧小平取消成分說，父親講「就這一件事，足見他是歷史第一偉人」。
他講的是當代史，是他自己的歷史——我是這樣理解的，就中國整個歷史，何代無賤民階層？解放賤民這件事，似乎只有雍正做過，且是很不徹底，留著許多尾巴，再就是鄧小平，他真的是快手，一刀就劈碎了這玩意兒，於個人「五類分子」是「見了天日」，於國家也不拘一格了，不然我們也就不會有朱鎔基這位總理。
這團籠在頭上的烏雲，在我們家上空盤旋了半個世紀，散去了。但半個世紀了，就是達摩面壁，也只十年，在石頭上且印下了影子，何況我二月河，「好像很易欺侮的樣子」——不是面壁，是「面人」的效應。